舊文存檔｜1963：報上已無毛主席

一

我開始尋找我父親生日那天的報紙。

我的父親出生於1963年4月28日。在我的記憶中，428這個時間，似乎是很多歷史的轉折點。如果回憶，我們看到，1906年4月28日，新聞紙第一次公開成革命派和改良派，討論應該革命還是改良。這是清朝末年的媒體環境，山雨欲來風滿樓。 1928年4月28日，革命黨人的共產主義支流，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敗退井岡山，黨史則稱之為“朱毛會師”，開始了中共的第一次復興和割據。到1956年4月28日，那時候清朝早已終結，中華民國也偏居台灣，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建政大陸。這一天，毛澤東不顧黨內的不滿，號召“雙百方針”，之後的結果，便是一年之後的引蛇出洞，五十五萬知識分子墜入深淵。

我是重慶人，我父親出生的時候，他還是四川人。而到1963年4月28日，我父親出生這一天，是否有轉折性的事情發生呢？我找到了那天的《四川日報》和《人民日報》。

答案是，沒有。沒有轉折性的事情發生。這一天是星期日。四川日報只有兩版，一個頭版一個副刊。人民日報也只有四版。

來看四川日報這一天的頭版。我們可以看到“不登高山不顯平地，不比先進不見潛力——三元葡萄糖廠客服自滿情緒虛心向友廠學習，生產水平提高成本大幅度降低”，“找差距趕上了先進——德陽鍋廠飯鍋暢銷綿陽專區受到消費者好評”，“老紅軍的本色——記桐君閣藥廠黨支部書記李三多”，這三個新聞我把它歸為一類，叫做“經濟”新聞。

一個頭版三個經濟新聞，而且是葡萄糖、飯鍋、藥廠，按照行業劃分可以劃分進輕工業或者第三產業，而不是鋼鐵、石油、建築等重工業。這並不符合我的期待。我的期待是，這份黨報一定會有符合社會主義先進性的東西出現，比如人民公社，比如鋼鐵產量，比如勞模光榮……而這些統統沒有，取而代之的是競爭性的，激勵性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新聞，這不是明顯的政治不正確嗎？

而讓人疑竇頓生的，則是這一條，“劉主席將訪問柬埔寨越南”。在我的預設中，即便沒有那些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新聞，也至少得有毛主席的頭版頭條才對，而毛主席卻在報紙上消失了。我的疑問更深一層。

翻到副刊這一版，由於香港大學微縮膠卷影印的報紙並不清晰，我無法完全辨認副刊的詳細文字，但卻發現一個引人注目的雕塑，我看到他叫“雷鋒”。

“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經濟新聞。劉主席。雷鋒。冥冥之間，他們會有更深層次的關係嗎？

我開始繼續檢索。這一次是最權威的，顯示政治和方針動向的《人民日報》。

4月28日的人民日報，我看到劉主席，沒有看到毛主席。

4.27，我看到了毛主席，但是有毛主席的時候，也有劉主席。劉主席所佔的版面則更大。

4.26，還是有毛主席。劉主席也存在。

但是從4.25起，我就開始不放心了。 4.25還是有劉主席，週總理，但卻不見了毛主席。

4.24，同樣沒有毛主席。劉主席依然頭版頭條。

4.23，仔細尋找後，我沒找到毛主席，劉主席則是頭版頭條。 4.22，4.21……

4.20毛主席竟然被三個劉主席的新聞包圍在了中間，只佔很小一部分。論分量，少了太多。

4.19 劉主席頭版，幾乎佔滿了，且有幾條新聞。

4.18繼續，仍然劉主席。 4.17……

一直到4月1日，依然是劉主席的頭版頭條。毛主席則出現過三次，每一次的版面都小於劉主席。

我再繼續檢索了當年其他月份的人民日報，結果大致一樣。依然是大部分都有劉主席，而極少毛主席。

如果人民日報是一份娛樂報紙，每天佔據頭條的，我們理所當然地把他叫做紅人。而那個一直上不了版面的人呢，我們說他過氣了。

所以，從我父親生日那天的報紙產生的疑問，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得到報紙版面證實的結論，毛主席過氣了。

