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6. 香港人当年是否害怕九七？

香港人害怕九七，但害怕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表现得很快乐，也可以是为了埋藏心中的害怕。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七期间，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出现了很多转折，在极短时间来经历了错愕、拒绝、逃避，但在临近九七的一两年却反过来对未来表现出可称为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香港人在极短时间内表现得如此反覆，现在回头来看并不代表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本质上有很大改变，而是这个身分认同本身就相当复杂，看似自相矛盾的情感实为同一个铜币的两面。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大陆或是对香港来说都是一件分水岭事件。北京民运的来龙去脉以及各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已有很多专著论及，在此不赘。历时近两个月的运动以血腥镇压告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固然代表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开放风气被打断，及后更因为中共处处提防而难以重返。对于香港来说，则基于香港社会于八九民运当中的全城参与，中国政府对港政策大幅调整，形成往后中港之间「收紧、反抗、打压」的循环格局。

香港社会于八九民运当中的全城参与，可体现在很多不同层面。当时的电视新闻为了报道北京的消息，每天傍晚半小时的新闻时段基本上都是说北京的消息，以及香港各界的反应。其他的新闻都没有时间说，连同体育消息一起推到晚上十一时的晚间新闻才播出。香港社会对民运的支持可谓完全一面倒，除了百万人上街大游行和在马场连续举行十二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之外，尚有很多今天意想不到的人物和团体表达支持，例如色情刊物《龙虎豹》也发动义卖支持北京学生。当北京宣布戒严翌日，亲中报章《文汇报》于社论刊出「痛心疾首」四个大字，作「开天窗」式抗议。同期报章又常有各界刊登广告表示支持北京学生，要求撤销戒严和解除新闻封锁，当中包括商界领袖如李嘉诚、何鸿燊、郑裕彤、李兆基、郭炳江等，又有政界领袖如曾钰成、唐英年、梁爱诗、田北俊和梁锦松，还有后来当上香港行政长官的梁振英。

到了民运后期，香港各界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来组织支持民运的行动，这个组织后来成为了每年主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主办者。支联会的名字包括「爱国」和「民主」，以这两个词语来总结香港人对北京民运的关注和支持可谓十分准确。首先，虽然八九民运以民主为题，但当时的香港并不见得十分民主，香港人普遍的民主认知其实十分有限。当年立法局尚未设有直选议席，仅有的民主选举只限于区议会和市政局，而且投票率也不高。如果说当时的香港人要把民主带到中国，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但把「民主」和「爱国」放在一起，对当时的参与者来说就仿佛合理得多。面对「九七大限」尚余八年，「要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是香港人必须回答的问题。让香港变得和中国大陆没有分别固然不能接受，如果要有中港融合的话也应该是中国大陆变得更像香港，而不是相反。前文提到《这是我家》带出香港可以通过桥梁角色来在中国之内保持独特身分，香港人对民运的支持便成为了这个角色的一种体现：支援北京学生（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资源上）其实是一种港式爱国行为，代表了香港人要以一种独特身分来处身中国和贡献中国。当时民运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爱国措辞，游行集会当中也常听到《龙的传人》等的爱国歌曲。与此同时，当时大多数的香港人也相信中国政体的民主化，也相信它对保护未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独特性肯定有利。

可以想像，在全港市民包括权贵阶层和亲中阵营都支持八九民运的背景下，当北京武力镇压的消息传来香港的时候，带来的震撼固然是巨大无比。但在镇压当晚，也看到香港人在当时整个中国想像当中的特殊地位。不同的现场纪录都诉说同一个情况：北京市民冒险保护现场的香港学生和记者，甚至不惜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下作掩护，好让他们能安全离开，把镇压的消息带出中国。香港在中国的边缘位置，对当时的北京市民来说是至关重要和得务必珍惜的。

