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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 在乌克兰的战争——一份基于近期田野的访谈
俄乌战争已持续超过一个月，已经从宣战者所意图的闪电战式特别军事行动降速为拉锯战，几番核恐吓和最后通牒后，马里乌波尔围城还在继续，而这座位于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之间的英雄城市早已在铁血中见证更加漫长的、在乌克兰的战争。
本文作者于2014年开始研究乌克兰的媒体政治生态，2021年10月开始研究顿巴斯战争下的乌克兰精英和民众，随着局势的转变，开始关注战争和战时状态的道德经济。关于在乌克兰的战争，他能告诉我们什么？
本文的标题，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不应被狭义理解为近期吸引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如果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理解这场战争就要理解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顿巴斯战争的爆发，15年的《明斯克协议》及其导致的政治后果，乌克兰新闻业在俄罗斯和北约那股帝国力量间的窘境，苏联解体后席卷东欧的所谓“后社会主义”浪潮，和这一背景下乌克兰精英的行径与民众的奋斗。基于田野，本文的诸多分析都不落在简单的道德斥责上，也不导向面对复杂政治的犬儒和无力感，结尾处，作者也向他的欧洲人类学同行们提出了力所能及帮助乌克兰的方式。
比起哈维等老派左翼学者只能背对俄罗斯而引咎北约的无力感，这份田野的报告并不惧怕直面两种帝国主义，并在声援乌克兰人民卫国的基础上分析这些年来乌克兰国内政治和新闻业的极化，和乌克兰公民社会的“军事化”。并认同“后社会主义”漫长而痛苦的变革史中，乌克兰精英和人民在夹缝中的能动性。对于乌克兰右翼力量的兴起。如作者所言，直面乌克兰右翼的分析态度是驳斥普京“去纳粹”论最好的方法。“恰恰是俄罗斯入侵顿巴斯与吞并克里米亚，才使得这种文化政治的转变[从苏联面对纳粹的卫国记忆到反苏和反俄]成为可能：主权沦丧、战火不断、流离失所的体验，使得从未遍及全国的反苏和反俄情绪成了主流。”因此，比起一份长线战报，本文的意义也在于给未来停战后乌克兰的局势，及国际层面上“左右”“纳粹”“帝国主义”等话语的嬗变提供反思的基础。当然，面对国内近年来同样严重的极化，本文也是极重要的一课，提醒着我们除了声援遥远的战斗，发生在乌克兰的铁与血也是身边的参照系。
本文来自英国社会人类学者协会。受访人塔拉斯·费迪尔科（Taras Fedirko） 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研究员。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乌克兰的战争政治经济学、媒体和寡头政治。所有照片均由纪录片摄影师和人类学家亚历山大·帕金-史密斯（Alexander Parkyn-Smith）拍摄，来自他与费迪尔科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本文的访谈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助理教授安德烈(Andrea E. Pia)。
关于乌克兰局势，也请关注我们之前的文章：
聚焦乌俄 | 最不幸的一代
乌克兰书单：超越霸权之眼的民族志视角
原文作者 / 塔拉斯·费迪尔科（Taras Fedirko）、安德烈(Andrea E. Pia)
原文链接 / https://www.theasa.org/publications/asaonline/articles/asaonline_0111
原文发布时间 / 2022年3月23日
翻译 / 何啸风
编校 / YC、Wema
谈谈你近来在乌克兰的田野调查
我来自乌克兰西部。2013年在杜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我就计划着去乌克兰做田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4年春天顿巴斯战争爆发后，我只好改变计划，拖到2017年才开始去乌克兰做田野。从那时算起，为了两项独立的民族志计划，我在基辅待了至少18个月：一个计划研究的是2013-2014年广场革命后自由派媒体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另一个计划研究的是战时状态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与新的战时精英的崛起。往大了说，我研究的是革命后的战时乌克兰公民社会的转变，以及它与乌克兰国家、欧洲-大西洋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
