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圈#MeToo 調查：圈外是極權，圈內是父權，受害者的多重受困

• 本文由端傳媒與低音（www.diyin.org）聯合發布，首發於端傳媒。

• 本文作者：付泉芷

2015年5月，維權律師助理趙威參加NGO研討會時，發現自己被疑似便衣國保（全稱“國內安全保衛”，是公安機關的一個警種）的幾個人在夜色中監視。她打開手機閃光燈照向其中一人，對方猶豫幾秒，向另一方位打了個手勢，兩撥人一起撤走。

被追踪、被監控，是公民抗爭運動者處於政權打壓下的生活常態。但彼時的趙威沒有想到，幾天后，她尊敬、信任、稱呼為“大哥”的公民記者朱瑞峰，會利用她對人身安全的擔憂，創造性侵的條件。

趙威回憶，研討會結束後，朱瑞峰自稱為避免國保追踪，用他人身份證在酒店開了一個房間，然後在半夜突然壓到她身上，實施強姦。侵害發生後，她恥於向好友求援、也找不到公民圈內的救濟渠道、更無法報警。兩個月後，“ 709維權律師大抓捕”發生，23歲的她被關押，接著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被認為是中國當時最年輕的在押政治犯，半年後取保候審。

如今，住在舊金山的趙威講述這些經歷時語氣冷靜。八年來，公民運動被鎮壓至銷聲匿跡，而女權運動抓住網絡公共輿論的微薄空間，在2018年夏天的米兔風暴裡衝擊並塑造了一代人的性別意識。她趟過這些巨變，努力尋找相對安全的環境，同時盡力恢復性侵和拘捕留下的創傷，但卻未曾和任何親友正式且完整地敘述那次侵犯，更未考慮過公開講述——直到今年六月。

2023年6月2日，受台灣#MeToo浪潮鼓舞的政治工作者李元鈞指控六四學運領袖王丹性騷擾，點燃了中國民運圈#MeToo的星星之火。 6月21日起的三天內，共有四名女性公開指控被公民運動者性騷擾，引發對民運圈生態與文化的爭議。

民運圈由對抗中國政治體制、立志推動民主法治進程的運動者組成。從文革結束後的民主運動，到八九民運，再到本世紀初的公民運動與維權行動，凡是參與其中的抗爭者、異見人士、律師、記者、NGO工作者等，都能被籠統地歸為“圈內人”。流亡後長期在國外從事中國民主活動的群體，與在國內推行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們，可分別被稱為“海外民運圈”與“國內公民圈”。兩個圈子相交卻不重合，但均站在中國政治體制的反面，常被一起討論，視為一個整體。

此次#MeToo橫跨這兩個圈層，被概括為“民運圈米兔”。許多人批評圈內的男性權威與男性氣質成為性騷擾的土壤，但也有人反擊稱#MeToo抹黑民運圈形象、“不顧大局”、與中共合謀打擊處於低谷的“反共事業”。

記者採訪了趙威、李元鈞等性騷擾指控者，並詢問了TA們在所述侵害發生前後的困境。由於性騷擾發生的隱蔽性以及部分當事人的政治風險，其所指控的侵害沒有直接證據留存，記者亦無法獨立證實這些侵害的發生。但是，指控者們所述經歷具有相似性，一定程度上能印證侵害運作的共通邏輯。

本篇報導的近十名受訪者中，除了公開指控的#MeToo當事人，還有另外三名女性行動者向記者表示，自己曾遭受過民運圈人士的性騷擾，且她們知道還有其他受害者，出於種種原因未能站出來公開指控。

MeToo風暴裡的五名被指控者，僅有身處美國的王丹和滕彪在社交網絡公開回應。王丹否認性騷擾，表示願意就此事對薄公堂，但聲稱支持#MeToo運動；滕彪在指控者公開陳述前，搶先發表“ 道歉聲明”，否認性騷擾，稱自己的行為是“異常笨拙的求愛” 。另外三名身處國內的被指控者，目前均不再活躍於公民圈，有的甚至已進入官方體制：曾被稱為湖南公民社會“精神領袖”的鄧林華，如今身為農工黨湖南省委副處級幹部。記者試圖聯繫本文涉及的被指控者，均未獲得回复。

