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杂志丨阿桑奇引渡案中的基本新闻自由问题

阿桑奇引渡案中的基本新闻自由问题

奇普·吉本斯（Chip Gibbons）

2月20日，星期二，皇家司法院（Royal Courts of Justice）开放前至少半小时，数千人已经聚集在法院大楼外。两小时后，两名英国法官将听取为期两天的辩论，这可能是记者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最后一次请求英国法院停止将他引渡到美国。因被阿桑奇泄露其战争罪行，美国正谋求将这位维基解密创始人送上法庭，这将开创一个先例：《反间谍法》可被用来起诉发布美国政府不喜欢的信息的记者。

皇家司法院大楼外聚集的抗议者高呼: “只有一个决定：反对引渡。”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抗议者仍然留在法院大楼外。开庭前，他们聚集起来，闭庭时许多人还在外面。每天离开时，阿桑奇家人、法律团队和维基解密成员都能收获掌声。星期三早上有雨，但开庭之前仍有数百人聚集在法院大楼外。到休庭时，雨已停，聚集的人群再次增加到数千人。黄色的“释放阿桑奇”丝带覆盖了皇家司法院大门，每个进出的人都必须穿过人群。

皇家司法院大楼对面的街道上竖着一座讲台，演讲者在那里向人群发表讲话。有英国、德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议会的议员发言，也有包括我在内的工会和人权活动人士发言。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告诉抗议者，阿桑奇“是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会去冒险，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相。”（杰里米·科尔宾， 2015至2020年担任工党领袖。——译注）

据科尔宾说，在遭囚禁之前，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公司贪婪和对最贫穷国家的剥削，以及“我们的媒体与政府和军方合谋，以掩盖战争恐怖真相的腐败行为”，阿桑奇正在讲出真相。科尔宾要求聚集的人群思考，假如阿桑奇是自由的，不是在监狱里，“关于轰炸拉法（Rafah）和整个加沙地带所有摧毁生命的行径，关于目前正在使用、迄今已夺去近三万名巴勒斯坦人生命的高级尖端武器，他会说些什么呢?”

在为期两天的听证结束后，集会人群游行前往白厅（英国政府所在地——译注），朱利安·阿桑奇的妻子斯黛拉·阿桑奇（Stella Assange）在这里向他们发表了演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终于意识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人群。她称，对她丈夫的起诉“是对真相的攻击，对公众知情权的攻击，是一个国家试图进一步不受惩罚、掩饰罪行，继续不受惩罚地杀人，而不需要面对媒体将详细审查它们的威胁，不需要面对公众要求改变的威胁”。

斯黛拉·阿桑奇形容她的丈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犯。她援引俄罗斯异见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最近在俄罗斯流放地死亡一事，告诉支持者说: “我们知道上周另有一位最著名的政治犯遭遇了什么。这不能发生在朱利安身上。”

她的警告并不夸张。自2021年1月6日的引渡听证会以来，朱利安·阿桑奇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出于安全理由，阿桑奇夫妇发布婚礼照片的权利被拒绝。尽管阿桑奇现身最早一次引渡听证会，但在过去的几次上诉听证会上，他被剥夺了亲自出庭的权利。

这一次，阿桑奇终于获得了亲自出庭的权利。尽管法庭上有一只空的铁笼等着阿桑奇，但他病得太重，没有出现。他早就因过度咳嗽而断了一根肋骨。

情势危急。而且不只因为一个人的生命。阿桑奇一案还是对二十一世纪新闻自由的审判。

假如美国依据《反间谍法》，因阿桑奇发布有关其战争罪行的信息而成功起诉了他，美国就将粉碎其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但伤害将远超出美国国界。阿桑奇不是美国人，维基解密也不设在美国。美国坚称，其有权在世界任何地方追踪任何记者，逮捕他们，将他们带往美国，然后让他们消失在美国的监狱。

假如美国政府取得成功，它将不只赢得对阿桑奇的胜利，还将赢得对全球新闻自由的胜利。

通往二月听证会的慢慢长路

阿桑奇的法务传奇，以及美国政府针对他的法外之战，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支付封锁，暗杀阴谋，被困在一家大使馆多年，起诉和撤销起诉，上诉和交叉上诉，等等，已经发生了太多事情，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观察人士，要跟进阿桑奇一案也会觉得棘手。

