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命題貫穿生與死與神，探問人性本質：談韓國導演李滄東的文學與電影

2023 年 5 月 23 日

李滄東曾在採訪中提到，光州事件是他立志成為小說家的決定性契機。1980年，掌握實權的陸軍中將全斗煥勒令以武力血腥的手段，向抗爭民眾進行鎮壓，造成無數平民與年輕學生死傷。全斗煥在其後平步青雲，升為總統，卻將此事扭曲為共產主義者主導的內亂，盡可能封鎖真相。得知實情後，李滄東產生了一生都難以抹去的罪惡感。為了不讓過往的生命平白犧牲，他希望透過文學創作與電影敘事，讓曾被掩蓋的不義事件能在歷史中留下痕跡。

韓國導演李滄東（左）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繁體中文小說集《燒紙》、《鹿川有許多糞》以及劇本書《生命之詩》（人物照片來源：馬可孛羅出版）

撰文｜胡椒筒（譯者）

編按：韓國導演李滄東的作品往往表現出對底層小人物的關懷，其經典電影《薄荷糖》、《綠洲》近年在台灣重映，引起熱烈迴響，也促使李滄東的創作被接連出版。

回顧一年內，亮光文化推出李滄東小說《燒紙》、《鹿川有許多糞》，馬可孛羅則出版劇本書《生命之詩》以饗讀者。Openbook特邀《生命之詩》譯者胡椒筒執筆，為讀者深入介紹李滄東的家庭成長背景，從教書、寫作到拍電影，甚至意外出任長官的人生轉折，也分析他如何透過作品對命運與人性困境不間斷的叩問。

韓國電影圈流傳著三大「謊言」：一是李滄東導演的「劇本快寫完了」，二是朴贊郁導演「這次拍的是娛樂片」，三是洪常秀導演「暫時打算休息不拍片」。筆者有幸親耳聽到李滄東笑著「澄清謊言」：「我在寫，也的確快寫完了，但拍不拍就是另一回事了。」

韓國電影評論家李東振曾給予李滄東高度評價：「韓國電影能抵達的深度，就是李滄東到達的深度。」眾所周知，李滄東是小說家出身的導演，這樣的頭銜不免讓人好奇：他為什麼、又是如何從文字創作成功跨越到另一種媒介？在詳盡介紹李滄東的生平前，也許很多人並不知道：李滄東早在小學時期，就曾出演過電影配角。受年長10歲的大哥影響，大學就成為大邱小劇場的知名演員。

李滄東出演配角的電影《저 하늘에도 슬픔이》（Sorrow Even Up in Heaven）

➤從小說〈龍川白〉，看李滄東的左派父親

李滄東出生在被視為保守派重鎮的大邱，在四男二女中排行老三。因父親心懷理想的左派精神，不參與經濟活動，致使李滄東全家無論在生活上還是精神上，都跟著吃了不少苦。一家人只能仰賴母親幫人縫補韓服的微薄收入，勉強維持生計。

透過李滄東的小說人物塑造，讀者可以一窺李滄東眼中的父親，以及父子之間的齟齬：

過去那些年，我和家人每天生活得提心吊膽，艱難地維持著生計。催債、不斷減少的糧食、房租、學費⋯⋯明天永遠都是絕望，但這種絕望又被僥倖地推遲到第二天。然而，父親對這種生活的所有痛苦表現得漠不關心，包括父親在內的我們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擔，只能全部落在母親的肩上。不過，母親在父親面前絕對不會提起錢的問題。如果哪次在父親面前不經意地表示出對錢的擔憂，父親便會突然大發雷霆，發瘋一般大喊：「錢！錢！錢！別跟我提錢！錢算什麼！我搞不懂。我不做金錢的奴隸！門兒都沒有！我金學圭寧願死，也絕對不會為錢而活！」

如果他不想成為金錢的奴隸，就會有人為了他被迫成為金錢的奴隸，他怎麼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呢？真是令人費解。而那個人，就是不幸的母親。父親不負責任地帶到這個世界的子女，也同樣跌落至殘酷的人生谷底，不得不成為金錢的奴隸。

——李滄東〈龍川白〉，《鹿川有許多糞》

註：龍川白原指被上天拋棄般，受到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人，尤指痲瘋病人。在1953年韓戰後，反共的意識形態成為韓國全國主流，擁護共產主義形同犯下叛國間諜罪。李滄東在小說〈龍川白〉指涉的是「正規社會」格格不入的社會主義信仰者，也透過主角父親之口來闡明。

