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学解释澳门经济变迁：黑格尔—和辻哲郎文化哲学在澳门的应用｜投稿#06

按：本文为5月4日澳门大学镜海人文圆桌研讨会3A哲学组的论文汇报From coastal to River Valley: On the Changing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of Macao in terms of Hegel's and Watsuji's studies of Fudo的中文撮要，属于《新风土论：和辻哲郎风土论及对港澳研究的应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作者：André

长久以来，中国被视之为「大陆国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批评中国「以海为界」，未有在海洋里实现其文化精神，然而黑格尔认为只有海洋的无边无际才能使文化充分实现「自由」的本质（注1）；因为中国精神从未在海洋里实现自我，所以黑格尔断言中国文化没有自由。

但黑格尔的武断与史实矛盾。首先，根据历史学家林肯．佩因（Lincoln Paine）的说法，世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大陆国家」，因为就算是内陆国家如蒙古，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透过河运受到海洋航运影响（注2）。

其次，历史上中国曾经活跃于海上航行，如唐宋的海上丝路，明初郑和下西洋等；再者，香港与澳门这两个历史上分别受英国及葡萄牙殖民的海岸城市，正好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发展，成为东西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间者（in-betweener）；此外，澳门在1842年香港开埠后所经历的航运衰落，更证明一文化不必永远在海洋自我实现，可以更换实现自我的场所。

相比起无法解释文化变化的黑格尔，京都学派的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的风土论则能为澳门历史转变提供文化哲学的解释：由于和辻认为文化是风土与人间之间的「间柄」所生，因此当日论文汇报指出，根据修正后的和辻及黑格尔理论框架，澳门经历了从在海岸实现文化到在平原实现文化的转变。

何为间柄？在《伦理学》里，和辻定义间柄（ aidagara ）为「来自作为主体的个人的互相关注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就好似沟通和组织一样。（注3）」然而，间柄不限于指涉个人之间的互动，亦可包括人与自然之互动。由于和辻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因此任何地理与历史条件的改变可以造成文化价值的彻底改变。但对黑格尔来说，文化价值甚至实现的场所也被上帝决定，因此价值变化并不可能。

可是，相比起黑格尔，和辻的地理知识却相当穷乏，在讨论「风土与人间的间柄」时，侧重考虑气候因素，而甚少讨论海陆地形因素；反之，黑格尔强调地形与文化价值存在直接关系。

因此，是次研究项目除了解决了黑格尔无法解释文化转变，以及和辻未能充分把握文化与海陆因素互动之外，亦首次将文化哲学应用于港澳研究，为港澳研究提供一套哲学方法。

黑格尔的「普遍关系三阶段」

黑格尔哲学认为人类历史都是同一个绝对精神（Geist，即主宰宇宙万物运行的「上帝」；虽然黑格尔声称这就是基督宗教的上帝，但哲学家及神学家未必同意，如齐克果）的自我显现，而这此显现过程是必然的，完全由精神决定，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只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在《历史哲学演讲录》里，黑格尔因而将历史发展分成三阶段，分别是：

1. 东方精神，只有一人是自由
2. 希腊罗马精神，有些人自由
3. 德意志精神，所有人自由

黑格尔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与其对精神的定义相关。黑格尔定义为「自觉意识」，而「『精神』的『实体』或『本质』就是『自由』。（注4）」人能否充分实现自我决定了自由的程度。在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只有皇帝一人自由，其他人都被视为皇帝的奴才，因此属于历史发展的最低阶段。

但要讨论文化的实现，人们不能只谈历史，而忽略黑格尔所言的「地理基础」。虽然黑格尔反对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无法决定文化，但承认地理环境会约制文化精神的实现，使之实现不同的特点。他认为文化可在三个地理范畴，即高原、平原流域及海岸区域三地实现自我。其中，海洋被视为是精神充分展现自由的场所。黑氏指出：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超去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注5）。

黑格尔对地形的重视使其文化哲学别树一格。东亚的文化哲学家，如劳思光、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往往只从历史及哲学经典去判断一个文化的「文化精神」，无视地理基础。西方的文化哲学与神学家，如田立克的《文化神学》及尼布尔的《基督与文化》，也忽视了文化的地理条件。

应留意的是，一个文化精神在何处实现，完全取决于文化不变的本质（注6），而这本质是由「绝对精神」或上帝决定，是必然的过程。黑格尔在《法哲学》§345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环节」（注7）。因此文化精神不能有时实现于海岸、有时实现于平原，只能实现于特定某地。黑格尔断定中国文化本质缺乏自由，只在平原实现自我，无法在自由的大海实现自我，无法解释澳门的存在，故我们需要借用和辻的哲学去分析澳门的处境。

和辻哲郎的间柄、风土与人间

和辻在1927年乘坐远洋轮船白山丸赴德留学，途经中国（上海和香港）、南洋、印度、阿拉伯、埃及、希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考察各地气候与文化之互动，因而在1935年写成《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一书，主张文化是人间与风土之间柄所生。

和辻文化哲学的好处在于：他的理论并无假设不变的文化精神存在。黑格尔认为文化精神先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而存在，但和辻却认为文化精神是人间（社会）与风土（自然）之互动的结果。只是和辻在考察人间与风土的互动时，只侧重于气候，而忽略黑格尔所关心的地形；此外，由于和辻的气候学及文化人类学知识贫乏，亦令他在《风土》提出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考察结果」。