尽管在维基解密成立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拟定摧毁该组织的计划，但阿桑奇的危险真正开始，是在2010年4月5日。当天，在华盛顿特区的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阿桑奇和维基解密发布了一段一架美国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发动攻击的视频。维基解密煽动性地将那段视频命名为“附带谋杀”（Collateral Murder）。那次攻击造成十八名平民死亡，其中有两名路透社记者。可以听到视频中有一个士兵说：“哦，是的，看看那些死掉的混蛋。”

一辆货车停下来营救伤员时，士兵们向它开火。他们杀了货车里的一名男子，伤了两个孩子。得知他们伤了孩子后，一士兵说：“好吧，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了一场战斗中。”整个视频中，你可以清楚地听到那些士兵扭曲事实，以得到可向他们希望的目标开火的许可。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维基解密与主流媒体合作，发布了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国务院电报以及关塔那摩湾监狱囚犯评估的记录。2010年至2011年间发布的所有这些信息都由当时的美国陆军士兵、吹哨人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提供给维基解密。军事当局立即开始搜寻源头。曼宁被发现，经历了被广泛谴责的折磨，并送上军事法庭。

2010年7月，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是否有平民帮助过曼宁。到那年10月，联邦调查局开放了有关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调查文件。到12月，司法部考虑对阿桑奇提出指控。

尽管联邦调查局情报官员起草了可能对阿桑奇提起的指控，认为那些指控对阻止未来的媒体报道必不可少，但奥巴马政府拒绝批准这次起诉。当日，奥巴马政府根据《反间谍法》起诉的吹哨人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多，在新闻自由方面的记录也是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最糟糕的。但奥巴马政府避免了指控阿桑奇，认为那将开创一个可用于指控《纽约时报》的司法先例。情报界对奥巴马的决定极为愤怒，于是，2014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要求与总统进行私人会面。

联邦调查局尚未结案。奥巴马政府鼓励其他国家起诉阿桑奇。因担心被引渡到美国，阿桑奇获得了厄瓜多尔民主社会主义政府提供的政治庇护。历经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予以谴责的一系列复杂事端，阿桑奇被困在了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在那里生活了七年。

在大使馆内，阿桑奇和维基解密帮助国家安全局吹哨人爱德华·斯诺登寻求庇护，并公布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和中央情报局的黑客工具。简言之，阿桑奇继续在美国政界和情报界树立了强大的敌人。

中央情报局黑客工具（“7号地下室”）的发布正值特朗普担任总统，并激怒了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宣称，维基解密是一个“敌对的非国家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使用这一称谓，考虑过绑架甚至杀死该记者。

在伦敦前线记者俱乐部（Frontline Club）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著名人权律师、阿桑奇法律团队长期成员詹妮弗·罗宾逊（Jennifer Robinson）告诉座无虚席的人群：“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美国下飞机后读到迈克·蓬佩奥评论的那一刻。我立刻明白了他们在做什么，那就是利用这些语义为维基解密创建一个新的类别，好让他们以一种不同方式追查维基解密。”

蓬佩奥发表声明一周后，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逮捕阿桑奇是首要任务。在司法部内部，先前被否定的关于如何逮捕阿桑奇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

阿桑奇获得了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政府的庇护。但科雷亚的继任者、总统莱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戏剧性地与科雷亚决裂，并试图让厄瓜多尔重新回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时，莫雷诺撤销了阿桑奇的庇护，并允许英国警方进入厄瓜多尔的主权大使馆，逮捕了这名政治难民。

警方正式逮捕阿桑奇，罪名是弃保潜逃，但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公布了一份起诉书。最终，美国将对这位澳大利亚出版商提出十八项指控。其中十七项指控是根据《反间谍法》提出，该法曾被用于起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切尔西·曼宁和丹尼尔·哈尔（Daniel Hale）等吹哨人。阿桑奇还面临密谋违反《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的指控[吹哨人曼宁和托马斯·德雷克（Thomas Drake）也曾被依据该法指控]。

2021年，英国地区法院法官凡妮莎·巴雷策尔（Vanessa Baraitser）阻止了美国的引渡请求。她这么做时，拒绝了所有出于新闻自由和政治表达为阿桑奇辩护的理由。但考虑到阿桑奇的精神健康状况和可能的监禁条件，她认为该引渡是高压性质的，因而加以阻止。

