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人，專業在德國近現代史和冷戰史，喜歡于故紙堆中尋新聞。

我偏要反思：为何俄乌战争会撕裂中国舆论（3月8日）

2022 年 11 月 21 日

这些天，我的一些朋友情绪激昂地支持乌克兰，斥责普京支持者的荒谬，我一般会默默点个赞。需要有这样的声音，但我自己应该不会写那样的文字，因为有些人其实不是在讨论国际政治，而是在肯定自己的人生经验——你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去否定人家的一生。

本文于2022年3月8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越向书】，阅读量迅速攀升至1.7万人之后被系统删除。当时，中国的舆论场上部分网民正在掀起“打倒反思怪”的行动。我想起了赵敏的那一句“我偏要勉强”，于是就有了这个标题。

文/越向

孔曰思疑，孟曰反求。

反思，这么光明正大的事，现在居然落到“人人喊打”的境地。

一个月前丰县事件发酵，虽删帖不断，也未能阻止大家反思，而且大多数人态度一致，义愤填膺地为被欺凌者鸣不平。

如今俄乌战争，谈话相对容易了，大家也开始吵架了。在刚开战的那两天，混微博的人会觉得俄军一个半小时已经拿下乌克兰，上豆瓣的人会感觉乌克兰军队已经望见克里姆林宫的塔尖。

一开始，国内网路上支援俄罗斯动武的人是压倒性多数，但这些人的态度似乎也根据战场上的形势摆动：过了几天，有些人觉得俄罗斯打得不好，不够强，也不好意思张口了。至于他们讲过的道理，早已换了几套，任何道理，好像都只是摆设，拳头才是硬道理。

我呆呆地在萤幕前看了半天，感觉这你来我往，讲的不过是自己的故事。

我的好友艾陆老师总结得好：

不管是被骂“傻得很”还是被批“坏得很”的人，其实大多都是从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出发，把当前的内心焦虑投射到了对俄乌冲突的态度上。甲想的是我们中国也曾被强邻日本欺侮，那时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天然同情弱者，反感弱肉强食，反对破坏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乙恨的是我们长期被“昂撒”霸权包围封锁，好容易夹着尾巴做人过上了好日子，眼看要复兴崛起了，又横遭阻挠打压。自然喜欢和西方强敌对着干，敢于亮剑的“战斗民族”。于是，甲被骂“傻得很”，乙被批“坏得很”，双方争得不可开交。【1】

其实又何必呢。

最好是多分析，多思考，别站队。

如果你实在要站队，肉默老师有个建议，我将它称之为“中国人站队的黄金法则”：“首先要选择有利于全人类进步的一方，其次要选择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利益的一方，再次是选择有史以来对中华民族友好的一方。”【2】

中国人也首先是人，违逆人间正道的势力，绝不能支持。如果看不清呢，被双方的舆论战搅得头晕，那就看看中国自身的利益何在吧。要是事情太遥远，或是跟中国关系不大，却还想站队，那就不妨好好查查历史上双方对中国的态度，咱讲究个恩怨分明。

在我相识的高校教师里，愿意表态，且从一开始就反对俄罗斯侵略的人，大概占了90%，其中包括我的俄罗斯同事。

后来有五位老师发公开信反对侵略，这在同事们看来可能是最正常不过的态度，但不仅公开信被删，而且他们至今还在承受网路暴力。

知识份子与民众之间，何以隔阂成这个样子？

自然，他们各有不同的“媒体食谱”和“资讯茧房”。

但更重要的是：逻辑上的道理，有时会跟实践中的生存法则相冲突。

为什么说李四也犯过罪，就可以豁免张三的罪行？这在知识份子看来是荒唐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荒唐。例如，一个人闯红灯，跟一群人闯红灯，逻辑上性质是一回事，实践中完全是两回事。在现实生活中，李四也犯过罪，有时候真的可以达成豁免张三罪行的效果。一家人“买老婆”是陋习、是犯罪，一村人买，可能就成了“风俗”。

再说一遍，重要的不是“理由”，而是效果。老百姓不喜欢听理由，大家只看效果。

这就好像不同人对“经济学”的认知不一样。在研究经济学的人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一般均衡？”。通俗些说，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如何更好地达成资源有效配置，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至于某个个体的利弊得失，对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但在校园之外，我发现很多人认为经济学就是教人怎么赚钱的学问。

与此类似，许多人开始从“效果”出发去筛选“有用的”的知识。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本来是一句很深刻的现实主义洞见，能够在与其他理论洞见的碰撞中产生真理的火花，现在却被简化为本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至理名言，成为鼓吹“弱肉强食”和“强权即公理”的神主牌。

就我个人而言，我与乔姆斯基、桑德斯和文安立这类欧美左翼知识份子的立场最为接近，这些人既痛骂美国政府，又不放过普京的战争罪行，结果就是：看似有理，其实无力，最终“里外不是人” 。