仔細回想一下，在中學的歷史課本上，我們對這一段時間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如果只學習中學歷史，差不多會覺得毛主席一直是主席，一直是政壇主角。殊不知，檢索報紙才發現不是這樣。中學教科書上的表述，顯然存在無法解釋這段歷史的斷裂。

“如果一件事情無法解釋，那麼一定有你所不知道的事實存在。”

二

在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中，有這樣一個章節《退卻（1961-1964）》，在第一段，特里爾用零度敘事寫道，“迫於政治和經濟的現實，自1961年起，毛澤東帶著滿腹狐疑開始讓步退卻了。劉少奇、鄧小平二人強調政治秩序和經濟效益符合時代趨勢。劉、鄧並沒有同毛澤東發生正面衝突，只是沿著自己注重實際的道路加快了步伐，並且自然而然擴大了權力。毛澤東對他們沒有做出什麼決定性的阻止。”

因為“政治秩序”和“經濟效益”的原因，那時的毛主席似乎不再如日中天。

時間回到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大躍進第一季暫時結束，由於第一季“收視率的慘淡”，這次大會很可能導致的是大躍進被宣布終止。但由於彭德懷的一份只給毛主席看的萬言書，被毛澤東印了出來分發全部與會幹部批判，糾左變為了反右傾。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的彭張黃周軍事俱樂部被打倒，林彪由於堅定地支持毛，代替被打倒的彭，升任國防部長。大躍進第二季隨即播出。

如果說大躍進第一季是部分範圍的失敗，糾正及時，還可以逆轉，那第二季大躍進則是慘絕人寰的失敗。農業產量急劇下降，和農業產量正相關的輕工業急劇下降。而食物短缺，商品匱乏，重工業也因此嚴重受挫，受挫程度甚至超過輕工業和農業。

1959年末和1960年重新開始的大躍進導致了整個世界20世紀最大的飢荒。導致2000萬以上人口的死亡。

終於不得不變。而由於巨大的錯誤，毛澤東開始“過氣”了。他的過氣分步驟進行，暗藏殺機，反复焦灼。至今回顧，仍不免讓人淒涼感舊，慨然生哀。

第一步開始了。 1961年1月，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發言，要求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用現在的流行語講，這叫“請自行打臉”。打臉的結果是會議正式批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人民公社實際上已解體為大隊，農村的黑市開始半合法化。工廠中廠長負責制又復活了。偏離黨的工作方法的傾向已經出現。1957年被作為毒草連根拔掉的知識分子又在劉鄧的權勢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特里爾寫道。

步步為營，第二步朝毛澤東走來。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在這之前，為了滿足毛澤東的自行打臉，“實事求是”——劉少奇到湖南長沙、寧鄉縣，周恩來到河北邯鄲，朱德到四川、河南、陝西，鄧小平、彭真到北京順義、懷柔實地調查研究，設計方案。而中央的其他領導和地方各級領導也都分別組織力量到基層，對農村、工廠、商業、文教、科技等各方面的情況進行調查研究。

在這次會上，基於實事求是的主張，中共通過了《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等等，比如《農業六十條》規定，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提供自留地。而《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在所有製、分配製度、公共食堂辦與不辦問題上都有新的規定。按現代經濟學來講，私人產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

6月12日，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做了總結講話，在講話中他做了自我批評，並且認為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廬山會議後幾年來批判和處分錯了的人都要甄別平反，重新教育幹部。並且，不許再開展反右傾或者左傾鬥爭，禁止給他們戴政治帽子。

不止於此。會議通過的條例除外，在結束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之後，薄一波又組織製定了《工業七十條》等內容，強調了“專家的作用”和“物質刺激的作用”。

