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在場,我記得,我見證了一切:顧玉玲《一切都在此時此刻》新書分享會側記

虛詞無形@香港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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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李小孟

從描寫移工的非虛構作品,到長篇小說,作家顧玉玲近日甫出版的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記述多年前在工傷協會任職時,經歷勞安議題、工傷事件、性別族群與階層等不同面向的人與事。顧玉玲以近年寫下的三十餘萬字,與編輯一同揀選、增刪、打散、調動,完成這本散文集。秋涼微雨的星期五夜晚,在奎府聚書店舉辦第一場新書分享會。

本場活動邀請到作家吳曉樂與談。開場時吳曉樂分享,她讀到新書的〈楔子:我們承擔痛苦的能力,也許比想像的,多很多〉時淚流滿面,感覺彷彿是為自己而寫的文字——關於承擔他人痛苦經驗的紛雜感受,她深有共鳴,特別是結尾寫到的「放心示弱,不要低估他人分擔的意願。」

談到分擔他者的痛苦,顧玉玲說,如同詩人藝評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所言,很多痛苦其實是怎麼做都無法分擔的;但是分擔痛苦的意願,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光是這個感受即已足夠。顧玉玲希望這次能帶著新書到各地獨立書店,與在地的組織者或不同領域的田野工作者對話,召喚不同的經驗。她也回應吳曉樂,認為吳曉樂的敘事一向銳利,但在銳利的敘事之下,因為鑽得深而體認到人的為難,那種因為為難而顯現的溫柔,特別動人。

打開左眼,挪動自身,從傷口長出力量

「最初並不是想要去承擔別人的痛苦,本來完全都是為自己。」顧玉玲說,她20歲那年,台灣解嚴了,在那個時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社會普遍的感覺是:「我們之前太保守、太威權、太受壓抑了,所以我們什麼都要想盡辦法試試看。性的解放、人的解放、階級的解放,各式各樣嘗試了很多亂七八糟、後來也不一定有成果的事。」

大學畢業後,顧玉玲心想:「我喊的那些進步口號,說出要跟全世界無產階級站在一起這樣的話,我真的相信嗎?」於是,她加入任職的《自立晚報》工會並擔任祕書,就為了想搞清楚「無產階級長什麼樣子?」

然而,選擇成為工人的工人,不表示就能輕易地站在一起。「當然後來有痛苦,經常後悔、經常哭——倒不是工人的問題,而是你會不斷的照見你自己,你的格格不入。你真的要做你所相信的事嗎?」顧玉玲說,辨識自己、辨識關係,是經過一個漫長、複雜並且不快樂的過程。

之後,顧玉玲到工傷協會任職,這是由工傷致殘者、職業病患者、工殤亡者家屬組成的協會,每位成員都帶著生命中的挫敗與傷痛,不時互相調侃比慘。顧玉玲說她很榮幸也很慶幸,在長期與工傷者緊密共事,貼近理解各式傷痛來歷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缺損不只是缺損,傷口也會長出承載他人苦痛的能耐。

「回想起來,我在工傷協會9年多,其實哭的時候不多,經常看到的是力量、是想盡辦法。我們不一定是打贏才去打,我們經常是明知會輸,還非打不可。但是在那打的過程裡頭,人就長出力量來了。」顧玉玲說。

傷痛的性別差異

《一切都在此時此刻》書中,顧玉玲寫她在報社工會與工人「站在同一邊」的經歷與啟發,更多篇幅則述及在工傷協會的見聞。分享會上,她延續新書的寫作策略,對過往所見所聞不多加詮釋,讓「記憶表層隨招即來切片般的故事」,召喚讀者的共鳴。

在工傷協會,顧玉玲不只接觸到傷殘職病的工人,也需要面對工殤亡者家屬。「我見過最大的痛苦,是小孩出去打工死掉了,他父母絕望的背影。我完全說不出話來,太痛苦了。」但是,顧玉玲觀察到,工殤亡者的妻子,反而不是這樣,因為她們還有很多的責任,可能小孩還小,有好多事情要做。

工傷協會曾舉辦談心會,邀請傷者、亡者家屬參加,希望透過敘說舒緩傷痛。有的工傷男性來到談心會的時候,總算可以卸下義肢,說出內在特別的感觸。例如有一次,一位會員得意地講了將近半小時,他覺得自己真是太聰明了!怎麼會想到可以用這個特殊的角度去把毛巾擰乾——毛巾擰乾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他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臉擦乾凈了。

「可是這些事你在外面、甚至在家裡要說給誰聽呢?沒有人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顧玉玲說,這就是他們窮盡所有努力,去適應新的、殘缺的身體,跟社會重新打交道。

而女性會員談心時會聊到傷心的事,卻不一定哭哭啼啼,也許三言兩語就講完了。之後呢?她可能會說:「我死掉老公的哥哥,他們公司還缺一個會計要找我去,可是我不想去。為什麽?因為大伯在那邊,大家都知道我死了老公,那我怎麽好意思穿花衣服去呢?」

顧玉玲說,她們的悲傷很真切,有的人直到現在過了20幾年,老公的碗還是放在餐桌上;但另一方面,她們又生機勃勃,充滿生命力,講出了很多有趣的事。

憤怒與快樂並存的真實人間

聽到這裡,吳曉樂感慨,也許那件花衣服是老公生前送給她的呀。有時候是人的想像力太少了,以至於常會有種成見,認為一個人如果遭遇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就只能夠長成某一種樣子。她問顧玉玲,把人寫成受害者可能更為簡單,也相對快速、容易獲得認同。在書寫的過程,要如何去跟這個便捷的認同感對抗呢?