往后两三年的时间，整个香港社会都被悲愤所压抑，同时对不久之后便要来临的「九七大限」无比恐惧。毕竟，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他们或他们的父母前来香港，就是为了脱离中国大陆的政治动荡；八九民运却提醒他们，即将在九七接管香港的那个政府和当年他们所脱离的，其实是同一个中国政府。

正正在这个时候，香港出现了大量以搞笑为主题的文化产品。例如今天已是一代谐星的曾志伟和林敏聪，就在一九九零年和一九九一年于亚洲电视制作了搞笑节目《开心主流派》，而同期无线电视则以《笑星救地球》迎战，带动「无厘头文化」。香港栋笃笑始祖黄子华，也在一九九零年举办首场栋笃笑演出。至于香港喜剧殿堂级代表周星驰，其早期代表作品如《赌圣》和《逃学威龙》的上映时间，同样是一九九零年和一九九一年。在这段时间，香港人太需要笑，因为香港人太想哭。

搞笑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而这段时间不少的搞笑情节都和中港关系相关，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各种讽刺，成为了香港人抒发不满和恐惧的重要方式。一九九零年上映的电影《表姐，你好嘢！ 》可谓当时政治讽刺的经典之作，片中由郑裕玲饰演的中国女公安来到香港协助查案，因为不懂得香港的法治和人权制度而弄出许多冲突。此外，一九九四年上映的的电影《国产凌凌漆》，也把中国大陆各种贪污腐败用作为搞笑桥段。故事描述周星驰饰演的中国特务前来香港调查恐龙化石被盗，然而他的上司才是幕后黑手。其中一幕周星驰几乎被枪决，却能靠一百元收买处决小队脱身，此桥段后来常被借用评论中国政治。

说到电影中的中国想像，同期电影中经常出现来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人士，如《赌圣》和《赌侠》系列中的左颂星／周星祖和大军，以及《表姐，妳好嘢！ 》中的阿胜。这和同期中国大陆流行的超能力风潮（如张宝胜）相对应，但也乎合了当时香港人感到中国神秘和变幻莫测。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描述中国大陆悍匪的电影，如《省港旗兵》系列，背景既和当时相当猖獗的跨境犯罪抢劫有关，也反映出社会感到来自中国大陆各方面的威胁。此系列到了第四集时，更直接挪用八九民运作为剧情主轴。

除了以搞笑或直接描述外，当年还有不少影视产品以各种隐喻方式回应历史巨变。一九九零年电影《倩女幽魂2之人间道》，就被认为是香港影视界回答八九民运的经典，监制徐克后来坦言片中角色都有影射中国领导人、民运学生，和香港人。而片中由黄霑作曲和填词，张学友主唱的主题曲，更明言「少年怒／天地鬼哭神号」和「大地旧日江山／为什么变成了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尽是不归路／惊问世间怎么尽是无道」，后来黄霑也公开承认此曲实以八九民运为题。此曲后来于八九民运三十周年前夕在中国大陆忽然被禁。

面对难以改变的现实，说笑话或以影射来舒解恐惧很大程度上只是精神逃避。要从现实上逃避中国管治，只有移民一逃。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四年期间，有超过三十万香港人移民外地，当中大多数以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美国为目的地，在当地建立起新的香港人社区，如温哥华就有“Van Kong” 一说。当时香港人移民海外的普遍程度，使得移民成为了电视剧集中情侣分手的最合理解释。移民现象也成为了社会批判的一个窗口，例如李克勤的歌曲《后会有期》虽然表面上是一首情歌，然而当中「谁在这边赶上机／谁在那边讲道理／害怕等最后限期像处死」的歌词却明显是在控诉当时有从政者一方面高呼爱国爱港，同时安排家人取得外国护照的矛盾行为。

顺带一提，有意见认为这段移民潮为香港的中上层制做了一个奇怪的断层：最有能力的老前辈纷纷离开，中层人员尽管历练不足却因而有机会快速晋升，然后这一代人霸占管理层三十年之久，引发社会世代流动不畅。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快速晋升加强了他们对香港充满机会，若有人失败只可能是个人问题的盲目崇拜；而由于他们本身能力不足，才引至后来香港各方面的逐渐败坏。这种说法从学究上来说未免过于简化，但类似说法既然能够流行起来，也反映出社会对移民潮和世代矛盾的一种理解。

