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

某天朋友傳來一篇Threads，所講是信徒如何在教會找對象，主因是基督教信仰中重要思想：婚姻要建立在同一信仰。這種思想，其實也在香港開埠的教育體系出現。不過，隨著時代的轉變，它變成另一種狀態。這次介紹的書籍，就有講述這段歷史，書名叫《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作者陳煒舜、方頴聰。

香港第一所學校是由聖公會於1851年成立的聖保羅書院，當時只收取男生入學並以中英雙語教育。這校所培育的畢業生，都成了香港社會的政商界人物。然而，傳教士明白一點，如果這些基督徒畢業生，娶了華籍女子，那會影響很大。當時華人女子根本未能接受教育，更遑論是基督徒。當時施美夫是這樣說：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Diocesan Female Training Institute was to train teachers and provide suitably educated marriage partners for the young male converts of St. Paul’s College.  This purpose was fulfilled by a number of pupils of the Institute.

創立女仔館的目的之一在於訓練教師，以及為從聖保羅書院畢業的年輕男性皈依者培養受過合適教育的婚姻伴侶。女仔館畢業生中有一部分實現了這一目的。

因為成立女仔館（Diocesan Female Training Institute）的原因是為了配婚——為了聖保羅書院畢業的男生能找到匹配的賢內助。所以學校收生是來自中上階層華人家庭的女性。不過結果不似預期，中上階層的華人並沒意讓他們的女兒學習英文，也不願女兒接受基督教這信仰。漸漸地女仔館的收成標準降低，結果不但沒有如所願，反有女童在女仔館學習英文後，被家人販賣為妾，可謂背道而馳。

之後收生的女子，不再以學習英語為主；與此同時，女仔館收取一些混血女生及孤兒成為學生，令一些華人家長擔心他們的女兒會學壞。加上管理不善，最後女仔館關閉，將華籍女生遺散，留下混血女生，並過渡到曰字樓孤子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但慢慢地收取的女子學生越來越少，結果女生部關閉，並改名為拔萃書室。至於本身在曰字樓孤子院的女生，就移至協恩中學前身飛利女校（Fairlea Girls' School）。及後聖公會再建女子學校，拔萃書室改名為拔萃男書室，女子學校則名為拔萃女書室。

我曾在中西區導賞時，聽聞有關拔萃男書院及女仔館的故事，當時覺得很有趣。但這次閱讀卻發現當中的複雜。書的楔子以拔莘男書院成立年份不斷修改為切入點，特別是何解拔萃女書院的建校日期比拔莘男書院為早？兩位作者因此找尋很多原始資料如政府年報、書信、演講等，以梳理這段歷史。

這書除能認識香港傳統名校的歷史外，也能理解當時華人父母對於學習英語的改變。華人中上層的家庭當初並不熱衷，甚至不願女兒學習英語。至於中下層的華人家庭，則希望女兒能透過英語「嫁得出」，即使當外國人的外妻（即小妾、涉外婚婦），完全違背教會辦女仔館的目的。直到接近廿世紀初才改變，這當然也跟華人地位越來越大，他們發現需要懂得英語以維持跟统治者的關係。「何家女兒」就是好例子：何東家族的女兒們，有些到聖士提反女校讀書，有些則到拔萃女書室。當時聖士提反已有教授英語，但何家夫人覺得水平不夠高，故此到女兒們入學年齡，她們被送到離家很遠的拔萃女書院上學，因為當時女拔萃只准以英語溝通。有趣的事，何東的平妻張靜蓉覺得不能廢掉中文學習，所以不斷要求學校聘請中文教師。從女仔館關門（1890年），到拔萃女書室的開始（1900年），不過是10年間，華人終於完全接受女子教育之餘，女校更被視為「名校」，令家長趨之若鶩。

將視野拉闊，就發現宗教團體在香港初期如何努力推動基層教育、甚至女子教育。雖則開首的目，在現代人的眼中看為怪。如果再將視野拉闊，會發現當太平山街受著鼠疫之患，整個街道的建築物被拆卸，不到一公里外高街的附近，則有一群少男少女仍努力上學接受教育，有如是平行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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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博客來）——www.books.com.tw/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