我在乌克兰的田野调查的第一阶段，针对的是2013-2014年出现两家公共广播公司。一家公司是Hromadske TV，它是由记者来运营的非政府组织。另一家公司是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过去是最大的国有广播公司。这项田野调查，有助于我们理解乌克兰公共领域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这种安全化从2014年开始出现，并且可能因为当前俄罗斯的入侵愈演愈烈。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站在民族志的有利位置上，我考察了引发这场“改革新闻专业的自由派运动”的专业网络。这场运动，是基辅新闻界一个小而有声望的、与国际联系紧密的派系。它奠定于2000年代早期，在2013-2014年后扩大了它的组织力量。这些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公开反对与改革新闻业的黑暗经济（dark economy）。新闻业充斥着寡头老板们的审查，以及一种无处不在的腐败形式（乌克兰语称为dzhynsa）：伪装成新闻的有偿的宣传和鼓吹。约四分之三的乌克兰广播媒体，属于四家金融-工业（寡头）集团，他们把新闻媒体作为筹码，在能源和冶金部门的业务的政治租金上讨价还价。与此同时，1990年代以来，很多纸媒靠着向政治精英客户和经济精英客户售卖dzhynsa，才得以存活。不仅是媒体改革派，而且我在田野中遇到的很多普通编辑和记者，都正确地指出，乌克兰的新闻报道的合法性陷入了一场道德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媒体改革运动提倡对新闻生产的标准和过程进行集体性的专业控制，从而对抗 dzhynsa与媒体老板们的工具性审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以言论自由为劳动自由的运动。
2013年以来，迅速增加的西方资金，为改革派运动创造了一个与行业主流决裂的机会。改革派用这些资金设立了几家新的媒体机构——包括我做田野调查的机构——它们围绕改革派的道德-职业愿景组织起来，明确反对“腐败不堪的”主流。我在2017-2018年的许多对话者，都按照“真正的新闻业”与“虚伪的新闻业”的区分来看待他们的事业。后来，维持这些机构的资金，逐渐附带了新的条件：它把宣扬自由民主的必要性，与反对“邪恶的克里姆林宫影响”、反对亲俄谣言的新目标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想施加同样的影响）。这种变化在媒体界产生了分裂性的对抗。他们不仅争论谁是“真正的”记者，而且争论谁是“亲乌派”，谁是“亲俄派”。这种两极分化压缩了对顿巴斯战争中的人权议题和罪行进行批判性报道的空间，而且促使历届乌克兰政府努力压制政治反对派。
当泽伦斯基总统2019年在决选中以73%的票数获胜时，许多人是为他的和平政纲投票的；而媒体改革派以及与其结盟的公民社会组织发现，他们站在了该政纲的对立面。这种情况是泽伦斯基放弃该政纲、寻求与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自由主义者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一个因素，尽管它不是唯一因素（我的说法肯定有所简化）。2021年，泽伦斯基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制裁维克多·梅德韦丘克等反对西方的反对派政客。梅德韦丘克显然参与了2014年以来与克里姆林宫和顿巴斯分离主义者的暗中外交，并且在克里姆林宫主导的可疑商业交易中获益匪浅。梅德韦丘克还领导着一个政党——“反对集团-为了生活（Opposition Bloc—For Life）”。该政党正在成为泽伦斯基争取今后选民的主要对手。泽伦斯基关闭了梅德韦丘克的电视频道——这一举措得到G7国家大使与大多数自由派的媒体改革派的支持。许多自由派记者之所以支持国家镇压梅德韦丘克的频道（以及此前、此后关闭的其他频道），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频道是施加政治影响的机器，而不是真正的（不偏不倚的、客观的）新闻媒体。他们认为，这些频道是正在上演的信息战的一部分。在这场信息战中，俄罗斯用谣言和假新闻控制、或者至少扰乱乌克兰公共场域。没错，梅德韦丘克的频道报道的新闻至少有一部分迎合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或者重复着克里姆林宫宣传的谈话要点。但是，更广泛地说，给某些立场或媒体贴上亲俄的标签，不仅有助于把克里姆林宫的宣传逐出乌克兰主流媒体，同时也压制了那些批评乌克兰融入欧洲-大西洋秩序的声音。在持续的战争之下，公民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让位于敌友之分，改变了言论自由的状况和条件。
我总结一下。真诚地笃信他们事业的乌克兰自由派媒体专业人士，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帝国”与俄罗斯在东欧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地缘政治对抗中，间接地被征募为步兵。记者们越来越难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很难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冲突。顿巴斯战争引发了2014年以来乌克兰公共领域空前的安全化，而现在只会变得更糟。但是，把这些媒体改革者仅仅视为地缘政治大棋盘上的棋子、以及结构性权力游戏中的傀儡，是大错特错的。正是这些记者以及与他们一样的人们——面向西方的城市知识分子、企业家、专业人士、管理层——明确表示他们的任务是从后苏联状况过渡到市场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他们把这种“过渡”视为一种清晰的、被设计的个体变革和社会变革过程，把他们的事业、希望、个人价值观都押注在这个过程上。