多名指控者、抗爭行動者和女權運動者對記者表示，民運圈內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性別結構，以及性別意識的普遍缺乏，成為性騷擾發生的系統性原因。侵害發生後，被政治壓迫的受害者難以尋求社會機制的幫助，而民運圈本身也缺乏相關救濟渠道，致使受害者處於更加孤立、隱秘、脆弱的地位。一方面，施暴者被圈內的父權化的熟人關係網庇護，難以被問責懲罰，而另一方面，受害者可能面臨圈內的攻擊、污衊、道德綁架，遭受二次傷害。

“這些被指控性騷擾的人，也是想努力擺脫極權體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但他們也是施暴者、父權制的受益者，沒有意識到極權和父權的同構性，對自己壓迫者的角色一無所知。”擁有十年維權運動經驗、女權主義者黃思敏律師接受采訪說。

“是他們該反思自己作為壓迫者的時候了”，她說，“如果他們連這個都反思不了，他們所搞的民主運動，注定人越來越少，沒有人願意和壓迫者一起共事。”

一、政治風險

趙威在公開敘述中回憶，八年前的那天，比她大22歲的朱瑞峰在半夜突然壓到她身上，說喜歡她很久了，每次見到她晚上都睡不著覺。她嘗試推開，未果。朱瑞峰對她親、摸、插入。她終於推開了，跑到衛生間躲起來。

“我在衛生間裡哭，哭了很久後就洗澡，差不多就感覺天明了。”趙威接受采訪說。

她說自己當時沒有意識到保留證據，因對被侵犯感到噁心，所以“通過洗澡來洗刷這種玷污”。她說，整個過程中，朱瑞峰沒有來衛生間敲門或詢問。她哭完、洗完，從衛生間走出來，看見朱瑞峰在睡覺，也可能在裝睡，然後就出門了。

記者撥打朱瑞峰的電話，接通後被掛斷，再次撥打後未被接聽。朱瑞峰也未回應記者的郵件提問，包括是否為了與趙威發生關係而假以安全之名與她同宿、是否強迫趙威發生性關係、是否承認趙威是其性侵受害者。另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朱瑞峰通過了記者的微信好友申請後又拉黑，且未回复記者短信。

侵害發生後，趙威沒想過報警，首先源於維權運動者與公權力的衝突。 “我是一個抗爭者嘛，每次和警察打交道，都是一個警惕和抗爭的姿態，”趙威說，“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覺得會被歧視和侮辱。”

此外，她也不相信警方能以尊重、同理的方式對待對性騷擾報案者。她事先同意和朱瑞峰共處一室，擔心警察因此認定他們是戀愛關係、不是性侵。 “我怕遇到蕩婦羞辱，被污衊、被責怪。”她說。

趙威的一位關注公民圈抗爭的朋友接受采訪時補充說，如果被圈內人士性騷擾，案件的原被告和證人可能都是其他政治案件的相關人物。 “我們第一反應就是，（報警）會不會影響到大家地下的隱藏的工作，而不是我們自己的感受。”她說。

那也是“709事件”發生的前兩個月。趙威記得，許多抗爭者已預估到某種風險，預留好律師委託書，為被捕後的營救與辯護提前做準備。與此同時，性侵給她帶來強烈的恐懼感，讓她處於極權和性別暴力的雙重恐懼之下。 “在生活的任何一個場景，都會擔心身體、安全的失控。”她說。

但這種恐懼又被她下意識壓抑。她與多位抗爭者均表示，身處急劇的政治壓力和動蕩的運動裡，瞬息萬變、高度緊張的局勢消耗了抗爭者大部分精力，難以內省想法、消化情緒；另一方面，抗爭者一心撲在運動上，或被運動的洪流裹挾，常不自覺地把自身利益和感受放在後面。

在性侵發生後、“709抓捕”前，趙威還去江西省高級法院舉牌抗議警方拘留其好友吳淦（草根維權人士，人稱“屠夫”），而同為吳淦朋友的朱瑞峰也一同前去聲援。趙威說，她當時顧及的抗議活動，沒有時間考量對朱瑞峰的厭惡與恐懼，也無法因此而拒絕與他同行。

“709大抓捕”很快來臨，趙威和其他近300名維權律師及家屬被警方帶走。她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可被關押於任何地點，對嫌疑人的管理亦不受看守所條例限制）六個月後，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轉移至看守所。