儘管家境清寒，熱愛寫作的李滄東希望上大學研讀文學，但這也遭到了父親強烈反對。從小說中的父子對話，可略知一二。

「文學？你小子，文學一定要讀大學才能學嗎？去大學那種地方，書本裡學的文學算什麼文學？吃飽了撐的，才去胡搞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在工廠裡、工地上，在生活第一線流汗，才是真正的文學！連高爾基也是在餐館裡一邊刷盤子一邊寫作。近來的什麼作家、教授，連高爾基腳上的泥垢都不如，談什麼文學，談什麼藝術！你小子，一天連頓飽飯都吃不上，不想著謀生活，上什麼大學呢？你那種腐朽的思考方式，能做成什麼事？你這個瘋子，死了算了！」

奠定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家高爾基（右）自幼喪父、家道中落，10歲開始就得工作賺錢，他當過郵差、廚房雜工、賣鳥、售貨員、畫聖像、船上雜工、麵包店學徒、工地雜工、鐵路職工，後來靠自學累積知識，並創作出不少描繪社會現實的作品。圖為俄國作家契訶夫與高爾基於1900年留下的合照（取自 wiki commons）

讀者可能不禁要問：小說中的父親，為什麼對於共產理想那麼執著？在故事末，主角的母親因病離世，父親借酒澆愁，最後因間諜嫌疑被拘捕。父親與主角對話時自述，年輕時為左派組織付出一切，韓戰爆發後，革命失敗，盼望的新革命沒到來，「只能過著龍川白一樣的生活」。最後父親嘆氣說：「我現在還能活多久呢？雖然對不起你⋯⋯我已經決定了，不要至死做一個龍川白。」顯現被時代之輪輾壓的無奈。

接著，讓我們回到李滄東的真實人生。歷經3次落榜後，李滄東考上了慶北大學國語教育系。當年他之所以捨棄文學科系，我們亦能從主角宛如脫胎自李滄東本人的故事找到答案：

我當然明白，以我們當時的家境，上大學是一種奢侈。我無法輕言放棄，是因為母親。從小母親便如口頭禪一般教導著我：「洙啊，我希望你長大可以當老師。不盼著你做生意賺大錢，也不指望你出人頭地，就踏踏實實地當個老師吧！雖然不能賺大錢，也不能出人頭地，老師卻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一定要記住我的話。」

不過，執教的李滄東對於創作仍懷抱熱情。任職國語教師期間，李滄東描寫學運後抗爭青年作鳥獸散，人生轉向反映現實的故事，在1983年入圍《東亞日報》新春文藝獎，就此登上文壇。這篇故事就是後來收錄在《燒紙》小說集的〈戰利品〉。（註：中譯版《燒紙》書中寫的是「戰利品」，韓文原版則是〈戰利〉）

1987年，參與6月民主抗爭的韓國大學生李漢烈被催淚彈擊中後腦不治身亡，圖為悼念李漢烈而聚集在首爾市政廳前廣場的群眾。（拍攝於1987年7月，取自wiki commons）

➤以中立姿態讓人物彼此辯證，打造「無標準答案」的敘事布局

2002年、2003年先後於韓國出版的小說集《燒紙》和《鹿川有許多糞》，分別收錄了李滄東80至90年代期間，發表於各大報刊及文學雜誌的短篇小說。小說〈龍川白〉主角自述「我小時候喜歡寫作，只是因為那是逃離痛苦現實的手段罷了」，反映了李滄東的創作根源。看過李滄東指導的電影，回頭再來讀他所創作的小說，不難發現兩者一脈相通的作品特性——中立。

走過民主化動盪和白色恐怖時期的李滄東，始終保持著中立的姿態，觀察和記錄周遭的人們如何身陷於國家分裂、陣營對立、社會階級與世代差異導致的種種隔閡，所衍生的價值衝突。李滄東堅持「中立」並不為自我保護，而是永不妥協的辯證。他不僅把話語權公平的交給立場相異的小說人物或電影角色來闡述觀點，還表現在「無標準答案」的敘事布局上。

李滄東的小說故事，在多年後的今天仍具有高度的可讀性及社會價值，正是因為「無標準答案」可尋。筆者大膽猜測，也許李滄東希望有更多人能一同思索「無標準答案」的炎涼人世百態，才會跨入電影圈，讓文字化為真實搬演、躍上大銀幕。