能不能多谈谈，后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如何影响了乌克兰社会？
有些规范模型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从 A 到 B 的线性运动；后社会主义人类学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批判分析这些规范模型。而且我们还主要关注过渡过程中的失败者，即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到来而流离失所的人——为了恰当地批判后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纯粹暴力，这种视角是必要的，而且它也符合人类学对苦难（suffering slot）的道德关切。但是，关于东欧后社会主义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抛开了知识分子、管理层、专业人士等角色——他们认为这种过渡是明确的道德和政治项目，因为它扩展了他们的经济权力，对他们有着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乌克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是被高度动员的，他们认为向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过渡是一个现代化项目。
我所研究的媒体改革运动，就是这部分人的一个例子。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项目，但它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记者和媒体发展活动家对西方资金所带来的机会做出了回应，这本身就是扩张中的欧洲-大西洋秩序与俄罗斯争夺乌克兰影响力的一个特征。今天，俄罗斯的宣传强调乌克兰某种程度上置身于西方的“外在统治”之下。我不认为这是思考西方在乌克兰的权力问题的正确或有益的方式：它所隐含的因果模型是错误的，因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权力受到了媒体改革运动等事例的折射和中介。
顺便说一下：俄罗斯的资金不怎么算“外在”的原因没有在俄罗斯的主张中被提出来，这种缺席本身就说明了这种话语的帝国主义前提。当然了，2014 年以来，最威胁乌克兰主权的是俄罗斯的军队，而不是它的“软”实力。而且，撇开俄罗斯不谈，我们这些吸收各种左翼思想传统的欧美大学学者，总是更加擅于理解和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地方代理人，以及其他竞争性的帝国主义项目。对于这一点，目前乌克兰左翼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话。牛津大学人类学家弗拉基米尔·阿尔丘克（Volodymyr Artiukh）的公开信【1】，以及公共活动家塔拉斯·彼罗斯（Taras Bilous）【2】，都表现了这场对话。大卫·哈维（David Harvey）【3】、克里斯·汉恩（Chris Hann）【4】等学者（美国和英国更大的左翼群体的代表人物）的介入，进一步推动了这场争论。他们一边倒地批评战争本质上由北约挑起，恰恰说明了他们的视角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的数十年霸权所影响。
我的第一项田野调查，迫使我宏观性、社会性地思考：乌克兰政治经济的历史，以及地缘政治。但是，它也让我意识到人民和运动在塑造大规模权力网络中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它让我走向第二个项目，从2021年10月开始的项目。一开始我的目标是搞清楚，顿巴斯的战争如何催生公民社会中新的精英，从而创造新的政治联盟。我所谓的精英，指的是负责特定资源和权力网络的社会群体，无论是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层，还是战火中崛起的激进的右翼运动的领袖。借助这个项目，我希望追溯顿巴斯战争如何改变了乌克兰公民社会，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让乌克兰公民社会“军事化”。自此以后，这个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更多地关注战争和战时状态的道德经济。
如何看待普京的观点“俄罗斯入侵的目的是把乌克兰去纳粹化”？
这种主张毫无道理。证明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直面乌克兰激进右翼的问题。人类学家通过“换位思考”来解释事物的专业技巧，在这里让我个人很不适。但是，解释这种主张在普京式宣传的世界中行之有效的原因，不等于说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正确的，也不等于这种主张可以为入侵和轰炸平民辩护。对于后苏联时代的观众，“去纳粹化”这个比喻的象征性指控，来源于二战中苏联人民和红军对欧洲法西斯的胜利。这一胜利是苏联民族自我理解的重要因素，也是苏联记忆政治的基石。直到今天，它在俄罗斯依然是极其重要的，在乌克兰也相当重要。作为完美的敌人，法西斯保留了它的文化重要性，以至于到了2014年，它依然可以被广场革命的反对者所利用，来宣称它是一场“法西斯政变”。