在英国引渡程序中，英国检察官代表美国。在美国的要求下，他们对巴雷策尔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同年晚些时候，英国高等法院（High Court）推翻了这一裁决。根据英国的司法体系，上诉需要获得许可。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认为没有可争辩的法律依据，于是拒绝了阿桑奇的上诉请求。一名英国地方法官下令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内政大臣签署了引渡令。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穷途末路，但在很多方面，也重新启动了上诉程序。眼下，阿桑奇的法律团队可以提出“交叉上诉”。这是针对原法官反对基于阿桑奇的新闻自由和政治表达为其辩护的裁决的上诉。

阿桑奇再次要求获得上诉许可。2月20日至21日在伦敦高等法院王座法庭（King’s Bench Division）举行的整日听证会，主题是阿桑奇是否有理由上诉。假如阿桑奇在这个阶段失败了，他要想避免因为自己的新闻作品而在美国受到起诉，唯一办法是欧洲人权法院介入，或华盛顿改变主意。因此，媒体和支持者都将这次听证会描述为阿桑奇在英国的最后上诉。（伦敦高等法院，所在地为前文提到的皇家司法院。——译注）

司法听证会

在上周的听证会上，自最初的引渡听证会以来，英国法院首次被迫面对起诉阿桑奇所涉及的新闻自由层面问题，这些问题已引发全世界的兴趣。

在这一级的上诉中，辩论将主要是高度技术性的法律主张。这样的司法秘契主义（legal esotericisms）往往会扭曲或隐匿岌岌可危的深层次政治或人类问题。但在英国检方发表意见的第一天，克莱尔·多宾（Clair Dobbin）无意中阐明了整个事情。

多宾没有援引条约、国内法或以往的案例，而是一开始就宣称阿桑奇并非记者，曼宁也不是吹哨人。

据多宾总结，维基解密是一个征集和发布被盗、被黑客窃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的文件的网站。在检方看来，维基解密的存在似乎构成了刑事教唆。在多宾看来，曼宁的行为响应了这种“偷窃”机密文件的要求，并将那些文件交给维基解密，由维基解密公布。多宾断定那些文件的发布有利于“敌对的外国、恐怖分子和犯罪组织”，并指出奥萨马·本·拉登藏匿期间读过那些文件。当然，2010年至2011年间，关注国际事务的每个人都极可能看过维基解密。本·拉登的电脑硬盘里也有剧集《憨豆先生》的素描、《猫和老鼠》卡通以及在网上疯传的猫咪视频。

关于维基解密为什么不是记者，曼宁为什么不是吹哨人，多宾的很多论点似乎都依托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不应该发布和公开那些信息。当然，告密者罕有得到告密对象同意的情况，几乎就不会有。而且调查性新闻作品在揭露权贵罪行之前不会寻求他们的同意。

多宾还援引了美国政府对阿桑奇“阴谋入侵电脑”的指控。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曼宁请求阿桑奇帮助她破解一个密码，这样做不是为让曼宁能够访问她不被允许了解的秘密文件。相反，这样她就可以进入别人的账户，以掩盖自己的行踪。

这个理论存在很多难题，包括：甚至曼宁都不知道她和谁通过话，没有证据表明和她通过话的人试图破解密码，阴谋显然没有奏效，而且根据专家的说法，美国政府对曼宁和阿桑奇的指控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但多宾仍警告法庭，假如阴谋得逞，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军方调查人员将更难确认曼宁是维基解密的消息来源。在检方看来，曼宁没有被逮捕、折磨和监禁的世界看上去很难说唤起了人们的恐怖情绪。

辩护律师马克·萨默斯（Mark Summers）在反驳检方意见时指出，检方在他们两个半小时的陈述中，从未提及那些文件暴露出的问题: 国家犯罪和战争罪。

虽然这些交流清楚表明了诉讼程序的真正目的，但相当多争论的确涉及复杂的法律主张。美英引渡条约与英国签署的几乎所有引渡条约一样，都禁止因政治罪名而进行引渡。间谍活动被认为是政治罪名的典型案例之一。阿桑奇的律师还认为，揭露国家犯罪并因而受到起诉，本身就是对政治表达的惩罚。

