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居民跨境珠海都會做什麼？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澳門即將進行政府換屆，相信有留意岑浩輝競選發佈會和政綱的讀者，都能感受到中央規劃對澳門未來的影響。除了「五年規劃」外，還有另外一份中央規劃會對澳門人的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2023年12月21日公佈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其中第7頁（見下表）給出的發展指標中提到，2024年在合作區就業的澳門居民要有約5000人、居住的則約20000人，而到了2035年澳門居民就業人口要達約8萬人、居住人口達約12萬人。

也就是說10年後，大約四分之一的澳門勞動人口和大約五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預計會生活或工作在橫琴，跨境生活將會成為澳門相當一部分人口的生活常態。事實上對於很多澳門人而言，跨境工作和生活並不是陌生的體驗，但具體而言他們在做些什麼呢？

在有限的文章中，我選取了鄭晴晴、周素紅、文萍2022年發表於《世界地理研究》上的《邊界效應下居民跨珠海─澳門邊界活動特徵與機制分析》，先給予一個「前合作區」時代的背景介紹，之後我會再討論合作區的運行要調和一國兩制在制度設計上面臨的一些挑戰。

什麼人往來澳門－內地？

先來看鄭晴晴等人文章的數據來源，她們使用問卷調查與訪談結合的方法，在拱北口岸收集了122個跨境樣本的個人屬性、活動路徑、活動內容和交往對象等信息。其中內地訪澳旅客樣本42個、內地通勤勞工樣本48個、來陸娛購澳門人樣本24個、在陸居住澳門人樣本8個。

顯然的這是一個方便抽樣，不具代表性，但是可以給我們一個跨境人群類型學上的劃分。基於這篇文章的目的，我們重點關注的應該是在陸居住的澳門人。由下表可見這個人群和其他三類人，尤其是來陸娛購的澳門人有著明顯的差異。他們多數正值壯年，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和較高的收入。

根據鄭晴晴等人的發現，老年人是來澳陸娛購的主力（見表2），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樣本中他們年齡偏大、收入較低同時活動範圍主要在拱北附近(筆者按：從出入關的時間點來看有順便走水的可能)。至於在陸居住澳人的活動範圍就非常不同，他們早上的出發地點是珠海，然後花一個小時通勤到澳門上班。下班後再花費一樣時間回家（見圖2）。

也許對於很多澳門人來說，每天花費兩小時通勤是一個很難想像的境況。但人的空間感是一個很主觀東西，如果在大城市有過生活經驗，一個小時的通勤時間是很平常的事情，假如把澳門和珠海視為是同一個城市，就會覺得不過是跨了一個區去上班而已。而這正是未來十年要發生的事情。

澳門角色的變化

實現《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真正的挑戰顯然不在於並不新奇的跨境經驗，而是澳門和橫琴兩種不同制度如何銜接，或者更具體來說，如何使澳門人至少在橫琴獲得和澳門一樣或接近的市民權。

這點要如何實現，目前是一個執行上和學術上都在探索的問題，不過目前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制度框架。根據鄞益奮、曾棟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共管體制》中的歸納，它看起來是這樣的：

他們認為在2021年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後：

「澳門成為共管體制中的管理主體之一，在中央政府領導下，與廣東省政府共同管理橫琴。這就意味著，隨着橫琴管理體制的創新，澳門的角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從利益相關者轉變為直接參與制度決策者，從體制外的協商主體走向體制內的管理主體和共管主體。澳門行政長官與廣東省省長共同擔任合作區管理委員會主任，被賦予統籌決定合作區重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重要人事任免的職權。」

上述這段話用大白話來說，就是「一國兩制」至少還會存在25年，因此制度銜接只能從中觀層面的政策執行維度出發，具體怎麼做要靠廣東和澳門雙方協商。可想而知，挑戰當然不少。

這裏我只提一個。

做多 VS 少做

既然衔接主要靠兩邊的官僚機構，官僚的能力和積極性就很關鍵。然而有追看我們文章的讀者肯定知道澳門和橫琴的官僚制度並不一樣。

後者在干部績效考核制度的壓力和激勵下，傾向「做多」和進行政策創新，而前者則傾向「少做」和避責，反正做得好也不見得有好處。如果澳門和橫琴是一個團體，一個人很躺平，一個人很積極，但又要共同決策，結果會怎樣也不難想像。

當然，行政長官如果真的想推進區域融合，是可以自上而下施加壓力的，隔壁香港不是剛炒了兩個局長魷魚嗎? 澳門會不會在岑浩輝的管治下發生一樣的事情？即管拭目以待。

＃文章篇數：2️⃣3️⃣6️⃣

Cover Photo: 文匯報

👉 成為免費爐友，郵件收取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