在独立广场抗议活动中的右翼群体身上，沉湎过去的、帝国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找到了完美的敌人。虽然“有组织的右翼”占广场革命者的少数，但是一旦抗议走向暴力，他们就起到了某种作用。在自卫队的领袖中，在独立广场的政治“委员会”和公民“委员会”中，都有一些右翼人物——政治家、知识分子、前武装分子——他们长期以来主张一种反对苏联的记忆政治，强调二战中乌克兰民族主义对苏联和纳粹的反抗。这种历史叙事中的关键群体，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与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在对抗纳粹之前，曾经短暂地与纳粹合作。他们招募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并且在今天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的地区实施了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在苏联的政治学和历史书写中，他们被直接斥为“法西斯”。这套修辞，被用来反对广场革命和革命后的政府。俄罗斯宣称，革命后的政府是非法的，部分原因是它支持恢复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与乌克兰起义军的记忆。可以说，恰恰是俄罗斯入侵顿巴斯与吞并克里米亚，才使得这种文化政治的转变成为可能：主权沦丧、战火不断、流离失所的体验，使得从未遍及全国的反苏和反俄情绪成了主流。
在革命后的武装动员中，右翼起到了什么作用？
广场革命，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东南部的反革命抗议（在俄罗斯帮助下成为分裂派的起义）——在这三件事之后，一些激进的右翼群体开始征募民兵。另一些右翼群体，参加了与反革命的抗议者和民兵的巷战。因为政府势单力薄，不能指望东乌克兰的执法部队的忠诚，所以它鼓励广场革命的自卫队变成亲政府的民兵。在如此动员起来的人群之中，公民意义上和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许是重要的共同取向——毕竟，这场动员应对的是当时感到迫在眉睫的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威胁。有组织的激进右翼本身是少数群体，尽管他们是活跃的、异常显眼的群体。这种情况，影响了俄罗斯和反革命群体关于乌克兰革命后的“法西斯”的言论。我们必须明白，广场革命、反革命抗议、吞并克里米亚、顿巴斯战争都加剧了乌克兰由来已久的社会冲突。乌克兰精英们一直在玩弄这些冲突，利用它们把社会和经济的不满转变为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忠诚、历史记忆的另类叙事，等等。
我们值得再次重复一遍：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联盟中，有组织的、激进的右翼是少数。如果没有顿巴斯战争的爆发，没有俄罗斯2014-2015年不宣而战的入侵，没有俄罗斯对反政府武装的后续支持，那么，这个联盟会像 2005 年橙色革命之后那样分崩离析。它没有共同的积极纲领。相反，战争改造和巩固了它，让右翼武装把握了行使有限军事力量的机会，并且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品牌的象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2014年以来，乌克兰激进右翼的增强是俄罗斯行动的结果。
简而言之，2014年开战以来，主流公共话语出现了整体的右倾化。一个非正式的政治联盟出现了：一个由民族自由主义者、各种中间派情绪、激进右派等各种势力组成的集团，它系统性地反对执行《明斯克协议》，但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的政治或经济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明斯克协议》对俄罗斯比乌克兰更有利；我下面会解释原因。激进右翼在这个联盟中扮演了暴力执行者的角色。借助这一联盟，激进右翼的权力和声音大大增强了，尽管它们在议会中没有多少正式代表。不过，尽管这一联盟有助于缩小顿巴斯冲突的政治选择范围，但是，它没有定义后革命政权的特征。它不是需要“去纳粹化”的“法西斯”或“纳粹”。为了防止你有任何疑问，我再补充一点：上述事实，不能为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辩护。
这些志愿民兵与乌克兰军队有什么关系？
顿巴斯战争始于镇压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行政大楼的武装分裂分子的一系列战斗行动。武装部队的单元大多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而市民社会在两个层面接管了行动。一方面，军事支援人员为各种军事和准军事执法单元提供补给，包括服装、弹药、光学瞄准器、火炮弹道计算软件等一切事物。另一方面，出现了上面说过的志愿营：由志愿者组成、享有一定自主权的亲政府民兵和单元（很多在形式上听命于武装部队或执法机构）。其中一些单元的指挥官在2014年被选入议会，当时各大政党试图利用他们的人格魅力。
