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只是終結“家天下”

無論如何，“辛亥革命”都是中國歷史的一大分水嶺。按照官方的說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動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不管我們對“辛亥革命”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模式有著何種不同的認識，都不能否認“辛亥革命”事實上終結了這一政治制度。

就我看來，辛亥革命並沒有終結帝制，只是終結“家天下”。它確實結束了綿延兩千多年的郡縣制，結束了帝王傳位於子的權力交接模式，但卻並沒有根本上結束帝制。 “共和”的價值及相應的體制，並沒有在“辛亥革命”後牢固地建立起來，根植入民心，而只是成為中國順著歷史的慣性，並藉助於外來的手段，而創建更加專制的政體的口號。事實上，在“辛亥革命”結束了“家天下”後，中國並沒有沿著削弱專制力量的方向發展，反而是沿著增強專制力量的方向在發展。從而，在經歷了30多年的探索與鬥爭後，中國終於建立起了一個穩定的，更加專制的，且超越了“郡縣制”的政治制度。

為何會如此？為何中國歷史的發展總是與人們的美好期望相反？那是因為先驅們輕視了中國社會中暗藏的巨大力量，輕視了那些能夠將中國人聯繫在一起的牢固的價值觀，正是這些價值觀將中國人聯繫在一起從而能形成與發揮出巨大的力量。而這些價值觀是與自由的價值觀相悖的。如果不把首要的目標和精力用於改變這些價值觀，那麼，任何變革社會的主張最終都會不由自主地被納入到由這些價值觀所支配的軌道。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的“忠孝”一直是核心價值。兩者之間，“忠”又高於“孝”，“忠”是至高無上的，社會鼓勵為“忠”而捨“孝”，不支持為“孝”而捨“忠”。但在傳統社會中，“忠”又必須要以“孝”為基礎。傳統社會，社會組織化程度低，民多以村落聚居，各村落之間，聯繫很少。村民的日常生活幾乎全部發生在村落內部，朝廷的權力又只能延伸到縣治，所以，鄉村社會必須依靠宗法家族力量來維持自治，這就必然要求推崇“孝”的價值觀。建立在眾多相互隔絕村落之上的皇權必然要以“孝”為基礎。因而，在傳統社會中，主要是靠“忠”與“孝”將中國人聯繫在一起的。

但是，傳統社會，除了“忠孝”的價值觀外，還有一個“義”的價值觀。這個“義”，並非完全等同於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之中的那個義。而是指比照於血緣宗親關係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將沒有血緣宗親關係的人們聯繫起來的“義”。簡單說來，這個義就是江湖“義氣”，“結義”的那個“義”，為“朋友兩肋插刀”的那種“義”。這個“義”，發端於儒家思想，卻又不限於儒家思想的範疇。

在《論語》中，子夏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語。針對司馬牛“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之憂，他說，“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這就將儒家兄弟之間的“悌”這一價值觀念引申到了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孔子也說過，“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給朋友之間的交往注入了必須講信用、重承諾的內涵。注意，孔子這裡強調的是“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這意味著，他不是那麼重視與朋友之外的人交往，也應當講信用。

但是，除了“忠孝”或三綱之外，儒家並沒有在非血緣關係的人們之間的交往和聯繫上花費多少心思和精力。因為這種交往與聯繫並非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普遍現象。然而，雖非社會之普遍現象，但它仍有部分的需要。所以，“義”在將非血緣關係的人聯繫與聚集在一起時，必然注入新的內容，除了信義外，它還要求相互“結義”的人們，要共享利益，相互幫助，同生共死，共同排外。逐漸發展成為游離在皇權和宗法家族權力之外的“江湖”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

在郡縣制的傳統社會中，“義”始終是一個較次要的輔助價值。不能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因為，“義”不能適用於大量的分散化的宗法家族村落，只能少量地適用於“江湖綠林”或“會黨”組織。也就是說，在分散化和社會組織化程度尚低的傳統社會中，“義”客觀上不可能支撐“忠”，支撐不了皇權，而唯有“孝”才能支撐“忠”，才能支撐皇權。

因而，我們看到，即便傳統社會改朝換代多是以“義”將從宗法家族中游離或排斥出來的個體聯結起來，從而形成了反抗舊有政權的初始力量，然而一旦這個力量發展壯大到可能取代原有政權時，它就會逐漸地淡化“義”而強調“孝”，並在取得政權後，拋棄“義”而只強調“孝”。

我們看到，在傳統社會的那些將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非主流、邊緣或者地下組織內，“義”成為這些組織的基本價值，是組織成員效忠於頭領的價值基礎。例如，“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就特別強調“忠義”的價值觀。儘管這是小說的描寫，但卻是現實的真實反映。所謂“忠義水滸傳”， “忠”主要是指梁山好漢對頭領宋江的“忠”，而這個“忠”是以宋江與好漢們的“義”為基礎的。這類占山為王的山寨組織仍然將“忠”作為最高原則，但與建立在宗法家族之上的皇權不同，它將“忠”建立在“義”之上，而不是“孝”之上。像“天地會”、“洪幫”等會黨組織的基本組織原則也與此類似，但他們的“忠”沒有山寨組織那麼強烈。