尽管英美引渡条约无可否认地禁止以政治罪名为由进行引渡，但一份2003年的英国引渡条例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该条约的这一部分。辩方认为，引渡条约的本文依旧成立。检方辩称，其无法加以强制执行，而且那一条例中的遗漏是有意的。检方援引了一位上议院议员的话。这位议员在1996年认为，政治罪名例外是“西欧和北美自由主义理念”的产物，在当代世界已经没有相关性。人们想知道，检方是否认为，民主、正当程序或言论自由不过是过时的西欧和北美自由主义理念。

阿桑奇的辩护律师还认为，因政治罪名引渡某人是滥用程序，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的论点，并认为阿桑奇不太可能得到公平审判。阿桑奇的律师辩称，在他之前，从未有记者被依《反间谍法》起诉，这意味着他在采取行动时无法预计自己可能面对刑事制裁。他们强调了一位美国检察官的声明，即美国可能辩称，作为一名外国公民，阿桑奇没有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作为他可能在美国法庭上面临偏见的证据；他们还认为，根据欧洲人权法院设定的先例，曼宁将被视为吹哨人，于是，依据欧洲人权法，阿桑奇就不能因发布她揭露的资料而遭起诉。

检方似乎认为，任何旨在压制阿桑奇政治言论的指控都是对美国检察官不可接受的污蔑，并援引美国检察官戈登·克龙伯格（Gordon Kromberg）的说法，即他不认为阿桑奇是一名记者，作为检方不能针对阿桑奇新闻作品的证据。克龙伯格被指控对穆斯林提起了带有政治偏见的诉讼，并将无人机吹哨人丹尼尔·哈尔比作一名海洛因贩子。

检察官和法官之间最令人震惊的交锋之一涉及死刑。假如个人在被引渡到的国家面临死刑，英国就不会引渡他们。阿桑奇的律师辩称，尽管针对阿桑奇的指控中没有一项会带来死刑，但美国可以使用同样的事实模式，再度提出可以判处死刑的指控。曼宁即被指控犯有协助敌人的死罪。（她的这一罪名被洗脱了。）被告方辩称，阿桑奇可能被控协助和教唆叛国罪，因之，假如美国不保证不寻求对阿桑奇判处死刑，阿桑奇就不能被引渡。

尽管阿桑奇的律师提出这一理由自有道理，但这有点牵强。但当被大法官杰里米·约翰逊（Jeremy Johnson）问及辩方的死刑论点时，检察官表示，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而且假如发生，英国将无力阻止。但检方辩称，批准引渡仍然是正确的。

检方似乎认为，涉及美国的引渡请求时，内政大臣和英国司法部门没有任何作用，而只应依惯例批准，将自己当成美国的奴仆即可。

没有媒体的世纪新闻自由审判？

对阿桑奇的审判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新闻自由审判，但英国法院尽其所能，使媒体难以报道这次最新的听证会。前两次为《雅各宾》报道阿桑奇听证会时，我都获得了一个远程链接，这个链接允许我在华盛顿特区观看。这一次，英国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记者进行远程采访。从福克斯新闻到 Truthout，再到独立记者凯文·戈斯托拉（Kevin Gosztola），所有国际记者都被告知，允许远程访问不符合“司法利益”。（Truthout，是一家左翼视角的美国非盈利新闻机构。——译注）

这引起了澳大利亚记者工会“媒体、娱乐和艺术联盟”（MEAA）的强烈抗议。阿桑奇是澳大利亚公民，该国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呼吁美国结束对他的追捕。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在该联盟敦促下，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未见下文。

记者们也在最后一刻才得到有关亲自前往采访资格的消息，这使得国际旅行计划变得非常困难。听证会定于周二开始。第一个提供证明文书的决定在前一个周五做出。在法院闭庭前半小时多一点时，我得知自己被拒绝了远程链接。那封电子邮件对我是否获得了亲自前往采访的资格不置一词。我正准备取消周日飞往伦敦的航班，但就在法院闭庭几小时后，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可以亲自报道此案。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别人幸运。维基解密事发后不久，Stefania Maurizi（意大利《共和国报》调查记者——译注）就开始持续报道此事，但直到前一天，她才收到关于她本人前往采访资格的通知，当时她正在从意大利飞往英国的航班上。

