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民國往事(一):入主澳門|投稿 #32
作者:高永鈿(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16號過往的文章介紹了1949年後國共兩黨在澳門的交鋒,讓大家瞭解到昔日的前者作為地頭蛇,被後者連番打擊而節節敗退;那麼再早之前即民國時期,國民黨如何從內地來澳「插旗」,逐步站穩腳跟呢?瞭解昔日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民國往事,或許令大家對1949年後其勢力消退,更有唏噓感覺。
眾所周知,孫中山曾在澳門行醫並從事革命活動,同盟會於清末民初也設立過基層組織用以宣傳和支援在廣東的活動;因此在國民黨的敘事中,一直強調海外華僑對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並視澳門為「總理革命策源地」。1919年10月,國民黨改組成立,廣東省黨部隨即委派蔡香林等人抵澳,暗中設立澳門分會(分有文書、黨務、宣傳、財務等科,另設演講兼交際股)。
然而,國民黨在澳門立足後不久,1922年5月突然發生葡警槍殺華人的「捷成事件」;全澳掀起罷工罷市行動,引起粵省民眾聲援澳門市民,並強烈要求廣州軍政府與澳葡當局進行交涉。孫中山接見澳門工會代表團時表示,會積極向葡方交涉,盡力保護僑民。當時澳葡當局實施全澳戒嚴,禁止一切政治性社團,支部建設亦因此失敗。
1924年國民黨再次改組,欲重整海外黨組織,計劃設立香澳總支部,「迭經派員來澳籌備,均無從著手」,或許原因在於澳葡當局的阻撓以及人員短缺。
契機:孫中山之死
國民黨對「插旗」一籌莫展之際,誰知孫中山之死竟成為爭取群眾基礎、建立支部的契機——全國各地舉行有關哀悼活動,而他曾經踏足的澳門也不例外。
1925年3月29日,多名澳門黨員自發在鏡湖醫院大堂舉行紀念孫中山追悼會,全澳高達28000多人前往致祭;下午,他們在鏡湖學校操場舉行演說會,「……皆能發揮先生之主義精神。聽者數千人,肅穆無嘩,皆得一深刻之印象」。
此次追悼會引起了國民黨香港支部的注意,遂請求中央派人與李君達(1919年支部初建時擔任演講兼交際股主任)接應,並於其牙醫診所設立澳門支部籌備處,隨後從追悼會職員中推舉梁彥明、馬普全、尹梓琴、劉紫垣等十人為籌備委員。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籌備委員多為澳門華人教育會(即今天的中華教育會)成員,而梁彥明在教育會成立時助力不少,獲任為評議員一職;當日致祭澳門市民中,有7、8000人為各校員生,這意味著梁彥明等人很有可能借教育會所掌握的校際網路,發揮動員和宣傳作用。
教育會在澳門支部發軔之初,已起到先聲作用,預示了日後兩者的緊密關係;而澳門支部的初代負責人——梁彥明也從此登上政治舞臺(他當時也是華人名校崇實的校長),下文將以他的經歷鋪陳支部起家經過。
正當支部成立大會籌備之際,省港大罷工爆發,工運風潮蔓延至澳門。1926年5月下旬,有傳言指澳門各行工人舉行聯合罷工,不少商人為免受波及紛紛離澳,引起澳葡當局警惕。此時澳門市面蕭條、局勢緊張,當局「對於澳中各團體主要人,均嚴行監視,言動極不能自由」梁彥明的國民黨和教育會身份使他成為當局目標之一。
28日,支部常委李君達遭警方逮捕,隨即被遞解出境。同日下午,梁彥明和道明學校校長陳永康、習成學校校長劉紫垣、黨員傅子光、劉世斌6人被警方以「擾亂澳門治安行為」為由要求驅逐出境,後因顧念陳永康等人都是教育會職員,才允許逗留澳門;但不准參加捷成事件追悼會、領導工會成立,「至於國民黨黨務進行,亦要停止」。
李君達憤而宣稱:「帝國主義之下,甯容吾人愛國感想動作者耶!簡直欲使我居留澳門之華人,淪為奴隸牛馬”,希望留澳同志“越加努力奮鬥」。
雖然此言有順應內地反帝輿論、渲染支部受壓迫之嫌,但也反映了澳葡當局密切關注華人政治團體動向;海外部也直言澳門支部「受帝國主義摧殘,以致停頓」,至此國民黨建設澳門基層組織的努力再次中斷。
一波三折 成功插旗
之後恰逢葡萄牙發生政變,局勢動盪;加上華人紛紛遷居內地,市面各銀號、煙館、賭場等損失慘重,使澳葡當局稅收大減,迫使年底履新的澳督巴波沙改變當局強硬態度,社會漸趨緩和,而支部也可能恢復了一定活動。