與覆蓋全國的皇權不同，山寨組織的權力交接不是傳位於子，而是在組織內部選擇。一般按在組織內部的地位、實力、威望，還有前任頭領的意見等多方面因素來選擇或指定最高權力繼承者。像水滸梁山好漢就排了座次，排了交椅。按照他們的座次，如果宋江死了，就該盧俊義繼位。為何山寨組織不搞“家天下”呢？原因在於組織規模小，組織成員之間的聯繫非常密切，成員之間的聯繫要強於血緣關係之間的聯繫。另一個因素是，山寨組織面臨外部的巨大壓力，組織和每個成員都時刻處於危險的狀態之下，所以，它必須要求最高領導人本身要具備較強的能力，能夠以身犯險。所以不能選擇毫無經驗和能力的前任頭領的後代作為繼承人。

相反，對於皇權而言，它也只能傳位於子。因為它控制的範圍大，它的權力體係也大，它又以“孝”為基礎，所以，對於整個社會而言，無論是權力體系內部，還是鄉村社會之間的聯繫都是微弱的。那麼，就只有皇子才能無可置疑地成為皇位的繼承者。其他任何人，無論他的能力如何強，功勞如何高，都很難具有對全社會的巨大影響力。不具有對全社會的標識作用，因而選賢在製度上不能成為繼承皇權的規則。就這樣，“家天下”必然成為傳統社會中皇權繼承的不二規則。如果臣子“皇袍加身”，就是篡位奪權，那就破壞了規則。

但是，當中國社會在近代遭到西方世界的衝擊，技術的引進，生產的發展，交通通信越來越便捷漸漸打破了宗法家族的界限，社會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沒有血緣宗親關係的人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多，自然而然，傳統社會中居於次要地位的“義”的價值的地位就會越來越高，應用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成為將中國人聯繫起來的重要價值。與此同時，“孝”價值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作用越來越小。

不管“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共和”的口號喊得多麼響亮，將他們聯繫起來從事推翻清王朝的反抗活動的價值卻並非“平等”與“自由”，而是傳統社會中處於次要地位的“忠義”價值觀。只不過與過去的改朝換代不同，這一次，“忠義”價值不僅在反抗活動的初期，而在整個反抗時期及成功地瓦解了原有政權後，仍然得到保持。原由就在於中國社會的組織化程度，人們之間聯繫的密切程度，特別是非血緣宗親關係的人們之間的聯繫大大增加了，使得“義”的價值觀可以將中國人聯繫起來，並支持“忠”這一最高的價值觀。而對於任何社會變革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口號與目標，而是將人們聯繫凝聚在一起的紐帶才決定了他們最終所能得到的東西。

就這樣，草創時期“革命黨人”的會黨組織模式逐漸成為將中國人聯繫和凝聚起來的主要組織形式。在經歷了只反“父權”，不反“君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列寧式的政黨非常容易地就在會黨組織模式上嫁接過來，它強調“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進一步將思想權威賦予給“政黨組織”和”政治領袖“。這種新型的政黨組織，仍然以“義”為成員間聯繫的紐帶，以“忠”為最高的組織原則，而且還同時壟斷了思想話語權。後一點是傳統社會中的山寨會黨組織所不具備的，但也可以在以宗教為載體的會黨組織中找到痕跡。雖然政權壟斷話語權是外來的，但符合中國社會“君權至上”的價值觀，在中國社會內部具有這樣的內驅力。完全符合“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這一哲學原理。

當“革命同志”、“階級兄弟”這些以“義”為本意，而更富於號召力的價值觀念將眾多的底層民眾也聯結起來後，中國社會發展成為一個將控制末端延伸到基層社會的“政教合一”的更高級的專制社會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些人批評蔣介石安排蔣經國繼任是“家天下”，其實不然。誠然，蔣介石為了蔣經國能繼任栽培了蔣經國，這是出於宗親關係。但是，我們要看到，蔣經國繼承大位並不是由於存在具有傳位於子的合法規則和受到全社會的普遍默認。相反，傳位於子在“辛亥革命”之後，已受到人們的普遍反對。蔣經國繼承大位的直接原因並非由於他是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他在國民黨內已經取得了相應的資歷與威望，得到了大多數黨內大腕的支持。他是蔣介石的兒子只是他成為繼任者的間接原因和優勢。換言之，只要不是在規則上規定了非前任領導人的後代不能繼任，就不能說是“家天下”。

總之，“辛亥革命”並沒有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而只是終結了“家天下”。它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可以分封制的結束相比。在此之前，中國的政治制度是郡縣制加“家天下”；而在此之後，中國歷經30多年，卻最終形成了一個更高級的專制社會。

200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