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也只能自嘲，我們是沒有辦法使用自己的名、沒有自己的地、連身分都要中華民國認定的無主之地，無名之人。原住民，不得不在土地上，繼續流浪。以氏族與asang（部落/居住地）為部落成員組成的布農族作為一個實例，呈現出傳統部落成員與現行國家法下的「原住民族」認定有極大的差異。

釋憲案外溢的不必要的指控跟爭議，都是因為中華民國未積極推動土地返還、未積極肯認自決自治而引起。既得利益者站在殖民者的角度認定國家之所以要辨認原住民，是因為要給予福利跟優惠；但原住民成為原住民，本就不需要國家認證。這句話存在於原住民自然主權的聲張，也是原住民族與國家對等協商的基礎。

時任副主委的孫大川提及的立法理由以「嫁入漢族家庭普遍經濟條件佳、文化條件不佳」的刻板印象來限制，從此身為原住民族女性，如果嫁給非原住民，就要被毫無根據的刻板印象施加身分認同的門檻。這就像是歷史上某些白人對黑人說「據我們分析你們可能很髒，來，這邊是你們專屬的洗手台、專屬的公車給你搭」——所謂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政策，同時疊加於原住民與女性的身分上。

要消除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我們必須先理解，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歷史境遇並未充分認知——結構性歧視持續塑造的階級不平等與地位落差，不只表現在土地與歷史正義的缺席，也實實在在地反映在原住民族人健康不平等與社經地位差距上。

展演的核心——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權力的展演。場面上的是政治折衝的結果，檯面下的是權力交織的結構。很可惜的是，我們至今看見的只有中華民國與「吾黨」強調的統治正當性，「元旦升旗融入原住民族歌謠」的敘述順序，也說明了中華民國與國歌的優先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