第 23 屆全州國際電影節，規劃李滄東主題單元「看不見的真相」，精選8部李滄東的電影作品。

➤《燒紙》：貫穿生死，也無法斷棄愛與希望

註：光州事件是指1980年5月18日至27日期間，發生在大韓民國西南部的光州及全羅南道地區，由當地市民自發組織的一次民主運動。當時掌握軍權的陸軍中將全斗煥下令以武力鎮壓這次運動，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的死傷。

小說集《燒紙》的首篇〈為了大家的安全〉，描述從首爾開往光州的大巴士上，一路做出各種「瘋狂舉動」的老奶奶與乘客的互動。李滄東寫實地刻劃了同車人從開心看熱鬧到心生厭煩的心理變化，最後是一名魁梧男子用安全帶緊縛老奶奶，強制讓她安靜下來。然而，就在老奶奶安靜以後，這些乘客卻事不關己地下車了。

《燒紙》小說集中，最令人痛心的人物莫屬〈火與灰〉的主角「我」——透過切身經歷的喪子之痛、見證為抗議而自焚的大學生之死，「我」掉入了困惑於「何謂生命意義？」以及「宗教是否可以帶來救贖？」的思考深淵。獲知這些情節就是李滄東本人的痛苦親歷之後，便恍然明白為何他會說「自己從未幸福過。」身為創作者，李滄東有如把人生痛楚化作千瘡百孔的畫布，在其上創造。這些生命經驗不斷刺激著他去思考人性最本質的根基、活著的意義，並透過書寫，向讀者提出一個又一個、貫穿生與死與神的問題。

〈舞〉、〈空房子〉、〈為了超級明星〉和〈一頭有心事的騾子〉描寫一群凡人，即使努力適應資本主義社會，在競爭中力求生存，狀態卻始終游離。〈祭奠〉、〈燒紙〉和〈臍帶〉則講述了大時代小人物的家庭故事。出場人物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戰爭與體制的迫害，為了活下去而不斷做出選擇，卻屢屢陷入矛盾的困境。即使這些故事不約而同展現出憤怒，但也隱約埋下了李滄東始終無法斷棄的愛與希望。

➤《鹿川有許多糞》：探究與呈現命運的反諷

相較於《燒紙》，《鹿川有許多糞》書內收錄5篇1987年後寫就的短篇創作，不僅更偏重第一人稱敘事，也反覆探討共同的命題——命運的反諷。他在《鹿川有許多糞》中文版序寫道：「這部小說集裡的故事反映了我寫小說那個年代的韓國現實。不過，我想描寫的不僅是壓制個人生活的現實，還有與現實中的痛苦進行抗爭，同時尋找個人生活意義的人物形象。」

〈真正的男子漢〉中的主角，不再是參與學運的當事人，而是不關心政治的社會旁觀者；〈龍川白〉描寫被社會拋棄的理想主義左派人物；〈關於命運〉中試圖用謊言欺騙他人的人，反而要用餘生來努力證明謊言並非謊言；〈鹿川有許多糞〉描寫白色恐怖時代下，嫉妒同父異母弟弟的哥哥扭曲的心態；〈天燈〉的主角是所有故事中唯一的女生，也是最叛逆、搖擺不定、渴望活下去，以及最無辜的人。

小說家李滄東創造的故事角色，都必須面對生活或道德上的困境。正如他的不少電影作品帶著開放式結局，讓讀者自行思考與揣測發展。

雖然李滄東的文學創作獲得不少認可，但他對純文學的力量產生了懷疑。年過40的他，在好友朴光洙導演的勸導下離開文壇，踏入了電影圈。

➤編導一手包辦，成為國際影壇看重的韓國導演

剛踏入電影圈，李滄東不僅負責朴光洙執導電影《星光道》的劇本創作，還擔任「掛名副導演」，旁觀學習如何拍電影。陰差陽錯的是，劇組真正的副導演竟然「棄場落跑」，副導演的現場實務工作就這樣落到李滄東身上。影壇流傳一則軼聞：據說朴光洙最討厭有人在現場問東問西。某天，演員群眾暴露在烈日下拍攝戲份後，朴光洙沒有交代，李滄東不敢詢問，無法決定是否能讓演員解散到樹蔭下休息，他左右為難到最後還流了淚。

