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彪預警！為什麼要警惕奧斯維辛的常態化？｜瑪力再說

这几天，三亚、成都、贵阳等地的疫情防控相继解封，除了我们看到的人民群众欢天喜地之外，另一则消息如同一道犀利的闪电映入我的眼帘，三辉图书在9月14号发表了一片文章，名字叫《当下最该警惕的，是奥斯维辛的常态化》。这篇文章表面上在是卖一套书，这套书的作者正是历史学家们研究奥斯维辛集中营绕不开一个人，意大利著名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普里莫·莱维。文章说到，奥斯维辛绝不只在战争极端状态下才出现，它常常以某种高尚的名义，从「极端例外状态」升级为「日常生活的常态」。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屏幕面前的你和我一样被深深的电击了一下。今天我们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就单纯来谈谈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到底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为什么要警惕它的常态化？

Hello大家好，我是玛力，这是一个提倡思辨和手撕五毛的小频道，每一期我们将结合一个政治经济案例，来探讨下他背后的原因和不同的思考维度。

一说到奥斯维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惨绝人寰的集中营，上百万的犹太人尸骨未寒，被称之为「人类的墓碑」。你可知道，奥斯维辛在变成「奥斯维辛」之前，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臭名昭著。这里就要从「集中营」这三个字本身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为了收容那些家园被毁的布尔军人家属建立了难民营，后来又改造成关押所有布尔平民的集中营。这算是人类历史上公认的规模性集中营的鼻祖，所以「集中营」三个字在英语中虽然不算好词，但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不堪入目。所以，当德国人在1933年建立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时，它与二战时期的集中营完全是不是一回事，而且还受到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举国上下的强烈支持。

大部分人认为集中营是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他们对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被关进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异议人士），因为他们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正因为有了民意的认可与支持，让纳粹政府有了不断增设集中营的理由，在肃清政敌之后，纳粹迅速把目光转向了「游手好闲者」、「反社会者」、「同性恋者」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而对这些所谓社会不和谐声音的大规模收容和整治，自然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甚至不少精英阶层对这种做法暗自窃喜。重要的是，德国民众并不清楚集中营是如何运作与管理的，更不知道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引发多少的暴力和罪恶。

所以当二战爆发，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也是以他们威胁到国家安全为借口，我们开始提到的「例外状态」最终成为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常态。所以，奥斯维辛等大规模集中营的建立，只不过是达豪集中营的升级版而已，随着战争局势的加剧和连连失利，最终这种集中营变成了德国版集中营的终极形态——灭绝营（死亡营）。

所以，集中营最初的建立只是极权国家为了稳固统治，而关押异议人士的工具，远没有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众所周知，在犹太人被全面关押之前，在波兰很多地方还建立了叫「隔都」的犹太人隔离区，这些隔离区除了被严格封控之外，里面的人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多的两样，甚至自成一套经济体系，还能向隔离区外出口商品。而纳粹的一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像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等高层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也不可能实现」。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很多社会问题浮现出来，比如因人口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劳动力的短缺，使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奥斯维辛从普通集中营到灭绝营的变化，就是纳粹制度性溃败的产物。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蒙森将这种制度性溃败的过程叫做「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顾名思义，这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过了这个制度中的若干环节慢慢变成这样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纳粹的恶也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或者那几个国师造成的，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我们就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例，为大家揭示下一个普通集中营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累积激进成为一个灭绝营的？而在那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适应这一剧烈转变的？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在他的《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一书中为大家还原了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

正如我们开始所说，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也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奥斯维辛后来又成为关押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恐吓当地人、囤积劳工。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加剧，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而集中营又是极权社会的一个缩影，里面充斥着森严等级制度、甚至被关押的犯人之间也必然少不了尔虞我诈，丛林法则。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纳粹关于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但希特勒到底有没有亲自下达的屠杀命令，这个在历史上并没有确切的书面证据可以考证。区别于共产极权国家，在纳粹国家里，首领的命令一般是最低限度必须执行的任务，就算有些大屠杀没有章程、没有命令，但却照样能自我激化和自我发明。基层执行者们会费劲心思的发挥所谓「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可以随意所欲的理解成「不管看到什么犹太人，全都杀掉，这样就不必担心他是不是共产党了」。甚至一些人坚持称自己是发自内心地相信消灭犹太人是正确之举，而无怨无悔，拒绝用「执行命令」之类的说辞来自我开脱。正如《奥斯维辛》一书强调：「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

显然希特勒本人和他的纳粹高层也明白这一点：与其让这些下层军官们对那些模棱两可的命令也能照做并做好，不如让他们去做那些他们原本就愿意做的事。对于基层军官来说，大家都知道老板喜欢什么，那就是「讲政治」（越激进越好），这也造成了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变本加厉的执行自己理解的处理方案。