又過了半年， 警方稱趙威“對涉嫌違法犯罪的事實供認不諱且態度較好”，決定取保候審。當晚，趙威的微博發布一篇聲明稱，她被上司李和平律師利用，不了解供職律所是“在中國進行滲透和平演變的幫手”，而她本人也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棋子”。 《環球時報》隨後發布多篇文章，稱之為“90後美女”的“單純”與“反省”。

那段時間，趙威沒有公開回應那篇“割席”性質的聲明，也沒有回應另一樁撲朔迷離的“她的官派律師起訴她家屬委託的維權律師稱其造謠她在看守所被性侵”的案件。取保九個月後，她公開發文《 致709同伴》，說自己懦弱、“因承受不了傷害而妥協”，但想念失去聯繫的同伴們，不知他們過得怎樣。

被拘捕的經歷，讓趙威對公安和司法系統更加抵觸，對公權力不抱任何信心，因此更未有過報警指控被性侵的想法。她補充稱，在押期間，警察會用侮辱女性的話攻擊她，而她在709事件前後的經歷，也可能影響警方看待她指控其他維權人士的態度。 “我會更恐懼，”她說，“如果警方不受理，會怎麼樣？是否會對我污名化，更進一步質疑，我報案的目的是什麼？”

更大的影響來自內心的創傷。被性侵、被關押，讓她失去對身體和生活意志的掌控，令她處於“低自尊”的狀態。 “我覺得我在生活裡是一個loser，我的身體、安全，什麼都掌控不了，這時候人會有一個絕望的心理，對什麼都不會再產生期待了。”她說。

趙威回憶，感到絕望的那段時間，由於無法反抗，更無處訴求正義，她只能更加貶低自己，甚至合理化侵害，讓內心好受一點。 “就像戴手銬一樣，越掙扎就銬得越緊，”她說，“如果是一個loser的心態的話，對方怎麼對待我，好像都變得自然了，所以掙扎就會逐漸變弱，可以說給自己取得一個更大的生活空間吧。”

改變心態是個漫長的過程。自2016年7月取保後，她努力把自己逐漸轉移到相對安全的環境裡，和家人待在一起。 2021年，她來到美國讀書，感受到自己身處政治和性別層面更加安全的地方。如今，31歲的她形容過去七年是恢復自己、建立自信的過程，“逐漸從自己的殼裡鑽出來”。

二、道德光環

李元鈞接受采訪說，第一次見到王丹時，有種“粉絲見到名人”的心情。那時，19歲的他投身台灣市政社運，當看到與高壓強權抗爭的學運領袖、中學歷史課本里的人物就在眼前，激動與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王丹在那場聚會邀請他一起去美國旅行，並稱會介紹他和其他民運人士認識。李元鈞在公開講述中回憶，2014年6月6日晚，紐約的酒店裡，王丹從他身後用力抱住他，強吻，然後將他推倒在床，並開始解開自己衣褲。他被嚇蒙了，情急之下把王丹推開，稱剛做完肛門手術，請王丹不要繼續侵犯他。王丹停手了，但在隨後幾天不停言語騷擾，約他晚上一起睡。

接下來是他人生中最難捱、最恐懼的一周。他在美國所有行程和花費都由王丹安排，加上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手機沒有數據網絡，孤立無援的他不得不每時每刻跟著王丹，但卻不能表現出反感，更無法反抗。 “（如果）直接和他們翻臉，那我要怎麼回到台灣？”他反問。他只能忍耐，裝作若無其事地參加王丹的飯局，在飯桌上強顏歡笑。

回台灣後，他把自己關在出租屋內，連續哭了好幾天。從此，每年6月4日前後，他都極力避免看到任何六四相關新聞，但王丹總在這期間活躍於媒體、社交網絡和台灣政治圈，令他避之不及，也讓那個發生在6月4日後兩天的侵害不時閃回於腦海。在台北市議會工作時，李元鈞工作要求閱讀每日報紙，在六四紀念日看到王丹巨大的肖像印在版面。 “我必須咬著牙、忍著身體發抖，去看這個東西，”李元鈞說，“看到他的臉、看到他說話的方式，再對應他對我做的事情，我覺得很噁心，感到呼吸困難。”

