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1》：他不是恐怖分子；足立正生用挑釁激發自由

（原文刊載於電影薪火）

文｜中田

我頭一次認識日本導演足立正生的存在，源於影意志在 2018 年舉辦的「若松孝二與足立正生的獨立電影革命」專題放映。儘管後悔沒有觀看該次的電影節目（也沒想到以後會陸續失去推舉獨立電影的藝文機構），在那完善的策展及宣傳下（其專題網頁至今仍然運作，內容甚具參考價值），足立正生導演倒在我心中留下「革命」與「赤軍」的熾熱形象，是個火紅、危險的人物。

足立正生新作《革命＋1》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弒身亡為題，聚焦舉起自製槍械行兇的疑犯，追溯他扣下扳機的原因及悲慘的人生歷程。過去因為加入日本赤軍而被捕、遭日本政府沒收護照的足立正生，只能透過視像連線出席各地的放映會，他在 M＋首場放映的映後談裡表示《革命＋1》無意鼓吹暴力（席間有觀眾向導演提出質疑）或任何恐怖主義，他認為與其說他同情主角，倒不如說他是贊同主角射殺首相安倍晉三的動機更為貼切。

的確，在足立正生複雜而具爭議性的背景下，《革命＋1》非如大眾預想般是一齣政治色彩濃厚的作品。故事主角川上達也（原型為山上徹也）沒有把持巨大得足以推翻國家政權的政治信念，他心裡產生殺死首相安倍晉三的念頭，是源自家庭內部的危機。川上父親在他年幼時便自殺身亡，其後母親迷信異端教派統一教，將家中財產都捐獻教會。而安倍執政的自民黨長久以來與統一教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中涉及利益關係，因此川上將對統一教會的怒憤通通遷向安倍，背後針對的是日本政府的腐敗。

足立正生將自己投射在川上達也（或山上徹也），一邊抱著對腐敗政權的憤慨來完成《革命＋1》。足立得悉日本政府會為安倍晉三舉行國葬後，便決定盡快製作完成本片，務求趕及在國葬當天上映。在去年 9 月的國葬日，《革命＋1》在當地十幾間獨立影院放映了 50 分鐘的版本，及後正式剪輯成 80 分鐘的完整版。在這宗國家領袖遭行刺的事件上，足立一如以往採取快捷的機動式拍攝創作及發行模式，把觀眾置於疑兇的主觀視角，將其庸碌的半生、悲慘的家庭史一一細數。那邊政府在哀悼首相遇害身亡，這邊足立在佩服川上（山上）的勇氣，以電影向褒揚安倍的國家作出猛烈、具挑釁性的回應。

作為一個對日本內政一無所知的外國觀眾，觀看講述刺殺安倍晉三的疑犯的《革命＋1》，我著實不能完全理解和接收足立正生對日本政府的控訴。我甚至對它嘗試正當化疑兇的殺人動機感到質疑（儘管導演在各種訪問上為電影解話，說暴力並非唯一的抗爭方法）——尤其在電影裡沒有明示他的刺殺對日本社會帶來了甚麼的影響——結局讓本來關係疏離的妹妹為成功殺死安倍晉三的哥哥感到鼓舞，其生硬的演繹某程度是另一種的說教，硬性地植入導演鼓勵人們挺身革命的思想。我明白批評本片強調革命的意識形態，會隱約散發著反動的氣息（特別是在自由逐漸收緊的土地），可是在《革命＋1》的人物故事上，川上個性封閉，行動本質是私怨仇恨，而且始作俑者是異端教和失衡的家庭，衍生的刺殺是來自混沌的心理多於是渴求改變的思想。

《革命＋1》關注的對象容易令人聯想到足立正生在 1969 年拍攝的紀錄片《略稱．連續射殺魔》，該片一樣是以轟動日本的殺人案件為題材，年僅 19 歲的少年永山則夫闖入駐日的美軍基地偷走手槍，隨後在日本各地射殺了 4 人，電影走過永山成長時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平淡如實地拍攝街頭的日常「風景」，不加主觀陳述和剖析，卻有漸漸令觀眾思考日本社會的能力。

跟冷靜的《略稱．連續射殺魔》比較起來，迫切的回應是《革命＋1》的創作核心。足立正生迫切要為殺害首相的疑犯平反，為事件提供別的角度、為民眾提供悼念以外的選擇。也許因為導演的這一意圖，儘管《革命＋1》敘事及製作上的粗糙令故事發展變得難以入信，電影依然教人熱議且備受重視。

所以由《革命＋1》作品內在牽起的思考遠不如創作外在製造的聲浪。足立正生用電影作為抗衡現代社會 / 政權的工具，快速地拍攝一部回應現實的電影，創作目的與手法已教人佩服。重要的是它在日本體現並重申了民主精神，不讓話語權一面倒傾向某一方。足立導演本人已是一個反對社會的標誌，而觀眾願意抱持開放態度購票觀看作品，性質就好比一場選舉運動，無論欣賞 / 接受與否，背後反映的都是思想的自由。

若松孝二和足立正生在 1971 年合導的紀錄片《赤軍：PFLP 世界戰爭宣言》，紀錄為解放巴勒斯坦而戰的人民陣線游擊隊，結尾插入連串字卡，其中一塊寫著「革命＝世界戰爭」。

「革命＋1」＝？
「革命＋1」＝ 「山上徹也的刺殺行動」？
抑或「＋1」就是代表山上徹也刺殺行動的意思？

足立導演這次在《革命＋1》沒有為主角的行動畫上等號，他在訪問中自有一套解說。不過本著其創作本質流露的自由精神，我認為片名留下的算式，答案應該交由觀眾決定。正如影片有否頌揚殺死首相的疑兇，也應該留下一個開放性的問號。

電影薪火網站
電影薪火Instagram
電影薪火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