在群众看来，这类知识份子同时反对所有政府的立场是荒唐的。群众爱问的是“有什么用”，而不是“逻辑是怎样”。

在中国更是如此。

大家太渴求各种资源了，能捞到就是王者，不能谋利的道理都是废话。

现在，我的聊天对象常常给我贴上的标签是“圣母”、“堂吉诃德”、“白左”（或“黄左”）。

其实我小的时候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是的，说“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抬举我，人类在我那里都没有生存的优先权。

小学五年级时，我在升国旗的水泥台子上俯看操场上的同学们，心里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每次文化和体育考试后都将不及格的学生枪毙，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改善国民素质。

现在说起这些，一位朋友还打趣我，“怪不得你后来跑去研究纳粹德国史”。我回答，这是病。不过这件事里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我那么小就能将自身利益摘除在思考之外，确有当知识份子的潜质。要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不好，自己也只是在及格线的边缘徘徊。

后来我一再为自己年幼时的想法感到羞愧。然而，我敢断言，那样的“我”不是一个人。我很自责，但这不全是一个10岁孩子的错。

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就经历残酷的竞争，“一分压倒几千人”。孩子们很快明白，不把别人踩在脚下就不可能“成功”。

上课时，老师告诉我们，觉得压力大，就去看《动物世界》。要想生存下去，要么成为跑得最快的羚羊，要么成为能把猎物撕碎的野兽。

下课了，一群高年级的同学围着我同院的一个孩子拳打脚踢，扇他耳光，我怯弱地站在一旁，大气不敢出。

回到家，在单位里受了窝囊气的父亲没有好脸色，一边夹菜一边瞪着我说：你记住，只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狗屁！

这三样事并不总在同一天发生，但它们多次循环往复，已成我童年的一部分。不把“弱肉强食”当作信条，一个孩子大概会出现严重的认知不协调吧。别误会，我的童年并不悲惨，父母和老师将我保护得很好。但正因其普通，才更细思极恐。

所以，大家都别互相看不起。有时你看到的是一句话，一个观点，其实里面浓缩了说话人的一生，就像此人的一粒口腔上皮细胞里也包含着他的全部DNA一样。除了趋利避害、饮食男女这些基因里自带的共性之外，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般还是源自于自己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

有些人天天叫嚷“国家之间只有利益！”，“不要谈道德！”、“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诸如此类的话，打出的字还要配上一堆感叹号，像极了京戏武生背后插着的小旗儿。

没有哪位研究国际关系或冷战史的正经老师会这么说话，就好像没有中学生做算术题还先背诵乘法口诀表一样。用国家利益进行分析，现实主义的模型，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动机假设——这些都是不用说的常规操作，“道德”、“道义”只是与“软实力”相关的一个变数，仍会被计算为利益的一个分支。

你不想谈道德，你不谈就是了，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呢？因为这些人不是喊给你听的，是喊给自己听的。

在现实生活的某些场域中，谈道德就意味着软弱，就有可能被贴上“好欺负”的标签，会有狼群循着“软弱者”的气味围上来。能“强词夺理”，反而能获得最大的生存优势。基层治理中的黑暗，对使用暴力和暴力威慑的依赖，以及由这种残酷环境所滋长出的心态和“文化”，并非所有国人都能理解。

我自己写公众号时也发现，那些展现自己柔弱一面的文字，通常流览量仅限于两位数。但如果露出自己心底“暗黑”的一角，阅读量就会暴涨。比如，《为何人不如兽?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背后的现实逻辑》。这一篇真有点神奇，当时本号的关注人数仅53人，我写完后只是发了朋友圈和三个群，谁知不久后文章的流览量竟然逼近一万。

《被侮辱和被伤害的》，每当我看到那些为强权而情绪激动的留言就想起这部小说的名字，他们多么渴望一个“豪横”的人能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啊，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说出“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太多的人都被迫在丛林法则下生活，他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不过是自身经验的投影。而《水浒传》中的那种浓密的黑暗依然弥漫于人间，沉沦者不必苛责自己，幸运儿也别过分骄傲。

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也经历过一些绝非普通的不幸，但我明白自己已经足够幸运。我不否认，现在能在大学里有一张桌子读书、写字，其中有自己努力的成分。但在这环境下，努力就能获得回报，已经是一种幸运。

难道一个人能去跟十年都见不到父母几面的留守儿童谈人类应该相亲相爱？

去跟在学校里被霸凌得鼻青脸肿的中学生谈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去跟被家暴后求告无门的人谈应该保护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妇女儿童？

去跟被村里的恶霸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说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

去跟在国营工厂里辛苦了半辈子却被扫地出门的下岗职工谈宽容和理性？

去跟在各种流水线和现代“血汗工厂”里挣扎的社畜谈要稳定国际秩序？

去跟自以为是，需要一点“弱肉强食”的道理才能麻醉自己未泯良心的“成功人士”谈“取自于不义，必毁之于耻辱”？

马大爷说得好，存在决定意识。

我们与其尝试去说服别人，不如从身边着手，看看自己能不能为建成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做点贡献，看看自己能不能多让一个孩子被善待，让孩子心中善意的种子能够生根发芽，让他（她）长大成人后感到自己是在有尊严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