對於性騷擾指控，王丹先是稱性騷擾事件“ 完全不存在”，但在李元鈞發布與其助理的聊天記錄後改口稱，這些指控與自己的記憶“ 有巨大的落差”。王丹未回复記者於Facebook私信的提問。

據媒體報導，超過五名受害者稱曾被王丹性騷擾，且侵害模式具有相似性。 《德國之聲》 報導，一位受害者和王丹去日本時，被安排在酒店同宿，當晚王丹試圖與他發生性關係，這和李元鈞所述經歷高度相似。此外，王丹曾多次在酒桌飯局上性騷擾在座者，或邀約年輕男性到家裡，將其灌醉並性侵。

因為王丹的光環，李元鈞信任他一起去美國“見世面”；也因為王丹的光環，李元鈞畏懼他的權勢，在被侵犯後不敢公開指控。

自2009年起，王丹先後在台灣四所大學擔任客座助理教授，頻繁接受媒體採訪或撰寫評論，並和台灣綠營政黨保持良好關係。李元鈞因此擔心，公開指控，意味著斷送自己未來在政治圈的工作機會：王丹利用個人影響力和交際，足以讓他在求職時被質疑、被特殊對待。 “只要王丹去說，這個人有問題，他們到底是會聽王丹的，還是聽我的？”李元鈞說，“最後放在同一個天平上，大家的信任感到底是對王丹高，還是對一個（無名之輩）的信任高？”

他解釋，如果不公開指控，僅報警走司法程序，由於他仍是在校生身份，王丹也是大學教師，校方和教育部都會被通報，有太多線索導致此事很可能被媒體挖出來曝光。 “有可能我去找工作的時候，這個事情並沒有被查得水落石出，”他說，“如果法官沒有判，或者檢察官不起訴，那大家對我的質疑是不是會更大？”

對於“權勢性侵”的指控，王丹發推特稱，自己是極權的受害者，質問“我的權勢在哪裡？”李元鈞在整個採訪中語氣冷靜溫柔，但談及此處時鮮有地情緒激動。 “他的傷痕就是他的勳章，大家會因為這個頭號通緝犯的名稱而尊敬他，這就是他的權勢啊！”李元鈞說，“如果我今天不講出這個事情，你會認識我是誰嗎？可是我也不會因為講出這個事情，就被邀請去美國國會，或者去（台灣）總統府和誰碰面，但是他會啊！”

李元鈞公開指控後，曾在六四紀念館舉辦活動的“紐約民主沙龍”社群發布聲明，要求王丹做出令倖存者滿意的回應，在此之前拒絕與王丹合作。記者獲取的聊天記錄顯示，六四紀念館館長於大海對沙龍運營者說，如果沙龍認為王丹是施暴者，則不允許再在紀念館舉辦活動。沙龍運營者回複寫道，八九民運是其政治啟蒙，對學運領袖敬如長輩，但如今“與紀念館緣分淺，我也承認”。

一名沙龍運營者接受采訪說，當與六四運動者產生衝突時，他們的光環會讓自己先反思是否做錯了什麼。另一名運營者接受采訪稱，民運人士常以道德綁架的方式溝通，好像“和他們做對就是和六四做對，和整個（民運）大業做對”。

記者觀察發現，許多海外民運人士以“反王丹就是不反共，要顧及反共大局”的底層邏輯為王丹辯護。呂京花（八九民運“北京工自聯”組織者） 轉推，“不反共，什麼平權都是無稽之談”；陳維健（海外民運雜誌《北京之春》主編） 認為，要反共就無法抵制王丹；魏京生（文革後北京民主牆運動推動者） 質問：“對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因為他有缺點就任由敵人抹黑污衊嗎？”

多名運動者分析，流亡民運人士的光環所代表的道德資源，本身也是建構海外民運圈的基礎，而他們維護王丹，除了維護其共同事業的道德價值，也事關自身利益。

女權運動者呂頻接受采訪稱，很多人把追求民主自由的情懷和對天安門悲劇的感念，寄託在那些至今活躍的流亡學運領袖身上，讓他們繼承了六四的道德資源。 “只要大家對六四有感情，他們就有無限提款的道德存摺。”她說。但當王丹作為六四最大的象徵被質疑時，這些海外民運人士“共同事業的道德基礎就破產了，獲得的自己那份收益就更少了”。

