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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現代之路:「三月場:現代日本的歷史起源」講座聽後感|投稿 #19

為甚麼在步入近現代後,中日卻朝著不同的方向,踏上了形態各異的道路?為甚麼在類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卻如此迅速,沒有阻礙?
本文為【學人噏馬交】2023年系列講座讀後感,四月場講座亦已開放報名:點解大學成績不好?社會學家話你知」
作者:北方

一個熟悉時代的問題

首先,非常感謝澳門大學尹偉文教授於三月三日晚,從公共行政的角度及量性研究的成果出發,對「現代日本的起源」此一問題,進行了一種建基於歷史的全新學術解讀。

【學人噏馬交】三月場:現代日本的歷史起源—以戰國時代和江戶時代為中心

說起日本的戰國時代,相信大部份讀者跟我一樣,因為曾接觸過以此一時期為背景的遊戲,從而對日本歷史產生了興趣。不得不說,在這一方面,日本的文化輸出實在堪稱「精明 」。雖然遊戲一般以較為娛樂化的形式,標籤化地刻劃人物的形象,但正因如此,更令人對「戰國時代」此一歷史時期著迷及記憶深刻。

而戰國時代除了有趣以外,事實上還有深刻的歷史意義。作為與中國一般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日本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候,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在十五世紀時室町幕府時期,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在名義上,還是由明朝永樂帝冊封為太上天皇,可以說中日關係有著悠久歷史。

光榮的《戰國無雙》系列,某程度讓幾代大東亞學生「共榮」(Image: 巴哈姆特)

但這也不禁催生出一個非常直接的疑問—為甚麼在步入近現代後,中日卻朝著不同的方向,踏上了形態各異的道路?為甚麼在類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卻如此迅速,沒有阻礙?

發展的國家條件

在閒暇時,我本想進行一些初步探索,如中國古代史一般閱讀史書,但日本並非如中國一般,存在著中國古代王朝那樣的修史傳統,而各大名的家臣在敘述時,亦帶有較濃重的所個人色彩,恐有失偏頗。在本次聽畢尹老師的講座後,對上述問題也有一些更加深刻的認識。

尹老師首先從「路徑依賴」的理論視角切入,指出如欲理解日本今日形成之局面,則需要體察其歷史傳統,以及歷史發展所因循的道路。如果追本溯源地檢視現代國家形成的條件的話,可發現當時的日本在關鍵的歷史時刻,滿足了兩個較為重要的條件:一是國家不能“太弱”;二是國家亦不能“太強”。

乍聽之下,二者似乎自相矛盾又晦澀抽象。到底何為“太強”,何為“太弱”?一個國家又如何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這兩個條件又如何促成國家的發展?

戰國時代日本(Image: Wiki)

在聽罷尹老師的講述後,才知道“不能太弱”意指自織田始至德川終,在實力較為強盛的大名一步步的影響與努力下,日本開始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相比天皇“徒有虛名”之位,安桃時代後的“領導人”更稱得上是中央集權了,而這亦是政治體制進步之體現。

中央集權之所以重要,因為這種體制開始營造出一種「人人一體」的關係,令不論底層農民、賤民、商人,上層武士、領主都逐漸意識到,不論何種身份何種階級,「我們」皆隸屬於更大更廣闊的一層「光環」之中,那便是中央政府。在德川勝利以後,日本的統治者自然亦成為江戶幕府。

而“不能太強”則指,無論從主觀及客觀上而言,即使幕府的集權程度有所擴大,其能夠施加的影響力終究有限。因此,幕府只願意仰賴「譜代大名」此中間一級的力量加強其政治上的統治。而「親藩大名」及「外樣大名」這首尾兩級,從而亦被賦予更多的時間及精力,去發展地方經濟、教育、對外交流等商業性質更為濃厚的活動。

既能中央集權,又要讓地方大名有發展空間,這便是日本強大秘密

在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有關日本的著作《菊與刀》的敘述邏輯中,恰好亦提到正正是那些於封建時代就已形成的,由商人和中下層武士組成的「特殊聯盟」,支持著大政奉還後的明治維新改革。在封建時代,武士們往往藉由管理大名的壟斷企業,如礦山、紡織、造紙等產業,從而得到政治手段上的一些磨練;而商人則通過購買而獲得武士身份,並將許多生產技術在下層進一步普及。

因緣濟會的結果

對曾經學習過中國古代史的我來說,日本在晚至十六世紀末期,才建立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政府,或多或少令人吃驚。但或許正因日本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前現代時期(或可說是東西間風雲際會之時),形成一個較為新興的中央集權政府,因而亦沒有經歷過中國自秦朝以降般,累計達兩千年之久的專制禁錮。

但在此一統一及和平的江戶時代之下,日本依舊進行了兩百多年的鞏固與沉澱,再加上多種歷史緣由及傳統習慣在這一個時空節點的交合下,才造就了後續我們所熟知的結果。

在中國古代史的宏大敘述下,我們常說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社會,其實便是兩種權力間之博弈權重—從專制主義之角度來看,便是君相之爭,而從中央集權之角度來看,便是中央與地方之爭。這兩種權力的鬥爭,似乎也可粗略地概括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發展。

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或叫「漢字文化圈」(Image: Wiki)

如果把日本放置於此命題下檢視,便可發現日本正是在「中央—地方」關係的處理上,尋找到了一個微妙的平衡:國家能力既非太強,但又形成了有利於統一的中央基本政治框架;國家能力亦非太弱,讓地方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副業。是巧合或是必然,當世之人自然難以察覺,但後世之人卻可從此蛛絲馬跡之中探尋端倪。

文化、政制、傳統等面向,固然可根據其發展相似性與歷史沿革,進行大體劃分與歸類,但每一個國家如何形成今日之局面,卻有其不可複製的獨特性,大國更是如此。在中國近代史料中,常道大清與日本於甲午一役之中對賭國運而衰後,始啟我國民之智、求我國家之強。如此種種,兩國相交的歷史敘述中時常讓人醍醐灌頂,益更奮強國之心。

近日苦讀的《菊與刀》一書,便是從美國人的角度出發,去審視認識二戰時期的日本。而尹老師的講座,則是從社會科學角度去探索近現代之日本。大抵所謂「讀書求知」,便是從學習中求歷史之相因,而解現在之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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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四月場:點解大學成績不好?社會學家話你知(徐建華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講座五月場:張保仔與澳門 (關正衍 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澳門學16號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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