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狗ydog
杨大狗ydog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研究生在读

記一次痛苦的爭論及思考

出生長大在大陸以南,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家庭,從小被TVB和南方系的媒體包圍;就讀華僑文化及其濃厚的大學,未來即將來港讀MA。這是我到23歲前的生長軌跡。

在初中(2012)開始閱讀南方系的刊物,高考完力排眾議選擇新聞系,在大學四年裡經歷了“對新聞的想像”-“信仰的崩塌”-“價值觀的重建”的過程;40天前,為了讓身邊的人了解更多香港的情況,開始向牆內轉發相關的新聞;生平第一次被禁言,在微博,七天。這是我23歲前,追尋理想的軌跡。

不知道何時,我成了朋友圈裡的“異見分子”。其實這個異見的起點是我對新聞業的失望,延伸到對製度的失望和憤怒,再到自發地在牆外閱讀起失敗者的歷史書寫。多少個深夜,我看維基和端新聞的文章看得睡不著覺,憤怒,落淚。再後來,我開始有意識的搬運牆外的信息給身邊的朋友,我希望至少身邊的人可以開始反思現在的情況,而不是被溫水煮青蛙。有幾位真的被我真誠打動了,我們一起聊我們對國家的失望與愛,聊我們在這幾年如何掙扎和自我療愈。但是在更多人的眼裡,我成了個“鍵盤俠”,成了個憤青。

前兩天,我往微信朋友圈裡轉發了潔平寫的《49天,香港反送中運動如何來到臨界點? 》,一位身在美國準備就讀法學碩士的高中同學在評論裡跟我吵了起來。

他指責我轉發的這篇文章不夠客觀,文章提到中國媒體是大陸宣傳機器,他認為外國媒體也是外國的宣傳機器,(當我提出中國媒體奉行蘇聯的喉舌論時ps這是馬克思新聞觀課的內容)他說中國的媒體不屑於做這種下三濫的事情;爭論中他再指出,外國媒體干涉內政,香港問題屬於本國實務,我國新聞聯播的國際新聞都做得比外國媒體好,至少不會干涉他國內政。最令我不解的一點是他說的這段話:

“我不是吹毛求疵要求每一篇報導都要面面俱到,我說的是能不能每一篇都在往同一個方向引導,能不能不要每一篇都在支持港獨,能不能不要這麼偏激,能不能客觀一點中肯一點全面一點。如果可以,我國黨媒也不用苦口婆心補充這麼多'有利於'我方的信息了。”

就算我在朋友圈評論回復強調了三次“兼聽則明”,“多了解事實後再去做判斷” ,他的結語仍然沒有放棄給這次運動貼上“外國勢力煽動”的標籤。我忍不住跟政見相同的朋友吐槽,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啊,而且他人在美國,為什麼可以用起國內的話術用得一套一套的啊!我的朋友安慰我說,沒事以後拉黑就好,沒有爭論的必要了。

我第一次,第一次感受到深深的無力感。

以往我體驗過無力感,是在我在國內媒體實習卻經常被否定有價值的選題的時候;是在我轉發一些寫得很理性克制的文章卻在半個小時後被屏蔽的時候;是我看見積極站出來的年輕人被“消失”的時候;是我簡單轉發了端的push截圖,卻被微博禁言7日的時候。

但這次激烈討論的無力感與以往的都不同,因為以往的無力感都是我一個人的劇場,我可以通過自我消化來平復心情。這次的爭論卻讓我開始懷疑我自己了,我那麼努力想要去做新聞,甚至賭上我自己的未來,只是想要為大陸的、身邊的人傳遞信息,幫助大家明辨是非,想社會進步。但是,他們值得嗎?

我一直自詡是個溫和的,價值相對中立的自由主義人士。我可以接納各種各樣的政見和觀點,就算我的母親每次飯局上都要感嘆一句“現在生活真的變好了,感謝共產黨”,我也能夠輕輕一笑。因為我知道大家的經歷不同,看事情的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當然也不同,很多時候他們都是GFW的“受害者”罷了。

但我不能理解,為什麼那麼多青年人,特別是出了國的青年人,會相信“境外勢力”這種話術,會把所有參與運動的人稱之為“廢青”。我猶記得上次在我朋友圈大規模轉發趙皓陽那篇批判hk的群體,很多都是在外留學的年青人。這些都是我認為,應該可以看到更多看不到的信息,應該更了解如今中國的處境的人。

其實我很不希望他人看見我身上的刺,我也不喜歡他人眼中的我是“激進的憤青”,甚至“港獨”等(for god's sake,我真的不支持港獨)。但是我發現,國內的政見天平已經傾斜了,我彷佛被迫成為一個激進人士。我現在甚至開始懷疑:是我身在牆內一知半解,而變得太過西方,太狹隘了嗎?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載入中…
載入中…

發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