沙龍志願者稱，與六四紀念館一方溝通過程中，王丹雖然沒有出面，但館長的態度讓他們覺得，海外民運人士要王丹“舉起大旗”，跟著他可以做一番事業，於是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其表態與行動也以小集團利益為先。

他們也擔心，與六四紀念館的衝突，可能會影響社群往後的發展。 “我們想辦好自己的活動，自立自強，但是又會想，他們會不會影響我們想請的嘉賓、或者（在資源上）有些衝突。”沙龍志願者說。

三、父權制

當趙威走出709事件的禁錮，她曾嘗試向一位為她刑事辯護過、一起參與街頭抗議的維權律師講述被朱瑞峰性侵的經歷。然而，對方第一反應是問她，是否想和朱瑞峰談戀愛才共處一室。 “我一下就縮起來了，不想展開講了。”她說。那位律師後來意識到不妥，說這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但沒有給予其他建議，趙威也沒有和他繼續這個話題。

而當趙威幾年前向一位女性朋友提及性侵時，該友人接受采訪說，她感到很憋屈，因為她們找不到合適的話語去闡釋和批判性侵，自己也找不到合適的語言去支持趙威，只能互相安慰一下。她稱，自己也遭到過公民圈人士不恰當的身體接觸，而她也像趙威一樣，無法言說，不得不把自己的感受稀釋掉。

趙威和她朋友的失語，是公民圈內缺乏反性騷討論的縮影。趙威說，即使圈內很多人是維權律師、人權工作者，但大家都在關注言論自由、民主選舉等議題，沒有人公開討論性暴力。性騷擾如何產生、哪些言語和行為是性騷擾、被性騷擾要怎麼辦、有什麼救濟途徑，“在大家腦子裡是空白的”。

呂頻分析，政權的極度打壓，導致討論被擱置、機制建設遙遙無期。 “人都要進監獄了，你和他們去討論性騷擾，確實不是（考慮的）優先位置。”她說。

她在國內推動女權運動時，也嘗試和維權律師群體溝通性騷擾議題，“有交流也有衝突”。但709大抓捕的前幾個月，“女權五姐妹”被捕，紅極一時的女權街頭運動戛然而止，而抓捕發生前一天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的呂頻，被警方認為是“幕後黑手”，從此滯留美國。她說，在女權運動者和維權律師均遭官方鎮壓後，雙方都“自顧不暇”，沒有資源和精力交流互動，兩個群體變得更加割裂。 “每個人都是地下的秘密的聯繫方式，被打壓後都斷聯了。”她說。

從事維權與反性暴力的黃思敏律師補充稱，民運圈不是統一的機構組織，難以建立性騷擾申訴、救濟和懲罰機制，但更關鍵的是，圈內很多人性別意識缺乏，對女權和#MeToo本身不認同。

即使在今年七月，民運圈#MeToo發生一個月後，當她在一個維權律師聊天群發送反性騷擾線上分享會的鏈接後，馬上有人退群。她在群裡諷刺：“這些人瘋狂愛著遠大的理想，卻無視身邊具體女性的苦難，非常虛偽。”

趙威也觀察到，大部分運動者雖然在日常工作裡尊重女性，但對女權主義”不感冒”，甚至批評女權運動“過於激進”，或擔心自己“被米兔”。而在民運圈#MeToo裡，她發現一些運動者批評性騷擾侵害者，是因為他們抹黑了公民圈正義的形象，違背了抗爭者的集體倫理，但卻沒有首要批判性騷擾本身，缺少對受害者作為個體的共情，更沒有從性別視角出發，看到圈內的父權環境導致性侵犯接連發生。

有的運動者甚至連對性暴力本身都缺乏基本認知。根據趙威的敘述，朱瑞峰陳舊的男權思維，使他無法正確理解自己的侵害行為，以及趙威是被他侵犯的受害者。

趙威稱，侵害發生後，朱瑞峰三番五次“低聲下氣”地來懇求原諒，叫她“姑奶奶”，覺得她在“耍脾氣”，所以“要哄”。趙威說不見她，朱瑞峰就說在樓下等，她什麼時候下樓，他就等到什麼時候。 “他的想法和正常人是不一樣的，可能在他腦海裡，一個求愛、戀愛的過程就是這樣。”趙威說。

