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人物》專訪伊恩．布魯瑪：2020台灣大選，是華人國家治理的新可能？對「Chinese」的提問

作者｜阿潑（文字工作者）·　攝影｜吳致良

2020年大選過後隔日，數個月來的喧囂旋即平息，落成城市角落裡的各種心情私語。知名公共知識分子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則在此時，與我們分享他的心得與感悟──這場選舉吸引了超過1500名外籍記者訪台，他也是其中之一，趁此機會，出版社為他舉辦了一場讀者見面會，他也在活動開始前，接受openbook簡短的訪問。

訪問中，因聊起在捷運或高鐵上舉牌的香港人，他突然躍身而起，拿出包包裡的手機，向我們展示這些天的紀錄──那是數張在民進黨競選總部前捕捉的「勝選瞬間」──興奮望著前方舞台螢幕的支持者，在粉紅青綠旗子舞動間，臉龐閃動著彩色的光。

這些靈動的影像令我們讚嘆連連。但布魯瑪顯然無意停留在燦光中，手指快速滑過這些勝利繽紛，讓螢幕停在一片黑──全身黑衣的青年在燈光之外，高舉布帷：「光復香港」。

這些照片對比鮮明，對布魯瑪而言卻是調性類同：都是民主的爭取與證明。

「台灣與香港最顯著的區別，自然是香港在中國管制之下，而台灣沒有。」半個小時前，布魯瑪才跟我們談及港台處境的不同，除了政治制度外，還有認同的差異：香港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則有個國家的實體。擁有自己語言、文化的台灣人，即使在戒嚴令下，仍擁有台灣人的自覺。

來台灣之前，布魯瑪已先赴香港進行一周的訪問，「過往一代的香港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現在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則認為他們屬於香港。」他進一步解釋：這些年輕人會使用廣東話來抗爭，而他們用以爭取民主的標語就是「反共」，「這恰恰是過去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但就在國民黨極力反共的時期，香港卻處於英國殖民下，有自由卻無民主。」

➤冷戰末期，亞州諸國政治均處質變

以《情熱東京》、《殘酷劇場》等作品受到讀者歡迎的布魯瑪，在中文世界可見的譯作，多屬這類藝術文化思想評論，或如《零年》、《罪惡的代價》等戰後歷史與思考，甚至是《西方主義》這類政治思想評論，因而讓人忽略他其實出身記者，執拿報導之筆──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將他與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相比，稱他們為「記者型學者」。布魯瑪與「中國」的初步接觸，是在大學主修中文，但對香港和台灣的認識，則是自1983年成為《遠東經濟評論》記者開始。

1975年，布魯瑪入大學時，中國仍處於文革時代，中文在國際是相當冷門的語言，當時的學習者要不就是對毛澤東主義有幻想，再不就是想鑽研漢唐文獻。而布魯瑪僅是對中國料理有興趣──嚴格來說是印尼的福建移民料理──最後因受日本電影與文化吸引，赴日留學並且參與劇場活動。這段與亞洲文化相遇的背景，在《情熱東京》裡有著細緻的描述，至於他因前往香港工作而啟動的觀察與訪談記錄，則留在《上帝的塵埃》（God’s Dust）、《壞分子》（Bad Elements）等尚未被翻譯的作品裡。

「這時剛好是冷戰末期。在這個時代當記者非常幸運，因為蘇聯解體，美國不需要再費力保護那些反共政體，於是包含台灣、韓國、菲律賓在內的亞洲國家也在這個時候步入了民主轉型階段。」1980年代末期，以香港為中心認識中國周邊國家的布魯瑪，緊跟著這些國家的政治變化，記錄他們的民主發展歷程，因而感到非常興奮。

➤80年代中期，台灣如蛇脫皮

也是這個時候，他來到了台灣──1986年的台灣，仍處於戒嚴狀態，民進黨才剛成立，正為隔年的地方選舉而準備──走訪台灣各地，與各方交談的布魯瑪，很快地瞭解到台灣認同與歷史的複雜，並表示有兩個地方呈現當代台灣的人格分裂性：一是象徵中國文明的故宮，另一則是台灣本土草根的華西街。然而，歷史演變到這個時候，政治也準備展開新局，「宛如蛇在脫皮。」

「蛇脫皮」，是當年接受布魯瑪採訪的司馬文武（江春男）對台灣政治社會正在蛻變的形容。這日的讀者見面會，司馬文武也出席了，遠遠坐在最後一排支持老朋友，也準備會後一起用餐。布魯瑪的手機裡，存有一張司馬文武的側面照，前景則是蔣介石銅像。