黨內高層並沒公開反對毛澤東，但這一次通過的所有條例政策，都在實際上反對毛主席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高潮在1962年1月到來。第三步，七千人大會。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會上做了主要報告，他把主要責任歸到中央，強調防止粗暴的清洗和反清洗的重要性。他說，三年飢荒的問題，70%是人禍，30%是天災。這與毛澤東豎起的三個手指恰好相反。

據鄧力群的回憶，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激動地說，“犯了那麼大錯誤，給人民帶來那麼大的損失，我這是第一次總結！總結一次還不行，以後每年都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

然後就是著名的那句話，“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1962年3月，劉少奇又就公安部長對公安部近幾年來多次打死人的現象，說出了一句讓毛澤東聽者有意的話，“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

這是來自金沖及《劉少奇傳》的實錄。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認為，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則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他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他是在反駁毛澤東親口說的比喻。這次“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大家滿意”的會議之後，政治局擴大會議便即將召開，可毛澤東則自稱徐霞客，他仿效這位中國最著名的驢友，一走了之。

政治局擴大會議作為高層內部會議，對這個國度的災難則說得更加透徹，後來我們稱之為“西樓會議”，這是毛過氣的第四步。

劉少奇主持召開會議，他認為國民經濟要進行大幅度調整，而因為處於非常時期，所以要退，要“退夠”。

在毛澤東看來，困難時期已經挺過去了，這是“危言聳聽”，把形勢看的“一片黑暗”，劉少奇是“揪住不放”。

類似的對話在1962年的7月也同樣發生。劉少奇之子劉源在《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中寫道，劉少奇和毛澤東曾有過激烈的爭執。在劉少奇“人相食，是要上書”的警告以後，毛澤東對劉少奇說：“西樓說的一片黑暗！三面紅旗否定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後來我們看七千人大會，才知道毛澤東開得很不滿意，但是需要知道的是，七千人大會的報告他早已提前審閱，並且批了三個字，“覺得好”。他接著又說“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需要看第二遍”，又建議推遲三天作報告。在《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中，作者就這段歷史評價，“覺得好是客氣話，不太滿意才是實情。”

事後的佐證是1967年，文革開始之後。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時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就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江青則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到第五步，則是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毛澤東顯然是以另外一種心情對待這次會議的。

他越來越感到自己在決策的主流地位中處境孤立。毛澤東和中央官僚集團彼時已產生了深刻的分歧。這一次他開始反擊，而不是退讓。一直被人打臉顯然令他相當不爽。

在會議的初期，毛沒有講話，講話的人是這些——

鄧小平：“關於“單幹”，不管白貓黑貓，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朱德：“要求在農業中擴大個人責任制。”

陳雲：“在北方分'保命田'，作為解決農民吃飯問題的緊急措施。”

鄧子恢、劉少奇：“主張搞包產到戶，包乾到戶。”

繼續反思和改變的會議被毛澤東憤怒地打斷。

毛澤東質問，“社會主義究竟存不存在階級？這兩年國內的形勢究竟是一片光明還是一片黑暗？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就是搞資本主義！”

即便按照上面最高層的意見，毛澤東也是以一敵五，更遑論這五人在黨內外的擁躉了。但勝負出人意料。因為突如其來的天子之怒，劉少奇竟然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贊成毛主席的批評，認為自己把國內困難估計太嚴重。但焦灼的處境並未結束。

隨即，毛主席過氣的第六步，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

預備會議期間出現的插曲再一次激怒了毛澤東，被下放的彭德懷通過實地調查，又寫了一個八萬言書，要求中央對自己全面重新審查，做出正確的處理。一個黨員寫信給中央，履行自己最正常的申訴權利，卻被毛澤東斥責為“翻案風”，是對黨提出的挑戰，在會上，彭德懷再次被嚴厲批評。

然後就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一篇據說他作為後台的小說《劉志丹》，被毛認為是用“小說反黨”。而由於彭德懷在某種程度上和曾經的高饒事件有關係，彭德懷、習仲勳和早就被開除黨籍，已經死去的高崗奇妙地組成了“彭習高反黨集團”。在這之前，兩個宿仇羅隆基和章伯鈞被組合在一起成為“章羅聯盟”，在這之後，也有“批林批孔”這種神奇的千古組合。當然，這種共產主義經典笑話，就是題外之言了。