雖然李滄東「棄筆從影」，但他創作的劇本在電影圈也獲得一致好評。李滄東憑藉《美麗青年全泰壹》的劇本，榮獲1996年百想藝術大賞的劇本獎。翌年，出道電影作《綠魚》不僅獲得百想藝術大賞和大鐘獎的劇本獎，更拿下青龍電影獎的導演獎。李滄東就此備受矚目，成為韓國電影圈內別具一格的新人導演。隨著自編自導的生涯代表作《薄荷糖》和《綠洲》上映，且相繼獲得國外影展的好評與獎項，李滄東一步步穩固了韓國電影導演的指標性地位。

因「健全」而懷抱罪惡感的李滄東，無法對歷史迫害下，既可能是加害者也可能是受害者的小人物置之不理。正如香港填詞人林夕所言，李滄東是一位社會觀察家、歷史記錄者。他看到城市改建後，人生出現裂痕、遊蕩徬徨的人們。他有著罹患重度腦性麻痺的姊姊，因而創造電影中罕見疾病的人物角色。無論電影或小說，李滄東的創作之所以讓我們「不舒服」，是因為每個面對困難的小人物，都真實到彷彿活在我們身邊。

拍攝完《綠魚》、《薄荷糖》、《綠洲》三部電影後，李滄東受時任總統盧武鉉的國民參與政府之邀，出任文化觀光部長官（以下簡稱文化部）。

➤意外出任文化觀光部長官，奠定韓流吹向世界的基石

李滄東在日後接受採訪時透露，自己想盡辦法拒絕任職的過程：當時盧武鉉保證會改善韓國的文化環境，因此希望找到藝術從業者擔任要務。可想而知，藝術家普遍不想跟政治沾上邊，視為燙手山芋，被邀請的李滄東最後只好硬著頭皮上任。任職第一天，李滄東拒絕長官專用車輛與司機，自己開車前往青瓦臺上班，且親自走訪部門，與職員問候，免除了繁瑣、形式化的就職儀式。幾天後，李滄東在文化部官網公佈親筆寫下的就職演說稿。這份演說稿至今仍被譽為是筆酣墨飽的好文章。

演說稿中，李滄東不僅批判官僚體制，更明確規劃文化部未來的改革方向，指出國民參與政府的文化部必須率先「脫官僚」、將文化視同產業，也強調文化輸出是宣傳國家的最佳方法。他主張文化改革不應由政府政策與補助專案來主導，而該反過來，放手讓身在藝術產業的民間工作者向政府提議政策方向，讓政府根據實際需求制定政策、提供支援。換句話說，文化行政不應以政府為中心，而是要透過民間自發、自律來帶動文化產業。

此外，李滄東任職文化部長官期間，電影配額制（註：指韓國政府1994 年起制訂韓國片的銀幕配額制度，規定一年裡戲院要有四成時間，約 140 幾天，必須映演韓國電影，並嚴格執行。這個銀幕配額制度的制訂，執行了 13 年之久。資料來源：郭力昕〈誰扼殺了台灣電影──從台北電影節退席事件談起〉，報導者）問題愈演愈烈。李滄東以中立的立場介入協調，但最終未能讓官方與影壇雙方取得共識，甚至背負起「電影圈背叛者」之名。

2004年，李滄東卸任文化部長。雖只任職了短短16個月，但在這段期間，他傾聽民間的聲音，帶領文化部製作了回應藝術工作現場、電話簿般厚重的《創意韓國》和《藝術之力》報告書。這不但是韓國創新文化政策框架的重要依據，李滄東在任時提出的改革政策，也被視為韓流（K-Culture）吹向世界的基石。這兩冊報告書也成為創辦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的基礎，李滄東還親自說服保守派的文學評論家金炳翼出任第一任委員長。

可惜的是，政權交替後的李明博政府，不僅廢除了前政府推行的政策，甚至還暗中制定黑名單，其中李滄東「名列榜首」。正因這樣，2010年榮獲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的《生命之詩》劇本，在韓國國內申請電影製作補助時，被補助審查評委以「劇本太像小說、太具文學性」為由，以0分淘汰。

不過，這並不影響《生命之詩》在國際影壇備受肯定，包括拿下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編劇與最佳導演，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最佳女主角、百想藝術大賞最佳電影導演獎，以及有韓國奧斯卡之稱的大鐘獎（Grand Bell Award）最佳影片、最佳劇本、最佳女主角與最佳男主角獎，且被韓國電影人評選為2010年最佳影片TOP 1。