黃思敏認為，施暴者得以不反思性別意識缺失、不自知處於性別架構的壓迫者地位、以及拒絕做出改變的根本原因，是民運圈的父權制結構。她說，民運圈內掌握話語權、掌握資源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女性總體人數少，且被排除在核心位置之外，這些都是“肉眼可見的事實”。

根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香港NGO，在港區國安法打壓下於2021年9月解散）為中國人權律師團備份的資料庫顯示，116名維權律師成員中，女性不超過20人，佔比低於兩成。以維權推動憲政的公益機構“公盟”裡的顧問、理事與決策委員會共22人中，只有兩人是女性，佔比不到10%，而辦公室行政人員的女性比例超過一半。

黃思敏解釋，厭女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導致女性運動者和女性運動領袖人數稀少。女性更少參與公共事務，被認為不具有公共政治的領導能力，而女性也會自我否定，致使公共領域由男性主導。當女性運動者取得成績時，也常被男性俯視性地讚賞。她分享自己的經歷，曾被男性同行誇獎說，作為一個女性維權律師，做得很不錯，達到了男律師的層次，在女性中是佼佼者，和一般女性不一樣。

她認為，民運圈的“大佬”文化，比誰更有名、更有資源、受人追捧，本質上認可了等級和特權的邏輯，形成了與父權制同構的權威。端傳媒一篇關於民運人士政治行動觀的評論文章指出，一些運動者沉迷於“孤膽英雄”反抗體制的的敘事，反映出他們追求帶有男性氣概的權威。黃思敏分析，這些男性作為既得利益者，“可能是人權鬥士，但是作為父權化了的人，他們獲得的成功、話語權、掌控力，仍然是父權制的經驗告訴他們的，所以拒絕做出改變”。

在#MeToo浪潮裡，王丹先向公眾質問自己的權勢何處之有，第二天又發推特引述“朋友”的建言稱，“權勢不權勢，某種程度是一個感受問題，這種感受應當被理解和尊重”，並補充稱，自身“道德優越感”導致“不容易聽進去批評”，會對此反省。此前，他回复《華爾街日報》稱，“作為公眾人物，個人私生活會受到更加嚴苛的檢視”，未來會更加註意。他也表態，#MeToo代表“個人權力的伸張”（注：應為“權利”），是他支持的社會進步事業，願意藉此和“各界朋友交換意見”。

王丹的言論引發諸多不滿，批評者認為這些表態充斥著“古早的男權意識”與傲慢。 “性騷擾問題的發酵是因為大眾過度關注『名人』私生活問題嗎？這種自戀是對#MeToo的羞辱”，呂頻寫道，“在因性騷擾指控被大眾追踪之時還做高姿態是有多荒唐且不說，王丹什麼時候學習過性騷擾，連權力關係概念都一無所知，什麼時候了解過#MeToo，竟然還覺得自己就這麼有資格指點……這種不可思議的妄尊自大就是腐敗。”

父權制也反映於圈內男性對侵害者的包庇。公益抗爭者、 為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抓捕的“長沙公益仨”奔走呼號的施明磊，在公開敘述中寫道，當她向多個維權律師講述自己被公民圈前輩鄧林華性騷擾後，律師們的反應是“深覺意外”、讓她“好好休息”，解釋性騷擾者應是“喝多了”，有人還保證自己在往後的聚會不喝酒。但後來，在各種聚會上，她仍看到鄧林華和這些律師們觥籌交錯。

“我感到受雙重暴力深深轄制，曝光他，我不但受國安的打壓，還要受社群的質疑”，她寫道，“我到底怕什麼？相較於國家暴力，我更怕的是對於女性的凝視。”

四、米兔之後

今年六月，性騷擾指控者們短時間內接連站出來公開敘述，迅速引發海外中文社交網絡激烈爭論，但隨後演變成網民間的言語攻擊，話題也脫離#MeToo本身，轉移至政治審判。

程益中（南都和新京報創辦者之一） 認為，#MeToo運動者本著“有罪推論、疑罪從有、寧錯判勿錯放”三原則，“全面展開認知戰、信息戰、標籤戰”，並斷定#MeToo運動“被極右保守勢力劫持”，成為“居委會大媽和道德婊、聖母婊震懾男性墮落的殺威棒”。