当然，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有能力移民，可以离开的往往都以中产专业为主。这个阶级分野也受到官方政策的强化。当时曾有本地政治代表向英国政府要求向全港五百多万市民提供「居英权」，一方面显示英国对香港前途有信心，也对担心前途的香港人给予一个最后出路。碍于担心香港人都会涌往英国定居，最终英国政府只提供了五万名的名额，容许拥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士、企业家商人、纪律部队公务员，以及从事敏感工作职位（例如警察政治部）的人士申请。面对中产专业纷纷离开香港，当时社会也流行说：「有钱有办法，无钱基本法」，讽刺港人只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主权移交。

对于中国大陆的当权者来说，香港市民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则带来另一个难题。八九民运本来到了中后段有无以为继的趋势，却在来自北京以外的支持下继续下去，当中来自香港的精神支持和实际物资有显著影响。仅是「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活动，就筹得一千三百万港元的捐款。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直接送了数十个色彩鲜艳的野营帐篷到天安门广场，也让广场上的人精神一振。到了镇压以后，以香港为基地的「黄雀行动」又协助营救了数以百计的民运领袖离开中国。这些实际的影响，使当权者担心香港将会变成「反共基地」。毕竟，当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就是从香港开始，香港自开埠以来其存在就是对中央集权的一个挑战。江泽民于八九年年底会见英国首相特使的时候就提到「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说法，意谓香港人不应干涉中国大陆政治。以后中国政府处理香港民主化的问题时，也必先考虑到与中共管治的相互影响。而当时正在草拟当中的香港《基本法》，不少条文的定稿方案也比原先的咨询稿有明显的收紧，特别是与选举方式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条文。

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化的担忧，很快就放上政治议程。面对六四镇压，英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也要处理如何向选民交待要将香港交予中国统治。英国政府的答案，是要加速香港的民主化，尽可能在一九九七年前为香港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以防未来北京可能对一国两制所作的干扰。毕竟，《中英联合声明》已规定了港人治港，港英政府以此为基础扩充香港的民主化，他们认为既能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交代，也不应被视为背叛对北京的承诺。与此同时，香港人本身也要求加速香港的民主化，作为主体移交后香港自主的保障，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抗共」。

港英政府具体的民主化措施，体现在一九九二年就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于一九九零年决定了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组成方法，并列明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可留任成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也就是所谓的顺利过渡和「直通车」。方法规定六十个议席当中有三十席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而一九九一年产生的立法局只有二十一个议席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所以一九九五年的选举要新增九个功能团体席位。本来功能团体席位通常由商界领袖所主导，彭定康却想到把所有选民按职业分为九组（当时称为「新九组」），让所有选民都能够成为功能组别选民，变相把这九席等同直选。这做法大幅提高了立法局的代表性，但从中方的角度出发却等于是港英政府强行改变了第一届立法会的组成方法。如是者，中英两国的政改争拗就此展开，英方说「三乎合」（乎合《中英联合声明》等协议），中方则说「三违反」，两边互骂无日无之。

与此同时，中英双方又就香港的新机场计划展开争拗。香港的国际机场原设于九龙城，随城市发展已被建筑物包围，无法扩建，大大限制了香港的国际连结，必须另建新机场。港英政府在六四镇压后为显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推出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基建发展计划，除了新机场外还有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线，全球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以及铁路沿线的城市发展，合称之为「玫瑰园计划」。中方对此却十分担心，怀疑港英政府刻意要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把政府的储备全数花光，于是两国又就机场计划展开谈判。