與布魯瑪相識的時間，司馬文武已無從記憶，但當時參與創辦黨外雜誌的他，時常借助人在香港的布魯瑪，取得需要的海外與中國資訊，「當時台灣還在戒嚴，可是中國準備改革開放，對伊恩．布魯瑪來說，台灣的自由度還不如中國。」

布魯瑪亦言：當時「台獨」不能公開張揚，二二八也只能低聲訴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民意代表都非常老，拿著柺杖、坐著輪椅，說他們分別代表河南或湖南。」

➤人民有錢卻禁止政治參與，中國、新加坡可行，為何港台不可行？

因為這段經歷，布魯瑪在1996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都再度前來台灣觀選，並為台灣民主化過程留下重量級報導評論，例如1996年於《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刊登的宏文〈Taiwan's New Nationalists: Democracy with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即不斷被台海關係研究者引用。這篇文章寫明了國民黨來台後的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也解釋台灣受日本殖民的影響，而這都能從李登輝這位新任民選總統身上看見。

由於上了年紀，布魯瑪向我們坦言他對具體細節已無從記憶──幸好我們還有他寫過的報導可讀。布魯瑪僅言及，1996年這場選舉是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關鍵，至於才剛經歷的這場2020大選，他的心得亦相當扼要：「這場選舉與對中國態度有相當的關係，也深受香港現下情勢的影響。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見差異皆被掩蓋在這個主要議題之下，對中國的態度成為選擇的關鍵。」

而「面對中國」乃至像中國這樣的一黨專政國家，實是布魯瑪關心的題目，在讀者見面會上，更藉此表述自己對中國政治的想法。他說：「政教分離」這件事在中國不曾發生，不論是前帝王時代或是到共產主義社會，都有一個如帝王般的領導人存在。而在這種獨裁體制下，只要反政府，就會被稱為反對中華文化，新加坡如此，中國亦然，「他們會說儒家思想就是要服從，卻罔顧孟子提過人民有權反抗政府一事。」

「這些一黨獨大的華人國家的統治方式，就是讓人民有錢、過上好日子，但條件是不可以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可以批評國家。」他進一步表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認為人民不可以投票，否則社會將失序。」

「但香港沒有接受，」布魯瑪於是發問：「我想知道為什麼這種模式在香港，在台灣，都不可行？」

➤華人文化是否有集權或民主的內在文化必然性？

這幾乎成為這場讀者見面會上的論述軸心，布魯瑪甚至直言這次來到港台採訪，為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意識：對這些國家的人來說，身為華人（Chinese）是什麼樣的概念？

布魯瑪解釋自己想表述的並非族群或是血緣，亦非探討文化、語言或共同歷史，而是試圖論證：如果一個政權將自己的正當性建立在民族或某些意識形態上，反抗者是否也必須使用替代的意識形態來推翻？「如我剛才所說，中國一直是政教合一，若反叛者想要推翻某個政權，就會高舉另一種宗教或意識形態。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正是如此。」

他舉的例子還包含中國異議分子。這些異議分子多信仰基督教，有人甚至成為牧師，他們的經驗信仰使他們相信民主自由與基督教是連結在一起的，甚至做出如此推論：如果中國要改變的話，就應該讓所有人都信仰基督教。

「他們藉由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化的觀念，來對抗中華文化的價值與制度。」布魯瑪雖可以理解這個想法，卻也反問：這之中是否有什麼誤解？

在這場見面會上，不論是對種族化與文化體的質疑，或是對中國／新加坡政權的批判，布魯瑪所提的事例多半延續過往在媒體評論或是專書的論點，且打破亞洲人自是如何，中國自是如何的自我主張。例如他在《殘酷劇場》最後一章的〈亞洲主題樂園〉，就例舉新加坡和中國以收買中產階級的方式來強化集權統治，而有創新能力的中國年輕人別無選擇地說服自己：越是經濟發展，市場越自由，就能取代文化和思想自由，從而推導出：「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

「後毛中國的集權資本政權，已經非常成功地收買中產階級，讓他們接受政治目的。當然這也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台灣和香港的華人已經證明了，華人文化並沒有一定要接受集權或民主政體的內在文化必然性。」布魯瑪在這個章節中亦提到韓國：韓國人也來自同樣的儒家傳統，甚至是特別極權式的版本，但他們成功爭取到較為自由的政治體制。