例如，和辻将全球的风土及文化按气候分成三大类：季风、沙漠和牧场，却错误地以为热带气候也是「季风」一种（注8）。又例如，由于和辻认为欧洲属于牧场气候，其降水及温度变化稳定，因此欧洲人「比较理性」，这种说法实在非常牵强。

黑格尔和辻理论模型对澳门的应用及理论贡献

考虑到黑格尔及和辻的文化哲学方法论的优劣，《新风土论：和辻哲郎风土论及对港澳研究的应用》此计划结合双方的长处——黑格尔对地形之重视，以及和辻认为文化是风土与人间互动之产物——建构一套「黑格尔和辻理论模型」，以解释香港及澳门的特殊地理条件如何影响其文化意识的形成。而是次会议论文汇报，即尝试将此理论框架用于解释澳门文化实现（cultural manifestation）场所如何由海洋转变为河谷。

1842年香港开埠后，香港迅速取代澳门，成为国际转口港以及中西文化交汇中心。从「黑格尔和辻理论模型」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在1842年之前，澳门文化实现于海洋；1842年后渐被香港取代后，其文化实现于河谷。

此转变与港澳的地理条件，尤其港口水深，有极大关系。众所周知，澳门水浅，风平浪静，故有濠镜之称；反之，维多利亚港水深港阔。在帆船时代，澳门的浅水本为优势。如《香山县志》曰：「澳门可泊船处，曰沙沥。西门潮退时仅三拓，近东界与三角岛间深四拓半至五拓，泥土甚松，抛锚恒易埋没。（注9）」

但在轮船时代，澳门港口却难易令轮船靠岸，自然被拥有深水港的香港取代。拱北海关税务司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于《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指出「珠江及西江河水带来大量淤泥，致使位于两江出口处的澳门港口迅速淤塞，或许也是导致澳门商业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注10）」

历史学家Jonathan Porter将澳门史大概分成六个时期，并认为香港开埠直接导致澳门史由作为「自治城市」的第四时期（1750-1840）过渡至第五时期（1840-1950）：澳门变成「在政治或贸易上毫无地位的落后地区。」（a backwater no longer significant politically or commercially）（注11）

但这不是说澳门从此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只是转为在河谷上实现其文化，而此河谷就是指珠江（尤其西江流域）。根据蔡思行的研究，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由于粤东、广西及云南等地陆路交通不便，因此英国人如欲与珠江中上游地区贸易，必须透过西江河运，偏偏西江水道狭窄而浅水，香港的轮船难以进出，于是帆船及小轮船能够进出的澳门就成为了梧州—香港贸易路线的中转站（注12）。澳门的地位即从「中西交通枢纽」降格成「内陆与香港之间的中转站」。

从「黑格尔和辻理论模型」的角度来看，澳门地方的改变，是由于十九世纪人间与风土之间柄发生转变：澳门风土的转变是「港口迅速淤塞」，而人间的转变则包括：西方航海技术改变，轮船取代帆船，鸦片战争后满清被迫割让香港岛等等。

由于黑格尔认为海洋是文化实现「自由」特性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澳门在1842年前有「自由」的特性，而在1842年之后此特性渐渐消失。基于本研究仍在进行阶段，到底这一理论假设是否成立，仍有待考察，但现阶段我们可以先澄清黑格尔所言大海体现「自由」之内容，再以此作为标准检视澳门历史。黑格尔说：

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最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 （注13）

因此，黑格尔所说的大海中展现的「自由」，是指脱离土地的束缚，使人勇于冒险：承担航海风险以赚取利润，同时也变得「机警」。

这种描述，到底是否适用于十六至十九世纪初的澳门呢？而澳门在十九世纪中以后是否已完全失去这些特性，还是选择性地保留了一些残余的「海洋性」？这是往后文化哲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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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注1：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93。

注2：Paine, Lincoln,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3), 5-6.

注3：原文为：「主体的に相互にからは会ふところの交り、交通といふ如き、人と人との间の行为的联关である。」Watsuji Tetsurō, Watsuji, Tetsurō, Wa tsuji Tetsurō's Rinrigaku: Ethics in Japan, Yamamoto, Seisaku & Carter, Robert E tra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18.

注4：黑格尔，《历史哲学》，页17。

注5：同上，页93。

注6：Andrew Ka Pok Tam, 'On the Kierkegaardian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ext (post-1842)',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20, 156.

注7：黑格尔著、邓安庆译，《法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页475。

注8：参见谭家博，〈中国风土和人间的多元性: 论和辻哲郎的《风土》的中国文化观〉《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19卷，第1期（2022），页1-40。

注9：陈澧，〈海防〉《香山县志》，卷八。

注10：贺璧理，〈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2022年4月22日截取自https://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80/index.html

注11：Porter, Jonath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ao', Pacific Affairs 66, no. 1 (1993): 9-10.

注12：hoi, Sze-Hang, The Remarkable Hybrid Maritime World of Hong Kong and the West River Reg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7), 76.

注13：黑格尔，《历史哲学》，页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