政改争拗最后以「另起炉灶」结束，中方不承认一九九五年的选举方案，另行成立「临时立法会」于一九九七年接手，一九九五年选出的立法局议员不能自动成为特区的第一届立法会议员。新机场协议经多翻修订，最终位于赤鱲角的新机场在一九九八年启用，港英政府也为特区留下三千亿元储备，远比协议规定的二百五十亿为多。不过，在这些关系到香港前途的谈判当中，香港人无从参与，香港记者往往只能在多次闭门会议的前后探取风声，透过两国代表的片言只语来捕风捉影。对此，不少香港人对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感到越来越不满。

从中英谈判和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的草议开始，香港人就被排除在决定香港命运的过程当中。香港革新会在一九八二年的民意调查就显示由七成市民希望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后维持为英国殖民地，一成半的市民支持改由联合国托管，只有百分之四的市民支持被中国收回并受中国管治。一九八三年时又有签名运动，多达六十三万个签名支持维持现状。这些数据和中国官方传媒经常宣称的「香港同胞热切期望回到祖国怀抱」的说法，可谓差天共地。本来「一国两制」的设立是为了释除香港人对中国管治的疑虑，但谈判过程却没有港方的参与，中方坚持只和英方直接对话。当时香港舆论有所谓「三脚凳」的说法，即谈判过程要有中、英、港三方的参与才能稳健。然而邓小平在一九八四年会见香港的议员代表时，劈头就说：「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再看同期香港观察社的民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市民应为香港人应该有份决定香港前途，其中专上教育程度者更是百分之一百认同，可见诉求之广和落差之大。

九十年代初新一波的中英争拗，再次突显了香港人对自身前途的无力感。而经历过八九民运的洗礼，不少人对于政治参与变得更为进取，认为要让香港人自己发声，也有所谓「夹缝论」的出现，主张香港人不应再被动地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或中国权威主义」所戏弄（周蕾）。类似的诉求在流行文化中也有出现，如乐队Beyond 《爸爸妈妈》一曲当中，就把中英两国争拗理解为父母争吵，然而香港这个孩子其实已经长大，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

爸爸要争论昨日是谁错妈妈她心里一把火乖乖已长大莫问是谁错只想你一句讲清楚

过渡期里战斗未曾过去我被遗弃太过令人费解

爸爸他说妈妈真失败今天真正主角是我吗爸爸请你归家休息吧今天真正主角是我吗

到了学术界，「夹缝论」的出现却引来不少批评。有学者虽然认同其表达的不满，却同时认为背后的分析很容易把香港本质化，不利于香港社会反省自身的不足。例如当香港人要高举资本主义来对抗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时，便会忽视了香港经济制度中的一些弱点，如对劳工保障的不足。学者孔诰烽当时就直指「夹缝想像」的问题在于「构作（／强化）了一个资本主义、中西混杂兼容并包、安定繁荣、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有人权的『香港』自我；同时也构作了一个心胸狭窄、骄傲自大、社会主义的『中原文化』他者」，却绝口不提「近年港商大举北上，大陆的劳工、天然资源、市场甚理女性全成为他们的剥削对像」，未免与香港人的夹缝冤屈描述格格不入。因此，相对于把香港的问题简化为中英两国欺负香港，应该说是海外、国内以及本地的权贵阶层利用转变的时机大捞一笔，受害的实是各处的低下阶层。

不过，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学术界当中。实际上越靠近九七，主流社会中的悲观情绪便很快被另一种近乎盲目乐观的表现所盖过。但这不是说当时的香港人不再忧虑，反而更像是在没有其他出路的前题下，选择幻想明天必定会更好，作最后的自我陶醉。

伸延阅读：
史文鸿（1993）：〈近年港产片中大陆人的典型化问题〉，史文鸿、吴俊雄编《香港普及文化研究》，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孔诰烽（1997）：〈初探北进殖民主义：从梁凤仪现象看香港夹缝论）〉，陈清桥编《文化想像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吴俊雄（2002）：〈寻找香港本土意识〉，吴俊雄、张志伟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