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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何被「代表」?回看一百年前澳门的地标转变

究竟对初到贵境的游客而言,什么地方才称得上具有游览价值,甚至是「必去」「地标」呢?
作者:远东钓鱼郎(尝试以社科方法研究历史的两面不是人)

相信「复常」以来对澳门读者最不习惯的,或许便是街头突然回复过往的「生气」。不论平日或假日,诸如新马路、议事亭及大三巴一带的澳门「地标」,总是被挤得水泄不通,排山倒海的旅客更可谓是行人「恶梦」。

长居此地的「我们」,除了会纳闷这些日常风景为何值得驻足停留以外,脑海中或会偶尔闪过一个问题:究竟对初到贵境的游客而言,什么地方才称得上具有游览价值,甚至是「必去」「地标」呢?这个问题或可直观地以一些「地标」该具备的特质来回答,例如有可以疯狂「购物」的商铺群,或是一定的历史及文化价值等。

上月初的城中大事「新马路任我行」 ,似乎便是具代表性的例子,因为活动正好于符合上述条件的新马路街区举办。虽然活动曾被质疑与街区的历史脱节,但质疑多集中于此一「地标」应以何种方式呈现,而非该街区本身是否能称作澳门的「地标」。

主打开放道路的「新马路任我行」(Image: IG@jdeebeat)

虽然「地标」的界定方式看似相当直观,但到底什么「特质」才被看重,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有所不同。在澳门历史上,原来曾有一个今天或难以想像,但在当时可谓是澳门城市象征的地景。

在本文中,我将藉由地理学者Phipille Foret于2006年写成的研究文章,检视在一个世纪前澳门「地标」的转变过程,而这种转变又如何与官方对城市的投射所密不可分。

一百年前的「休闲中心」

「休闲胜地」事实上并非近代澳门的专利。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由于香港及其余通商口岸的出现,澳门作为一个「旧」埠,在区域经济上的角色已经大不如前。但正正因为澳门「退居二线」,反倒突出其吸引力。

对一众远渡重洋的西方游客而言,澳门既与上海或香港一样,处于西方统治之下,但又不如后者一般,充满繁忙的「商业气息」。正正是澳门既带有浓厚西方氛围,又相对平静安逸的氛围,使得其成为一众西方人士休养或远离烦嚣的休闲中心胜地。

而这个与当代意义回异的「旅游休闲中心」,其核心地带便是今天的南湾,由总督府幅射到周边的地带。由于当时南湾一带即为澳门的海岸线所在,绿树成荫的海边景观,配合沿岸一带充满葡式建筑物,包括总督府、政府部门,商行、洋式豪宅及酒店等,不单成为游客停留之地,同时亦是澳门代表性的景观。

19世纪的南湾(Image: wikimedia)

而二十世纪初期的旅游刊物中,亦对澳门作出了相应的刻划。透过如照片的视觉呈现,及以文字上将澳门描述为一个既古老又宁静的小城,南湾的形象于是与澳门挂上等号,甚至可以媲美意大利拿不勒斯的海滨。透过把城市的形象固着到某个特定地景,一种属于澳门的印象,即一个充满葡式风情、内俭、平静而又浪漫的小城,亦从而得以引申。

另一种想像的出现

但此种对(西方)旅人而言迷人而又「似曾相识」的风貌,对殖民地官员而言却是亟需改变的印象。对他们而言,此种风貌正证明澳门是一个落后而又停滞的「死水埠」。

在1910年葡萄牙共和革命后,里斯本开始出现把澳门「现代化」的呼声,希望透过本地的「大兴土木」,一方面在硬件上革新,以为澳门带来更多经济机会,而另一方面亦藉由现代化改革,使澳门摆脱过往的「渡假村」形象。

其中一个主要的建设,便是现时外港一带的建设工程,由十九世纪后期起,港口淤塞的问题便一直影响澳门经济(港口过浅意味着船只无法通航)。为改变此种局面,澳葡政府于1920年代起便开始于现在外港一带,进行新港口的建设工程。在外港建成以后,当时澳门的东部海岸,恰好便是由外港及南湾两个主要部份组成。

历史中的澳门外港一带(Image: veritas.art)

在「新」及「旧」的直接对比,加上殖民地的现代化议程下,我们或可想像澳葡政府将会大刀阔斧地,改为强调澳门在新政府治下的一系列现代化举措。的确,在1920年代中期的澳门指南中,便纷纷介绍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建设。诸如青洲的工业化设施、现代的东望洋灯塔、发电厂及医院等,纷纷被列举为「新」澳门的象征。

但如果进一步细究观乎政府旅游刊物的内容,则可发现澳葡政府事实上一直游移于两种澳门的印象上。首先,在刊物的铺排上,政府采取了一种可谓相当突兀的安排:在介绍殖民地文化相关的一系列建筑后,紧接而来的内容,便是上述澳门的现代化成就。

作为一个对澳门全然陌生的游客读者,除了会疑惑现代化设施与旅游的关系外(毕竟游客很难会特地参观工厂及医院),或会更加不解,为何两类似乎难以扯上关系,而新旧对比相当强烈的事物,会被收录于同一本刊物当中。此种内容的不连贯,或许正反映澳葡政府对城市同时存在两种全然不同的看法。

两种景点内容的不协调,或许反映殖民政府在新旧之间的举棋不定(Image: Trip.com)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两种澳门「地标」的南湾及外港,其照片皆消失于读者的视线前,而仅有简略的文字轻轻带过。内容的缺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殖民政府对于到底何谓「现代性」,又或者如何表述澳门新旧之间关系的举棋不定。正正是前后内容间的突兀及缺席,具体地呈现了当时两种愿景间的尴尬处境。

两面不是人之感

而此种尴尬的处境,似乎在一百年以后仍然存在。

正如其中一种批评「新马路任我行」的声音,便指出活动只是于历史的布景版前,加入一些看似受欢迎的「打卡」元素,新旧之辩在今天的澳门,似乎采取了一种更加尴尬的形式:

如果一百年前的旧澳门,仍然得以因为空间及想像上的分隔,而不显得过于奇怪的话,那么今天的澳门,或者正因新旧融合,而全取新旧不和谐之感:历史的旧元素被抽空,旧建筑只作为布景版,其历史却无人问津;而新元素在形式上的「创新」,在旧布景之下却显得更加突兀。

# 文章篇数:1️⃣6️⃣0️⃣

# 本文亦同时发表于《论尽媒体》

# Cover Photo: @jdee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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