MeToo運動也被認為是“打擊政敵”的派系鬥爭。瑞典茉莉（八九民運人士） 稱，滕彪被小粉紅、川粉、郭文貴粉、偽人權和偽女權五面夾擊，而魏京生指責滕彪“自稱維權律師就高了民運一等”，瞧不起“艱苦奮鬥”的海外老民運。許多人對“文革重現”疑慮重重，甚至結合了美國左右翼撕裂的政治現實。支持心語被認為是“紅衛兵搞大字報”，而批評滕彪被認為是川粉將“異己”滕彪“批倒批臭”。

“抓間諜”的呼聲也此起彼伏。趙常青（八九民運“外高聯”組織者） 認為，台灣相關勢力在六四紀念館開館之際“抹黑”王丹，能看到“北京的黑手”；陳立群（“組黨運動”參加者） 質疑自稱“白紙一代”的黃意誠來歷不明，說他“咬住”王丹和六四紀念館不放。她質問，“你到底是人還是鬼？你到底要幹什麼？！”

這樣的信息流佔據了簡體中文推特時間線。呂頻認為，民運圈#MeToo在海外中文社交網絡無法實現真正的公共討論。 “簡中推特是一個暴力的社區，”她說，“暴力性，不僅僅是罵人，還是暴力性的思維，是簡單、敵對、政治審判的思維方式。”

黃思敏分析，很多民運人士成長於六七十年代暴力化的環境，習慣敵我鬥爭、缺少情感與愛的教育，而這些問題並未因他們加入社會運動而自動消除，導致難以非暴力地公共討論。

但當民運人士流亡至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客觀上能夠接觸到當地社會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歧視平權思潮時，“為什麼他們沒有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為觀念健全的人？”黃思敏說，“由此看來，這也不完全是認知的原因。”

呂頻分析稱，海外民運圈孤懸於中美夾縫間，缺乏兩地社會關注，但也讓他們“超然於幾十年來中美社會激盪”，憑藉對民主運動的壟斷，在自己的世界裡為所欲為，享受圈內特權。 她寫道：“其中一些人很自我陶醉暴力性並且豢養暴力性的追隨者，在作風上鏡像他們想像地反對的那個極大的他者。”

海外民運圈的邊緣性，也讓被指控者在圈內圈外均免於問責或懲罰。呂頻解釋，許多海外民運機構都是“空頭組織”，即使把被指控者踢出去，也非實際意義上的“取消文化”；而為民運圈提供資源的美國政客，實則並不在乎中國民運，只是把王丹等人當作美國政治裡的“token”：民運人士出席活動、完成政治表演，讓美國政客塑造自己關心中國人權的形象。

“至於王丹道德如何、是否性騷擾他人、需不需要避嫌，政客們不關心，”呂頻說，“美國政客是真正有資源的人，但他們是不在乎的，不負責任的、不講原則的。”記者發現，當李元鈞已在台灣起訴王丹並立案後，王丹還在台灣與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局資助的富布萊特項目（Fulbright Program）的學者座談。

而如朱瑞峰、鄧林華等一直在國內的維權運動者，呂頻解釋，由於公民運動被打壓至偃旗息鼓，甚至性騷擾指控都無法發佈在受審查的微博微信，被指控者受#MeToo影響較少，更談不上問責與懲罰。

社會機制難以問責，法律機制也很難發揮作用。除了對王丹的指控，其他幾例所述侵害均不發生在美國，且彼時大部分當事人也非美國公民，導緻美國法院對此難以管轄。而抗爭者的身份，又讓受害者們不願走入中國司法程序。

“這就是#MeToo的困境，”呂頻說，“之所以有#MeToo，就是因為法律渠道無法解決，而#MeToo後能否重新納入法律渠道，取決於法治的環境，但大家已經不對訴諸中國法制體系抱有信心了。”

上海兩所大學的研究者於2022年分析跨度二十年的92例職場性騷擾案例發現，近三分之二案件沒有被法院認定性騷擾事實成立。此外，受害者主動起訴的案件僅佔14%，大部分案件是被指控者起訴名譽權受損，或主張因涉嫌性騷擾被解除合同不合法。