「好像不是直接對抗,而是要把更複雜的多元性說出來。」顧玉玲說,有一次她帶台大新聞所的學生去採訪關廠女工,學生們很困惑:「怎麼她們講得興高采烈啊?」

這些女工講起從前在工廠裡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也沒有加班費(當時還沒有勞基法)。工作到半夜的時候,工廠會給她們一杯牛奶。因為她們連續十幾個小時都待在有機溶劑的環境裡,太危險了,牛奶解毒。「她們當時有牛奶喝,就很高興了。去採訪的學生們很難理解,要怎麼去記錄這麼悲苦、殘酷的事情,卻講得如此興高采烈?」顧玉玲提醒大家想想看,這些女工當年才16、17歲,那麽青春啊,她也許是從鄉村到這個工廠來,總算可以自食其力。

她進一步分享,最近她的學生拜訪罹患潛水夫症的台北捷運工人後,覺得自己天天搭捷運,都不知道原來捷運害這些工人一輩子都要承受刺痛的潛水夫症之苦,從此有了一個新的視野去看待捷運。

但是,這些工人大哥講起捷運時,他們真心誠意地覺得捷運很漂亮、很乾淨、看起來很安全,他們打從心裡感到與有榮焉。這跟主流說法「他們是為捷運工程而犧牲的無名英雄」是不一樣的。

捷運工人們並不是要為了偉大的成功而去犧牲自我,「當時被不當的對待導致罹病,終生得背負著這個病,骨頭都發黑了……」這件事情的受害跟痛苦,他們心中是清楚知道、是有憤怒的。可是他看到捷運完工,這麼多人在使用,而自己曾經是貢獻勞動的一份子,這個勞動的尊嚴跟驕傲感也是確實存在的。

「事實就是這麼複雜,又愛又恨,我們自己也是這個樣子吧。如果弱勢團體只有『受害者』這個面向的話,太不真實了吧!」顧玉玲嚴肅地說。

紀實與虛構相互滲透,他者與自我的生命交織

座談近尾聲時,有讀者提出紀實與虛構寫作的問題,好奇顧玉玲如何將經歷擷取為書寫的養分?顧玉玲認為,當代書寫一再翻新與證明,紀實與虛構的界線已經愈來愈模糊,兩者是互相滲透的。

「但散文的好處是比較任性,我寫下我覺得珍貴的,經常是一個切片、一個畫面,不一定需要因此完整說明某件事。」她說:「這是『我』的視野與記憶,是調動『我』的記憶,有時改寫、有時做了很多『我』的詮釋,這怎麼會是全然的真實呢?但它對『我』又是這麼的真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吳曉樂也提出一個關於書中「尾聲」的疑問。她讀完一篇篇情感豐沛細膩的故事後,感覺到〈尾聲:藝術生產是政治的,也是民主的〉這一篇似乎突然轉向,談到了「創作的政治性」議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呢?

顧玉玲解釋,這篇文章原本是應報紙副刊的邀稿,寫站在大師的肩膀上,她選擇的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用工傷協會的繪畫班和他們的創作來談。與出版社討論書稿時,顧玉玲也覺得這一篇文字似乎與前面故事性的敘事格格不入,打算刪掉。不過最後編輯還是建議留下,並且將它放在結尾,讓整本書的架構像串珠一樣串起來。

「我覺得這一篇文章有被放在一個適合的位置,很高興它能收進來,」顧玉玲說,以前抗爭時常自嘲是討債公司,「斷一隻手老闆給10萬塊,我們就去抗爭,希望可以要到50萬。」雖然明知道工人的階級文化裡有很豐富的東西,包括專業、自信與創造力,但是除了經濟性的抗爭,工人的社會位置還是被看不起。

過去工傷協會舉辦了很多活動,諸如工人合唱團、工人繪畫班、工人寫作班等,讓工人的文化也能被看到。然而與此同時,顧玉玲總難免有一點罪惡感,彷彿作為知識分子,身上的文化優勢不能放得太前面,應該組織工人一起發聲,才是重要的事。

顧玉玲寫第一本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的時候,已參與工運18年,「我覺得這18年對我來說,是長出一點自信。」什麼自信呢?自信作為一名組織工作者,也有想說的故事,而且不是幫工人代言。顧玉玲說:「是他們滋養、挑戰了我的生命,交織在我的生命裡頭,我不是在寫他者的故事,是我的故事。對,這本《一切都在此時此刻》就是我要說的話。」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連結:bitly.cx/kS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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