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澄波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前不久，在臉書頁面上看到有人重提二戰前中國上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個話題。剛好最近嘉義市立美術館有一檔探討臺灣與中國藝術家交流的展覽，其中位居展覽議題核心的陳澄波，很適合用來討論此例子（簡單來說就是借題發揮）。

我們都知道陳澄波曾住過上海，但大家其實不太知道陳澄波的詳細住址。我也看到有人說陳澄波住在上海法國租界，這可能不是正確的：當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陳澄波還帶著家人逃往法租界的熟人家避難，如果一開始就住在法租界，這句就不會成立（日軍作戰與炸彈轟炸範圍，主要以公共租界與中國人居住的區域為主）。

到底陳澄波住在哪裡呢？由於目前陳澄波留存的上海寄信地址，大多寫他在上海任職的機構，也就是藝苑繪畫研究所與新華藝專（上班順便收信）。根據兩段家屬的口訪回憶，陳澄波在上海租在別人家的二樓，租屋處不寬闊，體現在陳澄波作品《我的家庭》中閉塞、昏暗狹小的空間氛圍中，地址離新華藝專不遠，步行即可抵達。

無論是新華藝專或藝苑，都位於非租界區與法租界的交界，大抵屬於便宜、巡捕管理較鬆懈的區域。尤其藝苑位於上海舊城（老城廂）的西門，完全是中國人的活動區域。

即使如此，陳澄波的活動範圍並沒有被租界徹底圈限，他有時會帶著學生外出寫生，自己也會前往上海英國租界附近作畫，例如他描繪外灘法、英租界邊線的油畫《上海碼頭》，或是日本租界附近的商務印書館。除此之外，他也試圖趁著工作空檔學習法文，只是因為白天跟晚上都要教畫，成效有限。

包含像陳澄波這樣的臺灣人，在上海活動往往使用多重的身分遊走其間，例如他的名片標註自己是福建出身（在北京的郭柏川也以中國人身分活動），報紙也報導他是福建人，但陳澄波有時也會自己是受日本殖民的臺灣人，帶來一些好處或壞處。

另外，稍微熟悉陳澄波的人，或許會想到，陳澄波曾進入「中國人禁止進入」的法國租界公園作畫。然而，這與陳澄波到底是日本人或臺灣人無關，因為這項規定僅止於1928年，陳澄波是隔年才到上海任教。

現存名稱《法國公園》，可能描繪顧家宅公園（今復興公園，這個名字非常有戰後國民政府在臺灣命名的那一套風味）的陳澄波油畫，也是1929年以後才創作的。

看過李小龍電影或受到早期中華民族主義式歷史教育的人，可能會聽過上海租界公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時代。但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標語。

首先，當時的規定不是「中國人禁止進入」，而是「只允許外國人進入」，可以理解為保障外國人休憩的限定區域。

其次，「狗不得入內」是別的條款，是說「狗與腳踏車禁止進入」。甚至1928年後，禁止中國人進入租界公園的部分已經沒有了。有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都市傳說如何被建構，可以閱讀Robert Bickers的《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

所以，陳澄波不可能經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時代，他造訪法租界內的公園畫過幾次油畫或速寫，不過他不太可能住在這附近，因為顧家宅公園附近是新擴充的法租界地區，屬於高薪階層與富豪所居住的地段，有著比照巴黎的都市規劃，租在別人家狹小二樓，生活拮据的陳澄波不太可能負擔的起。參考同時代的日本畫家三岸好太郎描繪法租界公園的街道，呈現道路整齊、靜謐且洋溢異國風情的景致。

最近因為要去東京，考察陳澄波、洪瑞麟、李梅樹與李石樵等人於1930年代在東京的活動狀況，所以順便在此整理陳澄波在上海時期的居住。總結來看，藝術家的住處往往影響他的作品大小、取材範圍，甚至是人脈網絡，這點陳澄波無論是住在上海還是東京，都被充分體現出來。

參考：《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園（1868 -1940）》、1920年代末的上海租界地圖、陳澄波的上海時期信件、1932年《臺南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