媒体记者本人到达后，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尽管申请采访资格证书的三百名记者表现出了巨大的公共兴趣，伦敦高等法院仍选择在其最小的房间之一举行听证会。还有一个多余的房间。所有媒体事先都被分配到了实际审判室的旁听席，或是可以在其中收看听证实况的附楼。

我被分配到附楼。与我交流过的许多记者表示喜欢这里。那里的较低一层设有一些带电源插座的桌子，他们可以用这些电源插座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工作，同时报道案件。虽然这是其他诉讼程序的标准做法，但法官下令禁止所有记者进入附楼的较低一层。相反，他们不得不坐在一处包厢里。除了没有地方工作，因为距离太远，从包厢那里很难看到电视屏幕。四盏吊灯比包厢还低，挡住了视线。

因为我们的座位票把我们划分为记者，我们被拒绝进入门口较低的一层。一度，愤怒的媒体确实从包厢转移到了主区就坐。但一位法院官员走过来，亲自问每个人，他们是新闻记者还是普通公众。记者被要求离开，回到包厢。听证会第一天的午餐后，法院官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向法官提出了我们的关切，但法官坚持决定，将记者限制在了通往包厢的附楼内。我问法庭官员，法官是否知道记者无法工作，看不到电视屏幕，也听不到听证会内容。我被告知，这些关切将被转达给坚持这一决定的法官。

除了视觉方面的问题，在听证会第一天的前半天，远程流媒体直播多半是听不见的。午饭后，一位工程师被请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名法院官员宣布了一个在包厢中完全听不见的消息。讽刺的是，事实证明，他是在告诉我们，那天我们可能会再次遭遇声音方面的问题。

到听证程序开始第二天，该案件首席法官维多利亚·夏普夫人爵士（Dame Victoria Sharp DBE）的声音清楚可辩。她谈到了前一天的声音问题，并表示那些问题正在调查当中。随着喜剧性的时刻到来，检察官开始讲话，但完全听不见。附楼里的记者喊，他们什么也听不见; 一名法院官员厉声回呛道，“我们知道了”。消息传到首席法官那里后，她中止了程序，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除了声音问题外，有一些人在收听直播时没有关闭摄像机和麦克风。有时，屏幕上会随意出现一些角度不对的人。有一次，冲水马桶的声音淹没了阿桑奇的一名律师。

与我交流过的每一位记者朋友，至少都认为英国法院对媒体不尊重。绝大多数记者都认为，这些行为是蓄意阻挠新闻自由的。

我们是在这里报道，或者至少试图报道，本世纪的新闻自由审判。而媒体动辄受阻。不论英国法庭是否有意传达一个信息，人们肯定都收到了。

压制真相

维基解密在2010年发布了“附带谋杀”视频。该视频所描述的空袭发生在2007年。对某些人来说，这听来是古老的历史。而随着新的杀人战争肆虐全球，人们很容易忽视美国政府与阿桑奇之间长达十四年的积怨。

维基解密横空出世时，人们认为这个组织是一股新鲜空气。许多人对企业化媒体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欢呼感到厌恶。维基解密毫不掩饰地试图提醒公众了解真相，进而质疑那些战争，这提醒了人们：新闻业的最佳状态是什么。

因为有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加上美国在该地区的轰炸似乎正趋近于更广大的区域战争，企业化媒体再度扮演了它在伊拉克战争前夕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可能是自越南战争以来从未发生的情况。

华盛顿喜欢在战争问题上撒谎，这与它喜欢挑起战争几乎如出一辙。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愿意揭露这些杀戮谎言的新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或切尔西·曼宁，迫切需要像维基解密这样愿意挑战军方欺诈的冒险媒体。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严厉的起诉惩戒吹哨人，扼杀真相。它已找到源头，现在正试图将记者朱利安·阿桑奇关进监狱。这场针对维基解密的战争，是对那些可能怒怼当下战争狂热的人士的直接警告。在一个人们迫切需要独立媒体的时代，新闻自由承受着极大风险。

正如斯黛拉·阿桑奇在听证会后告诉支持者的那样：“一切都取决于这个案件的结果。”

（作者是美国记者，现任设在华盛顿特区的非盈利倡议组织Defending Rights & Dissent政策主管。本文原题“Basic Press Freedoms Are at Stake in the Julian Assange Case”，由美国左翼媒体《雅各宾》杂志网站发布于2024年2月26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不能保证理解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