2014 年春季至 2015 年冬季，在反恐行动（Anti-Terror Operation）（这场战争的官方名称）的最初阶段，这些群体在打击反政府武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恐行动在2014年夏末取得了一些成功，以至于为了阻止乌克兰收复领土，俄罗斯增强了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派遣了伪装起来的正规武装部队。他们在伊洛瓦伊斯克与其他几条战线上一起击败乌克兰军队，包括许多志愿兵，迫使他们撤退。第一批明斯克和平协议，就是在2014年9月的多次战败的情况下协商的。它们本质上是一个占据军事优势的对手强加给乌克兰的。《新明斯克协议》在2015年2月的另一系列失败后达成。明斯克协议规定“解除一切非法团体的武装”，意味着乌克兰政府要把没有收编的大部分志愿兵都收编到武装部队或国民警卫队，在那他们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我在乌克兰采访的志愿兵们不喜欢这种做法：很多人鄙视军队的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妨碍了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即抗击敌人。对于一些得到更广泛运动支持的右翼武装，这种收编也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或多或少地成功抵制了收编。像亚速营之类的武装，它本身就是国民警卫队的一部分，则掌握了在正式结构内维持自主权的方法。他们掌握着一个能在基辅进行暴力抗议的更大的运动，这是保持自主性的关键。
你能详述一下明斯克协议的内容吗？
这批协议有两大部分：军事部分和政治部分。军事部分规定，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督下沿停火线实行停火和非军事化、交换战俘等等。从开战到2014年秋天，顿巴斯的战区就像一个棋盘：没有唯一的前线。反政府武装与政府控制的村庄和阵地犬牙交错。虽然分裂派成立了两个“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们的权力并不集中，不同的军阀相互争夺领土控制权。这一切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因为重武器从停火线上撤下来（和平协议做出了规定，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执行），战斗主要成了阵地战。接下来七年里，战争主要是步兵发动的，没有重炮的支援。
双方阶段性地宣布停火，又常常违反停火。通常官方不允许乌克兰军队发动攻势，甚至不允许他们还击。因此，一些战斗是是在军事官僚机构的控制之外非正式地进行的。站在我采访的前战士们的角度上来看，使用来历不明的弹药、在非官方行动中派遣志愿兵、用民用无人机向敌军投掷自制炸弹等，都是对俄罗斯支持的分裂派行动的必要回应。比如，这些分裂派用停火和非军事化作为掩护，推进他们的阵地。总而言之，亲政府的战士认为，和平协议是一种限制他们的策略，同时又给了俄罗斯支持的分裂派军事优势。在民族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包括媒体在内的其他群体中，对和平协议的不满也很常见。
不过，协议的军事部分依然比政治部分更加成功。《新明斯克协议》的政治部分规定，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进行地方选举；释放和特赦战斗人员；对乌克兰国家进行宪法改革和去中心化，赋予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一定自治权；它还规定，国家要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领土上恢复对乌俄边界的控制。这些规定的实施，遭到民族主义政治精英、亲西方的市民社会、激进右翼的强烈抵制。协议各方无法就政治进程的顺序达成一致。直到俄罗斯在入侵前承认了反政府军的共和国，从而正式扼杀了明斯克和平进程。
如果实施明斯克协议，协议的政治部分将确保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或实施其他不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可以说，这恰恰是俄罗斯一开始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我们必须记住，独立广场抗议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亚努科维奇总统拒绝《乌克兰-欧盟联合协议》，反而与俄罗斯紧密联系，通过革命掌权的精英们扭转了局面，并且想让乌克兰融入欧洲-大西洋秩序。因此，顿巴斯的战争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实现其政治目的，即减缓或扭转这种融合的一种手段。最近的入侵也没什么不同。它上一次适得其反，这一次也适得其反。
普京的俄罗斯，这个充满社会不平等、严重依赖欧洲进口的石油国家，有什么东西能让当地精英远离欧盟？