毛澤東在會上又針對階級、形勢和矛盾發表了言辭激烈的講話，他要求全黨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並且要“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再一次的，毛澤東批判了“黑暗風”、“單幹風”以及“翻案風”。

面對元首的憤怒，黨內高層的態度呢？

作為國家首席執行官的劉少奇在十中全會上依然同意毛澤東，“現在，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形勢已有好轉，我們更應該堅定。今年五月對困難估計得多了一些。”他再一次自我批評。

關於這一次會議的結果，《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如此寫道——

十中全會在理論上接受了毛的全面分析，但在它的具體條款中保留了1961-1962年為了從“大躍進”中恢復過來而擬定的辦法。由此而產生的折中公報，有些段落重複了毛的語言，另外一些段落插進了劉、鄧和陳提出的理論。

六步結束，我們看到，毛主席是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過氣”的，他一邊被黨內高層承認和誇獎，一邊他的主張政策卻在實際上被邊緣化。劉少奇，如同在報紙上觀察到的那樣，自1959年成為這個國家的首席執行官以來，開始實際地掌握著這個國家政治秩序和經濟發展的輪盤。這個國家最官方的報紙和地方的黨媒，都開始把他捧為最如日中天的紅人。他的團隊所主張的路線，也開始在版面上大量展示。

經濟開始恢復，政治趨於穩定。而毛主席，則在眾官僚的陽奉陰違中過氣了。毛澤東的烏托邦之怒，彷彿打在了一團深諳太極的海綿里，打得越重，陷得越深。

但是我父親生日這天的報紙，隱隱地已經在告訴我們，比起毛澤東，這些實用主義的高層，實在太低估了一種精神的力量，他們以退為進，放之生長。而在不遠的將來，他們都將被這股力量反噬，金鑠骨銷，立錐無地。

三

中國政治人物的過氣不同於娛樂明星，娛樂明星過氣了頂多沒有錢賺，生活不如以前那麼光鮮靚麗。

但中國的政治人物不同，陳獨秀、瞿秋白、王明、高崗、饒漱石，當然也有後來劉少奇、鄧小平、林彪，江青，他們當紅時，一日權在手，天下便來朝。過氣了呢？結果好點的是開除出黨，頂一個嚴重政治錯誤路線錯誤的帽子，比如右傾機會主義，左傾冒險主義，支持動亂分裂黨，或遭邊緣化，或失去自由。往死裡整的，則是搞獨立王國，從領袖變成了叛徒內奸，陰謀篡黨奪權，處以極刑，死無葬身之地。但毛主席是個例外。

不管毛澤東本意如何，因為他的瞎指揮，已經事實上造成了20世紀乃至整個人類歷史最大的人禍，上述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難以望其項背，甚至有些還為後人景仰。

而彼時當紅的劉少奇已經事實上成為這個國家的首席執行官，我們很難想像一個CEO經常做違心的自我檢討，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毛澤東不當紅了。但他的存在感一直很強。因為他佔據了一種被稱為“道統”的力量。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佔據法統，但是道統卻由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儒生“釋儒”進行解釋，他們規定了“道”，皇帝必須明白諫臣的重要性，相權與皇權在很大程度上也互相制約。中國古代歷史幾乎是一個皇權不斷加強，相權不斷衰落的過程，清王朝的統治更被錢穆認為毫無制度可言，而全是“法術”。

毛澤東從1959年就說自己“退居二線”，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成為這個國家的最高領袖，佔據了“法統”。可法統只是“外王”，道統才是“內聖”。外王是可以被推翻的，內聖卻不會。內聖暫時不王，卻總在關鍵時刻外王。

