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如此害怕大翻譯運動｜家醜可以外揚嗎｜瑪力再說

最近如火如荼的大翻译运动在墙外风起云涌，终于还是成功出口转内销，被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一般来说被官媒批评，就说明这个事情是又触动到他们的G点了，如果再不说说，就会面临失禁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翻译运动到底触碰到哪些G点，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彻底撕开这层的遮羞布。

Hello大家好我是玛力，这是一个提倡思辨和手撕五毛的小频道，每一期我们将结合一个政治经济案例，来探讨下他背后的原因和不同的思考维度。

说起大翻译运动，从本质上中国人并不陌生，严格来说现在50岁之前差不多两代人都是大翻译运动的亲历者和受益者。特别是2000年之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家逐渐意识到原来一部美剧可以拍这么多年，原来美国总统是可以被骂的狗血淋头的，原来韩国人还蛮鸡贼的，原来日本人还挺仗义的等等。不管是官方的，民间的，正版的，盗版的，中国应该是接受大翻译信息量最多的一个国家，中国人以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效率，用20年的时间认知了外面了的世界，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甚至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之前我出过一期关于一部电视剧是如何改变罗马尼亚命运的节目，当时罗马尼亚引入这部电视剧的官方理由就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假丑恶，结果变成了人民向往自由生活的燎原星火。这不就是大翻译运动的一个直接效果吗。所以，翻译只是一个桥梁，人们都喜欢看真实的东西，你既然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论足乐此不疲，那对于你的一切，又何必怕被传播出去呢？

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中国人最敏感的的神经——「家丑不外扬」，或者准确的说是，有家丑可以，但外扬不行。其实这个心理类似于，我骂自己儿子可以，你骂我儿子就不行。或者我承认我老公很渣，但你说他就不行。

说这个之前，我们先简单梳理下中国人的社会体系，从个体到家庭到社会，中国人的思维经过若干年的洗脑，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怪圈，就是共同体思维，而这种共同体则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地域和经历等为纽带的基础上，比如除了家庭之外，同乡会、校友会、车友会等等是国人最热衷的组织，如果实在没有共同点，地域就是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归属感，比如苏宁之争，北上之争，中外之争。很多时候都忽略了人和人其实是独立的，要建立长久的联系重要的是价值观，而不是我们都拥有什么东西，或者都是哪里人。

所以，基于以上的社会架构，就形成了一种层层套娃的人为归属壁垒。就是党国所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的区分则是动态的，是根据问题的普遍性来定义归属感。比如我家发生的丑事，仅仅是我家这个共同体的个例，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也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共同的丑事，那就不要让其他群体知道了。比如明明吃不起饭了，还要硬撑我们大上海的防疫政策还轮不到北京人来说三道四，我们清华的怎么可能比北大的差？最后就上升到我们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谁把我的不行曝光了，谁就是抹黑我。而从来不会去想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比如关于这次大翻译运动，某评论曾说：「当国内网友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随心所欲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绪时，他们并不期待、也没指望自己的信息能传递给其它当事国家的网友，甚至没有与外国网友对话的意识。」这个说法可谓掩耳盗铃的典范。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是扁平的，理论上信息之间是没有壁垒的，就算语言的壁垒也基本上快被消除了。中国人自己不能上外网，就认为墙内就是小圈子。别人可是能访问中国所有内容的，就算没有人工翻译，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是难事吗？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葩的现象，自己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烂，但是要假装别人不知道，因为别人知道了，自己伪装就会迅速崩塌。比如俄乌战争早期调侃乌克兰女性，如果不是被大翻译传出去，估计国内舆论也不会觉得是个事情，直到别人都抗议了，才觉得好丢脸啊。

自尊心越强的人往往越自卑。之前西安封城的时候，有人在微博上埋冤买菜难，希望大家关注转发。结果被几个外媒注意到，相关记者随即联系发帖人了解情况。结果被吃了闭门羹，还让人「走开」和「滚」，比较客气的说法虽然感谢别人的关注，但又说了一堆相信国家相信党的的屁话。这里呢，也是把国家这个家丑当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我们知道这里做的很烂，我也知道全国其他城市估计也有同样的问题，那我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重点是这三个人还把拒绝外媒采访这个事当成自己可以炫耀的爱国心，自己补刀又晒出来。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虽然你想救我，但对不起，家丑不可外扬，就算饿死也不给境外势力递刀子，成了维护自己自尊心的扭曲的价值观。同理，方方日记事件也是这种典型的掩耳盗铃的心理，明明自己很惨，但就怕别人知道。