俄罗斯，以及它领导的更大范围的欧亚关税同盟，为乌克兰的钢铁、火车车厢及其他重工业产品提供了一个主要市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之所以是革命抗议的沃土，因为那里有支持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经济联系的物质基础。即使机器老化、生产力因为几十年投资不足而下降，这两个地区依然是乌克兰的工业核心。在这两个地区，工人短期内不会从更直接地融入欧洲市场中获得什么好处。例如，政治学家尤里·朱可夫 (Yuri Zhukov) 认为，顿巴斯地区的城市“更容易受到俄罗斯贸易冲击的影响，在整个冲突期间经历了更高强度的反叛暴力”【5】。他认为，对于2014年人们自下而上的对分裂派的支持，民族语言认同是一个更糟糕的解释。虽然他的看法有争议，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控制顿巴斯这些产业的经济精英们显著、公开地支持分裂派。不过，这些大人物们依然抵制广场革命后在西方要求下的政治改革，因为改革可能会削弱他们攫取租金的能力。如果说东乌克兰的地区精英支持分裂派，那么，这种支持来自地方政客和国家官僚机构的中层。这些人在基辅的权力更迭和随后的地缘政治剧变中遭受损失，但是也可能在从动荡中获益。
我们作为社会人类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的成员能做些什么？
有许多方式可以提供帮助。首先，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资金、技能、实物来支持人道主义和救济工作，比如收留乌克兰难民。我敦促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的成员们踊跃捐款。小型的、乌克兰人运作的组织，在分发援助上显得更加灵活，但是也更加非正式。红十字会和明爱会等大型国际组织在需求评估方面更加系统化，而且可以借助他们的身份在小型组织无法运作的地方运作。如果人们与乌克兰、东南欧地区、难民抵达的国家有所联系，应该考虑收集捐款并将资金直接转给有需要的人。人类学家伊丽莎白·库伦·邓恩（Elizabeth Cullen Dunn）、黛博拉·琼斯（Deborah Jones）、阿纳斯塔西娅·皮利亚夫斯基（Anastasia Piliavsky）、娜塔莉亚·鲁达科娃（Natalia Roudakova）将捐款直接汇给个人和家庭，并帮助难民解决交通问题，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愿意直接捐款的人可以通过机构的邮箱联系他们或我，我们会进行协调。我们还应该利用大学赋予我们的组织力量。这么多机构都渴望成为全球领导者；现在是时候给这个口号填补些实际意义了，比如让大学在其慈善和校友网络中为乌克兰募捐，让大学提供实物服务，如免费的语言课程、简历写作课程、对难民的职业建议。我们应该向高级管理层施压，使之成为现实，并把这种做法变成适用于所有难民的标准做法。
其次，我们应该说服我们的大学，不仅收留乌克兰的知名学者，而且为乌克兰学生提供有资助的紧急录取，为不能或不愿离开乌克兰的乌克兰学者、非学术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设立非住宿奖学金。我们应该敦促英国大学帮助他们的乌克兰学生与面临离开英国风险的困难员工，包括把贫困资助用在学生身上，减少或取消学生的住宿费，以及提供免费的暑期住宿。我们应该与来自乌克兰的零工时员工签订安全的合同，以便他们养活自己和乌克兰的家人，并且我们应该延长短期合同工的合同。英国伦敦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是这种提议的成功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本地学院、学院联盟分支机构，都同意拿出用于近期行业行动的罢工费用的大部分，为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学者提供奖学金。
最后，我们对我们的学术共同体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历史上，英国社会人类学对乌克兰没什么兴趣。虽然2014开战以来兴趣有所提高，但是情况依然很差。因为战争的缘故，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无法在乌克兰做很多研究，但我们必须创造性地考虑如何继续这项工作，建立一个与乌克兰展开了解的、批判的对话的学者共同体。而且我不知道计划去俄罗斯的博士生或早期研究者会发生什么，但我希望他们能获得他们的项目所需的机构支持，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了解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维持一种非宗派的争论，对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观点持开放态度，但也是批判性的、尽可能客观的。这对我个人来说非常困难，因为我深受战争影响：我的一些家庭成员因为战争离开了乌克兰；我的朋友和研究伙伴已经拿起了武器。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战火之下故作超脱的学术客观性看起来像是一种背叛。
Footnotes
【1】
【2】
https://commons.com.ua/en/letter-western-left-kyiv/
【3】
【4】
https://www.focaalblog.com/2022/03/11/chris-hann-the-agony-of-ukraine/
【5】
https://doi.org/10.1016/j.jce.2015.10.0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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