而外王的人呢？如果沒有內聖，卻可以一朝跌下王位，貶為庶人，甚至遭受極刑。劉少奇，胡耀邦，趙紫陽，都“外王”過。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有“內聖”作護身符和聖火令。它們是鄧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

在文革及其結束以前，毛澤東一直被神格化，毛澤東思想就是道統的核心，他不會犯錯誤，更重要的是，他不能犯錯誤，更不能被否定。否定了他，就等於否定了共產黨。卡里斯馬的領袖塑像被自己推倒，共產黨就直接面臨合法性危機。

直到文革浩劫結束以後，被打倒的官僚們才不得不承認毛澤東也是會犯錯誤的，但是“毛澤東思想”卻是完全正確的。這在黨內經過數次討論，是精心設計的結果，堅持“兩個凡是”變成了“全面、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因為如前所述，否定了毛思想，就否定了共產黨。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一幕幕滑稽劇，一則不管毛澤東作錯了什麼，都是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來承擔責任；二則毛澤東一發怒，他們就要戰戰兢兢自我批評，鄭重道歉。

毛澤東成為最紅的紅太陽，當然是從延安整風開始。應該說，黨內官僚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治國能人對於封神毛澤東負有極大責任。延安整風劉少奇堅定地支持毛澤東，打掉政敵的同時，打掉了一批有良心的黨的監督者和批評家，他們是真正愛國愛黨的知識分子。反右運動中，鄧小平又充當了毛的副帥急先鋒，直接參與“引蛇出洞”的全過程，數量巨大的執政監督者和人才都陷入萬劫不復。而周恩來幾乎在所有事情上，至少在口頭都極其擁護毛澤東。他們的悲劇，也是在不斷地助紂為虐中必然的結局。

劉鄧路線，由於沒有足以對抗毛思想“三面紅旗”的話語和理論支撐，他們在實際上政治錯誤，如履薄冰。經濟效益創造的合法性又被這都是毛主席思想成果的神話，吸星大法一般吸收進去。劉鄧的路線，顯然無法抗衡偉光正的共產主義道統。

1963年，毛澤東“過氣”了。但他只是暫時地隱退了。無論是擔心畢生共產主義夢想的破滅，還是憂慮自身權力的缺失，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更強大的烏托邦之怒正在醞釀到來。有毛澤東思想道統的護身符，他可以隨時全身而退。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神化象徵了共產黨的偉大，賦予了共產黨合法性，而他也綁架了共產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黨內官僚一手塑造了他，也被他反噬。

四

當他再度當紅時，會比之前當紅百倍。

到1966年，他會“炮打司令部”。但我父親出生時，他被黨內官僚集團暫時“邊緣化”，他雖然無法對經濟、教育、農業等實務問題插手，但他這時候開始準備把他擁有的“道統”能量釋放到最大。

這年，他已經找到了四個最懂他的盟友。其中三個人是江青，康生，林彪。還有一個去世的戰士，他出現在我父親生日這天的報紙上，雷鋒。他後來家喻戶曉，而現在，他成為毛澤東的忠實門徒，代替毛澤東紅起來。他的故事開始出現在人民日報，以及國人能接觸的各類刊物、聲音和圖畫裡，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而讀者需要做的，則是“學習雷鋒好榜樣”。

而雷鋒只是整個行動的一環，這一行動叫造神，毛澤東的“道統最大化”，毛澤東的盟友傾力幫他漲粉，他想要擊敗的黨內官僚劉少奇們居然也在實際上做同樣的事情。

1963年4月28日這天的《人民日報》裡，胡耀邦撰寫長文，《把青年的無產階級覺悟提到新的高度——談廣泛開展學習雷鋒運動的深遠意義》，於是，我父親出生這日的報紙，三個出乎意料的“新聞”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聯繫在了一起。

劉主席當紅——劉鄧路線經濟政策恢復國民經濟——毛主席過氣——雷鋒出現。之後的事情，就是後話了。

我的父親生於1963。他不知道，這是寒冬過後，欣欣向榮的一年。但荒誕已經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