《奥斯维辛》一书中说到一名叫鲁道夫·霍斯的集中营的指挥官，也是一个劳动模范——他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却如魔鬼般冷酷和残忍，大家很难想象这样的人格分裂，就算霍斯在被捕枪决的最后一刻，仍然认为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阿伦特的描述的艾希曼的「平庸之恶」截然不同，虽然艾希曼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可爱的邻家大叔形象，在审判的是时候坚持说自己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但里斯解释到，实际上大部分刽子手非常清楚自己的做法，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不仅仅有军人，还有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最重要的是，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集中营则提供了让人成为这样扭曲价值观的温床。里斯的调查报告称，很多纳粹分子在自己垂垂老矣的时刻，虽然承认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仍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他们依然认为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

历史学家认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一种「法治国家」，它还是有法律的。虽然不是人人平等的法律，但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异见分子、残疾人或其他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你就不会触犯法律。如果一个人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权利，那就成了可被任意对待的「不法分子」，正是因为这种特质，普通民众对这些被排斥的人群几乎没有同情心和内疚感，因为那种遭遇不会落在他们自己头上，相反，一些人还主动去加入这种所谓的「执法任务」以追求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战败之后，很大一部分德国民众并不知道或者不认为犹太人遭受了如此非人的对待。

如果上述的案例还可以勉强理解成「上面的想法都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之类的说辞的话，那另一种人性可谓是将极权社会下「累积式激进」发挥到淋漓尽致。

在集中营里，有种特殊的职位叫做「卡波」（Kapo），就是管理某个特定营房、特定小队的队长。「卡波」本身 往往也是被关押的犹太囚犯，他们或者因为比较精明，或者是比较强壮，又或者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纳粹党卫队相中，成为了「卡波」，中国人对这种人有个亲切的称呼叫「二腿子」。而「卡波」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长官管理他下面的犯人。他们往往被赋予无上限的暴力，可以肆意殴打和侮辱其他犯人，并以此换取每天多一点的食物，甚至比其他人晚死几个星期的权利。

开头我们提到奥斯维辛亲历者，意大利作家莱维指出，「卡波」们对关押的犹太人的残暴程度，往往比真正的党卫队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在无数的监狱电影中都看到有一个桥段，对于一个刚刚入狱的犯人来说，他们最先感受到的不是狱警的恐吓，而是老犯人的欺负和暴力。虽然很多人并没有蹲过监狱，但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这种风气正是早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就司空见惯的事情。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卡波如果不够暴力，随时会被撤换、被替补，另一方面则是更触动人性阴暗的原因──老人是看不惯这些新人的，因为他们身上仿佛还残留着幸福的气息，他们心中仿佛还怀抱着希望，从他们的衣物上、物品上，似乎还闻得到「家」的气味。而这些，都是老人们早已失去的东西。在集中营的环境里，往往是那些极端自私，甚至在紧要关头告发同伴、拉同伴垫背的人才能比较容易的存活下来。

莱维还讲述了一个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在战争末期，由于饮用水的缺乏，在集中营里更捉襟见肘，囚犯们没有力气工作，只能躺在地上摆烂。莱维偶然发现，某处墙角有一截横段的水管，还残存有一些没流干的水。于是，莱维面临了一个正常人难以想像的「道德抉择」：是通知所有人都来喝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吗？还是要自己独享？最后他选择告诉营中的一位好友，两个人偷偷摸摸地把仅剩的水喝光了。解放后的某一天，莱维和另外一位狱友不期而遇。对方招呼也没打，劈头就问：「为什么没有我呢？」他 当然知道对方在问什么，这种一种无法言语的罪恶感让他身陷囹圄，从此换上了抑郁症。这种罪恶感被他自己定义为——「幸存者罪恶感」。从奥斯维辛的囚犯变回普通人，莱维此后的人生中，一直从事化学工作30年，夜晚回家写作，笔下主题始终是对奥斯维辛生活的回忆与沉思。在他写完最后一本《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之后的1987年，莱维从三楼住处一跃而下，终结了生命。同样是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说：「四十年后，普里莫·莱维死于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莱维的书能成为人们反思奥斯维辛的重要依靠。

好了，我们要讲的故事差不多进入尾声了，所谓奥斯维辛的悲剧，其实是这个环境和身在其中的人所共同塑造的，会不可避免的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在这种环境下几乎没有人会让自己心甘情愿的当一个受害者，尤其是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当很多人还沉浸在解封之后的小确幸，你会发现「警惕奥斯维辛常态化」并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而是一个震聋发的提醒，感谢三辉图书！我是玛力，我们下次见，拜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