大家应该还记得很多年前的留美学生杨舒平的事情，她说美国的空气很香甜，中国雾霾很严重。她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就瞬间戳中了小粉红脆弱的神经，结果被大量网暴嘲讽，往往你越击中要害，他们越不敢承认。然而你如果关起门来说中国的空气好差，似乎大家也毫不避讳了。其实中国人的这种心理早在很多年前就表露无遗。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受到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国来拍摄一部纪录片。虽然不算是完全独立拍摄和采访，也算事一部正能量纪录片吧。但通过镜头也能看出当时的中国的现状，从人们的生活面貌、穿衣住行也能看出当时不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贫瘠的精神面貌。就是这样一部比较客观写实的风格的片子，尽然遭到了全国的抵制。1973年10月底，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本来这部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一部分要在院线公映，也过遭到中国外交官的抵制和抗议。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称安东尼奥尼为“反华小丑”，“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他们认为这个片子里面没有体现社会主义建设宏伟成就，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放着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远洋轮不拍，进入他镜头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严重丑化。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将近一年时间的批判。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这里面很多作者正是来自就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干部和群众。虽然文革后，安东尼奥尼被「平反」。但直到2004年底，「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才算给92岁的老爷子带去了迟到的慰籍。

这样看来，安东尼奥尼老爷子算是大翻译运动的先驱了吧，这部长达3小时的纪录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对比安东尼奥尼的风波和现在批判大翻译运动的文章，跟50年前有任何区别吗？当年的纪录片和现在的大翻译运动难道加油添醋了吗？难道没有反应真实的情况吗？为什么呈现事实会让你恼羞成怒，为什么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些让人暖心的言论？这里面的道理应该不证自明了吧。

心理学上面有个概念叫「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或者或厌恶剥夺，形容当一个人倾向于喜欢自己拥有的东西，当我们产生拥有一件东西的感觉后，该东西的价值也会在我们心中相应地提升，就算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比如一个女士存了几个月的工资终于买了一个自己相宜很久的包，但这个包或许做工很一般，也不是很好用，但如果有人说你被智商税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承认了的，还会竭尽全力去说这个包的好。又比如一个长期受家暴的妻子就算非常讨厌她的男人，如果别人说起她丈夫是渣男，她也会不舒服，甚至要维护这个男人的利益，因为从底层逻辑来看，你说他渣就是在说明我眼光不好啊。这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主要心理诱因。

然而，中国民间对与大翻译运动和所谓其他「辱华」行为的抵制，归根揭底也是这种「禀赋效应」的错位理解。我们回到最先提出中国人的认同感和共同体的概念，大家应该也记得我说过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世界上本没有民族，是民族主义产生了民族认同感，这种主义完全是可以人为定义的，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己来定义还是有人强制你来定义。这个概念也可以扩展到任何共同体，一旦你成为某个共同体的一员，那你和这种共同体就产生了天然的联系，这种「禀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我们回到最开始的例子，为什么你可以批评你的儿子，别人批评就不行呢？原来在别人眼中，你想展现的是儿子最好的一面，别人说你儿子不好，也深深的刺伤你的自尊心啊。

更别说，有人展现出你儿子的另一面了。

著名导演贾樟柯有一次在北美宣传在电影《海上传奇》，放映完后，一位20岁左右的小女生跑过来问他说：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

贾樟柯说：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这位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贾樟柯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他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贾樟柯说他被这个女生的话大为震撼，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

所以，由大翻译运动引发的批判大翻译运动，彻彻底底暴露了中国人还没有走出「有家丑可以，但外扬不行」的畸形错位心态。不去想怎么解决家丑，还在浪费时间据理力争和吹毛求疵，这本身又是一个家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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