➤卸任官職重返電影圈，慢工出細活，探問藝術與現實的關係

卸下官職後重返電影圈的李滄東，陸續發表電影作品《密陽》（2007）、《生命之詩》（2010）。李滄東表示，《生命之詩》的劇本構想，其實來自韓國慶尚南道北部的密陽市，2004年發生女國中學生遭受涉入暴力集團的男高中生集體性侵、拍照要脅的社會事件，被稱為「密陽性暴力事件」。韓國警方深入調查後，發現昌原市亦有女國中生受到相同手法脅迫性侵，追加共犯高達70名以上。

演員尹靜姬在片中所飾演的角色美子，便設定為其中一名性侵者的外婆。平時幫離婚後專心工作的女兒照顧著唯一的外孫，領取國家生活補助金為生。在美子得知自己罹患阿茲海默症後，開始將生活重心寄託於寫詩之上。

如此具爭議性的社會事件，李滄東認為，有如對大眾拋出關於道德「質問」，也涉及藝術的本質。他在《生命之詩》劇本書中寫道：

我認為這起事件是向我們質問社會的道德性，而且對我而言，這也是對文學和電影（若電影可以視為藝術）等藝術所扮演的角色的發問。可以說是這是我身為作家在進行文字創作和拍攝電影時，不斷捫心自問的本質性問題：藝術與現實的痛苦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藝術可以改變現實嗎？

《生命之詩》電影中飾演美子的韓國演員尹靜姬（左）與李滄東合照。李滄東在《生命之詩》劇本書提到，演員尹靜姬在拍攝期間和飾演角色美子一樣，沒有意識到自己出現了阿茲海默症的初期症狀。也是後來，李滄東才發現這樣的奇妙巧合：美子這個名字竟然就是演員尹靜姬的本名！（馬可孛羅提供）

在《生命之詩》劇本書中，李滄東亦分析了電影作為創作媒介的特殊性，以及看完電影後，回過頭來閱讀劇本的必要性：

所謂的電影是在劇本的基礎上，將劇組人員和演員們的獻身、創意，以及在製作過程中的選擇、拍攝的空間、天氣和陽光等的一切因素匯聚而成的結果。從這一點來看，電影比任何創作都更要順從命運的安排。但這並不意味我們只朝著既定的結果一路走下去，而是說無數的偶然聚集在一起，創造出了我們無法預測的必然結果。正因為這樣，等到電影製作完成以後，回頭再來閱讀劇本，便能更好地理解在劇本之後，電影是如何創造了自己的命運。

在發表《生命之詩》後，李滄東有整整8年沒有推出電影新作。

期間雖然有參與其他的電影製作，但始終沒寫出令自己滿意的劇本，直到日本NHK邀請各國名導從村上春樹作品擇一進行影視化，編劇吳靜美推薦可改編《螢火蟲》中的〈燒掉柴房〉，《燃燒烈愛》（2018）才隨之誕生。2018年，在與中國導演賈樟柯對談時，李滄東說明拍攝《燃燒烈愛》的動機：「我發現不管是世界上哪個國家、哪個人種、哪種文化，都有個共同點，那就是：現在人們普遍都處於憤怒的狀態。所以我想對其進行深入的探究。」

李滄東導演的最新作品，是受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之邀，以憂鬱症為題材拍攝的短片《心跳》。有趣的是，自知以「慢」聞名的他，沒想到這次竟然是所有受邀導演中，最快交出作品的。李滄東笑談，「雖然拍攝有難度，但過程十分輕鬆愉快，可能跟不用在意票房有關吧。」世界衛生組織的上映計畫目前還遙遙無期，這部《心跳》只在去（2022）年韓國全州電影節播放過一次。

我們只能期待未來這位慢工出細活、小產多獎的大導演，能夠滿意自己「現在正在寫的、即將完成的」劇本，找到把故事拍成電影的答案，透過大銀幕再次向觀眾深刻提問。

最後，若想深入了解李滄東的創作人生，推薦可以觀看由法國導演Alain Mazars拍攝、以《薄荷糖》為靈感，採倒敘手法拍攝的紀錄片《Lee Chang-dong: The Art of Irony》。●（原文於2023-05-23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