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日常 旧

为什么说市民们总是饱含“爱国主义”精神，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以城乡差别与区域差别为基础而引出的道德经济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当代中国的后纽曼——《决议》——护教神学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方案：通过生产与限制条件之间被摧毁了的所有关系，以工资形式把握社会积累的过程。

不用去设想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是和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形成的，也不用考虑内陆的城市等级体系不过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再生产过程在其西部地区建立的新市场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由流动”的雇佣工人以及其他聚集在城市这个空的容器中的企业、工厂、仓库和连锁零售店，这些实物建筑、人的生活方式或不同身份就仅仅被理解为“他们自身”而不能被认识为资本的地理分布的重新规划，即城市的统治力、东部的市场和与其联系的国际贸易，反过来还要籍此解释整个苏联官僚集团不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对苏联社会施加压力的传送带。一层皮肤被肯定了两次，一次是通过假僧人自己，一次是通过洋和尚的喧哗。在谈到什么“松绑”的时候，大量雇佣工人的出现却又不涉及所谓的“废除农奴身份”的社会关系变化，而又仅仅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或地区的再生产的自然要素了。人们当然可以说要在仿佛是两种优劣有别的“统治”中分辨出更“实惠”的那一个。但在我们“伟大国家”的城市间竞争中，又似乎是每个大城市甚至是每个城市都想要产出自己的吉本，而为其他的“落日辉煌”用史诗特有的语言——即命运——谱写挽歌。对“帝国城市循环圈”的持久想象并没有质疑城市统治和帝国霸权的持久性，它正是这种统治和霸权的热忱推动者。

啊！商业是一条帝国的赋役（征收）手段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双行道，因此“伟大国家”的显贵命运无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复制他们古老的敌意——至少在理论上，人们是自由地加入国家，就像他们进入城市。

是吗？如果不是为以深刻的城乡不平等（半殖民地-半封建）为前提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制度所逐渐形成的相对平等的城乡关系，那么又该在什么基础上理解在当代赛里斯是公共支出——通过生产与限制条件之间被摧毁了的所有关系——从根本上确保了对劳动力进行随意分化的过程，决定了不同层级劳动力之间的残酷对立？

根据“重建国家”或再结构的计划重新阐述的公共支出也就比迫真的“秦制”更加纯粹，因为这已经并非是为了增加利润，而是为了在维持资本主义利润标准和回应社会劳动力提出的更多工资要求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中试图永久延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不惜一切代价，以一定比例去维持价值规律。

至于说美国农业，美国农业的根本问题始终是生产过剩以及伴随生产过剩而来的财务困难/债务危机：财政赤字、美元升值、出口不利、地价上升、抵押土地、扩张经营，然后Boom！

即恢复国际农产品贸易供求平衡的困难让美国的中小农场主的收入总是大幅度波动，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使美国中小农场主的数量大大减少。大萧条与新政正式确立了离开政府干预和价格支持就无法运转的美国农业部门——曾经长时间占据着美国农村全部债务半壁江山的联邦土地银行和农业贷款委员会和从支持价格中获得补贴才能生存的中小农场主与上百万贫困的农业工人又算是什么积极性呢，从外地或外国进入“美国农村”这个大城市的积极性？

相较于美国农产品价格在历史上动不动取消抵押赎回权的起起伏伏，美国农用工业品的价格才是一直持续上升，农场主对农机、化肥、种子企业的依赖也是全面建成。在此，我无意说明美国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差别的趋势是在逐渐扩大，而是在说“每个人都欠别人钱”的19世纪美国城乡经济中普遍的信贷不足很清楚的表现了美国的东部资本和其曾经传送/接受的欧洲资本对提升美国大农场和建构了对西部乡村腹地的深刻统治力的大城市及其市场系统的地位有着根本的兴趣。

象征着大城市与大都会的最高等级的稀缺产品和服务就是立法机关和积聚的资本，就是政治与金融，就是中国和美国——经济基础设施和特色劳务的高度集中，这正是人们叫嚷着“该管管了”和所谓“绝对权力”的市场统一体或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支柱。

在这个意义上，对公民身份的回溯与民族压迫的单一经验共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尝试移植殖民主义的超级结构——华盛顿、北京或中国、美国——与建立一种基于语言差异或领土认同的超历史的权利。

于是，在一场内战中诞生的据说能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人”和他可欲的“人性”真正生产出了不可见的“农民”与妖魔化的“土著”：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