2019年性騷擾成為獨立民事案由後，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研究發現，以“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提告的案件，受害者勝訴率不足20%，而被指控者以名譽侵權起訴的案件，勝率接近70%。記者梳理司法實證發現，如果#MeToo雙方都認為自己權益受損，尋求司法救濟，被指控者的贏面是對方的3.5倍；只要被指控者掌握了“侵犯名譽權”這一利器，就有七成勝算。

這種模式的典例早已在2018年米兔風暴中出現。何謙公開講述被公益圈明星、前《鳳凰周刊》首席記者鄧飛性騷擾的經歷，結果鄧飛搶先起訴侵害名譽權。鄧飛在開庭前說，“相信法律有公正的判決”。結果鄧飛勝訴，法院判決何謙賠禮道歉。

在民運圈#MeToo中，唯有對王丹的指控進入了司法程序，而他 公開直言“歡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尋找事情的真相”。很多人也以“理性客觀”的姿態批評#MeToo， 強調“法律程序正義”的重要性。

黃思敏說，#MeToo運動中，法律成為了被指控者巧妙的說辭。在法律本身植根於父權，維護男性權益的背景下，宣稱通過法律獲得公正，是男性自己的公正。

“王丹相信法律，是因為法律和司法實踐保護了他，”她說，“曾經國家暴力的受害者，在性別暴力面前，利用法制暴力打壓受害者，全然忘記暴力的模樣，這是很可怕的。”

雖然被指控者難以被懲罰，受害者難以尋求制度救濟，但所幸的是，當趙威、李元鈞、施明磊講述自己的經歷後，看到了身邊湧來的支持。在TA們公開指控的帖子下，人們在留言區表達憤怒、敬佩和心疼，隔著屏幕送來擁抱。

“我覺得非常欣慰，也非常出乎意料”，趙威說。她曾不確定公開講述後會面臨怎樣的輿論風暴，擔心因蕩婦羞辱和質疑而受到二次傷害，但她仍被其他受害者公開控訴的勇氣所鼓勵，決心說出自己的經歷。 “永遠都沒有辦法完全做好心理準備，”她說，“但#MeToo給所有受害者的勇氣，就是即使會恐懼，也會去發聲。”

她說，敘述自己的經歷是一個“揭傷疤”的過程，而且為了取得大眾信任，她選擇把受侵害的細節寫出來，但回憶侵害的過程仍讓她心裡一陣陣疼、不住流淚。不過，公開講述後，她也感到對痛苦的些許解脫，好像卸下心里長期的包袱。更重要的是，這幫她轉變“loser”的心態。被支持和鼓勵的同時，也有同溫層素不相識的女性信任她，找她傾訴被侵害的經歷，讓她意識到，自己能給予別人信心、傾聽和安慰。

李元鈞也說，他感到越來越多人幫他一起分擔這個擔子。 “即使大家沒有辦法感受這個痛苦，但是有越來越多人撐住我，把這個故事好好地重複說出來，這就是一個很令人感激的事情。”他說。當他看到紐約民主沙龍和王丹的簇擁者們“對剛”時，除了感激，也擔心他們因離海外民運圈太近而受到傷害，令他對陌生人的善意感到歉疚與無措。

記者發現，民運圈#MeToo的五位公開指控者，現都在海外居住。黃思敏說，在人身安全、政治自由、性別意識相對友好的社會環境裡，抗爭者們才更容易展示自己的創傷。相反，目前還在國內的受害者，往往把創傷封存，很多人在被侵害後漫漫淡出公民圈，而侵害者還在圈內活躍著。

她說，自己近幾年公開或非公開絕交的圈內性侵害者不少。 “我是一個向前走的運動者，我也不懼怕和落後的人絕交”，她說，“參加民主運動的人，如果不能理解運動夥伴具體的真實的困境，不能聯繫到具體的人，只是沉迷於宏大敘事，甚至利用自己的權威壓迫別人，這就不是一個能夠向前的運動，只能走在時代的後面，也不會獲得成功。”

與黃思敏兩小時採訪的最後，她說自己也遭遇過公民圈人士的肢體和言語性騷擾。她有保留一些證據，也和圈內的伙伴們私下講述過，朋友的支持和相信讓她感到些許療愈。

“我沒有公開說，原因也沒有那麼複雜，其實挺奇怪的，照道理來講，我是不是也應該把人家米兔一下？”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