➤拒絕成為「Chinese」？「Chinese」的話語權對台灣人重要嗎？

依〈亞洲主題樂園〉所述，台灣與香港皆被置入華人的脈絡裡，即使是韓國，也同樣位在儒家文化圈中。然而，就如同布魯瑪在這場選舉中所察覺的台灣自決，以及蔡英文獲得817萬票背後的「抗中」因素，都使得他不時談及的Chinese一詞，呈現某種難以明確定義與理解的尷尬。連布魯瑪自己也如此感覺，自嘲得就此打住，進入問答。而第一位發問的讀者，便大膽追問，試圖理解布魯曼對Chinese的定義：「中國」作為一個政權的概念連結的現在，Chinese很難有個清楚的界定。

對此，布魯瑪只是搖搖頭，稱台灣人不必要拒絕Chinese。他進一步表示，反對這個詞彙，只會讓中共更加主張它是更具正統性的政權，更具有正當性，「你如果反中共，就是反中國。」他認為如此一來，反抗中國的行為只是更落中共的口實，將民主自由的一切都視為「外國勢力」。

然而，在〈亞洲主題樂園〉這個篇章中，布魯瑪是這樣描述台灣的：「因為它在文化上的確是中國的，政治上過去也有許多主題樂園元素。在蔣介石及其子蔣經國的領導之下，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仍假裝自己統治了整個中國，而台灣是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後一個堡壘……。然而本土台灣人所領導的台灣民主運動，對統治中國，甚至把台灣變成迷你版的中國，毫無興趣。台灣分離主義和社運人士所主張的，只是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民主政體。他們成功之後，大陸式的虛偽和不實的象徵，很快就消失了。」

而這也是布魯瑪這次選舉的明確感受：這一代台灣人不論背景為何，對於「中華民國」能夠代表中國與台灣這樣的幻想，已經不存在了。

然而，在這場讀者見面會的分享中，布魯瑪仍然將台灣置放在Chinese之中，成為Chinese的民主政體。而他的台灣老朋友們也都說：這一直是他的主張。

但無論如何，不論是夾帶著民主自由或反抗意識「外國勢力」，或是支持台灣的「外國勢力」都是確實存在，且不容忽略──時常寫文章批評川普政權的布魯瑪忍不住高聲大呼：在台灣的選舉場合，竟然看到有人揮舞美國國旗，「而且不少香港人跟台灣人支持川普，成為他的粉絲。不可思議！」他不以為然地說：全世界只有這兩地的人會挺川普這樣的人──這當然也是源於中國因素。● （原文於2020-02-03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

情熱東京：1970年代回憶錄，日本最後的前衛十年
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譯者：白舜羽，鄭明宜
出版社：紅桌文化

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
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譯者：白舜羽
出版社：紅桌文化

殘酷劇場：藝術、電影、戰爭陰影
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譯者：周如怡
出版社：紅桌文化

罪惡感的代價：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的記憶
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譯者：周如怡，鄭明宜
出版社：紅桌文化

作者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1951-）

當代備受尊崇的歐洲知識分子。在荷蘭萊頓大學念中國文學、東京日本大學念日本電影。一九七〇年代在東京落腳，曾在唐十郎的劇團「狀況劇場」演出，參與麿赤兒創立的舞踏舞團「大駱駝艦」演出，也從事攝影、拍紀錄片。八〇年代，以記者身分在亞洲各地旅行，也開啟了他的寫作生涯。

布魯瑪關心政治、文化議題，文章散見歐美各大重要刊物，如《紐約書評》、《紐約客》、《紐約時報》、《衛報》、義大利《共和報》、荷蘭《NRC》等。曾任香港《遠東經濟評論》文化主編 (1983-86)、倫敦《旁觀者》國外部編輯 (1990-91)、《紐約書評》主編(2017)。曾在柏林學術研究院、華盛頓特區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紐約大學雷馬克中心擔任研究員。曾受邀到世界各大學、學術機構演講，如牛津、普林斯頓、哈佛大學等。現為紐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民主、新聞、人權學教授。

2008年，獲頒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肯定他對歐洲文化社會、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貢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也在2008年、2010年推選他為百大思想家、全球公共知識分子。

他的寫作獨樹一格，不只引人入勝，且發人省思。2008年，榮獲修文斯坦新聞獎（Shorenstein Journalism Award）。《阿姆斯特丹謀殺案》榮獲2006年洛杉磯時報書卷獎最佳時事書獎。《殘酷劇場》獲2015年美國筆會頒發年度藝術評論獎（Diamonstein-Spielvogel Award）。著有《零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殘酷劇場：藝術、電影、戰爭陰影》、《他們的應許之地》、《罪惡感的代價》等數十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