1927年3月底,廣州有報導稱:「克復上海之消息傳到澳門,當時全澳黨員,歡忭非常……一時澳地人心咸為振奮。晚間則各分部各區分部各開聯歡大會」。但在澳葡當局監視,且國民黨尚未在澳門正式成立支部的情況下,當時華人是否真的如此踴躍慶祝北伐勝利,暫且存疑。
然而在4月8日,澳葡警方突然搜查支部三處分部,帶走「總理遺像遺囑公文表冊及部中全數對象」,支部請示由外交部向葡國進行抗議,可見澳葡仍密切監視支部活動,雙方關係依然緊張。未知是否受此事件影響,次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廣州政治分會再次派人來澳指導籌備,為支部正式建立帶來轉機。
6月16日,梁彥明獲選為執行委員。礙於澳葡當局關係,23日,國民黨第一次全澳代表大會暨支部成立典禮在灣仔廣善醫局舉行,中央海外部、香港支部和其它組織均派人參加,與會人數達1300餘人。
清黨運動與黨務發展
至此經過一波三折,國民黨終於成功在澳門「插旗」。1928年起,國民黨形式上統一全國,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當時的澳門雖然作為葡人治下的「租借地」,中國對此並無管轄權,但也無礙國民黨中央將澳門納入其「海外黨務」中管理。澳門支部的出現,成為在商人主導的社團社會中的一股新勢力。
澳門支部成立後本應按章執行黨務,不久卻迎來國民黨在內地發起清黨運動,執監兩會因此暫停職權。據海外黨務委員會之後的報告,支部成立時有1200黨名黨員;清黨時剩400餘人,1928年作總登記時只有248名黨員在冊。但梁彥明未受清黨影響,更先後獲任支部黨務指導委員、宣傳部部長和黨義訓練教員(即獲南京中央所信任);其門人郭輝堂亦加入支部並擔任一定職務,可見他利用自己的人脈擴充支部規模。自1929年初,梁彥明的政途扶搖直上。
1月17日,他代表澳門支部到廣州參加國民黨廣東省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過後,隨同各地代表到中山大學參觀,並以澳門代表身份發表演說:
「常往來於香港澳門間,眼見帝國主義之種種侵略與壓迫。今日全國雖告統一,但望全國同志勿忘總理打倒帝國主義之遺教,尤當注意於充足實力,以期切實剷除帝國主義在中國之一切勢力云。」
此發言可見他緊隨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儘管未知他在會議當中有何發言或提案,但他以澳門支部的身份代表參加,可謂澳門人參與內地大型政治會議的先聲;在中葡關係緩和的背景下,澳門支部終於順利開展黨務。
梁彥明:澳人北上參政先驅
5月9日,支部舉行「五七」、「五九」國恥紀念大會,獲工商學各界300餘人出席;現場由梁彥明等人演說,「相繼發揮‘五七’‘五九’之來歷及其紀念之意義,語語動聽,座中無不憤恨日本帝國主義之狠惡云」;6月1日,孫中山靈櫬奉安於南京紫金山,澳門支部亦隨之響應,在鏡湖醫院禮堂舉行致悼大會。梁彥明參與前期籌畫,當日亦代表支部恭讀祭文。
之後的黨務訓練班畢業禮、接待南區黨務視察員等活動中,均可見他代表演說、擔任主席的身影。
在梁彥明等人的帶領下,支部開展了宣傳黨義、徵收新黨員、慶祝內地政治紀念日、印發各種刊物、推廣三民主義等工作,「各縣市黨部以茂名、澳門為最有成績……澳門黨部各項工作均努力,頗為團結」獲廣東省黨部認可;除了辦理澳門黨務,支部偶爾亦針對廣東社會時事,發表通電以示立場,參與到相關輿論潮流當中。
1930年4月1日,澳門支部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廣東省黨部監督下,梁彥明得票最多當選為常務執行委員兼秘書,並再次獲派參加第四次全省代表大會,其聲望為支部內最高者,穩坐「大佬」之位。
儘管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活動受澳葡當局一定限制(大部分活動只能在灣仔舉行,追悼孫中山則例外),更遑論加入政府以左右其決策;但支部的出現,反映了華人社群除了傳統的結社形式,同時以政黨形式趨向團結化、組織化,標誌著澳門政治史踏入新階段。梁彥明在此過程中,以本土骨幹角色積極參與支部發展,數年內從邊緣黨員上升為執委。
順帶一提的是,1931年1月初,梁彥明代表澳門支部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四次全省代表大會。由於之前發生駐廣州灣法國公使派員到當地支部「嚴重圍搜,捕去職員」,或許同為殖民治下,對黨務受阻撓深有同感,於是他聯合廣州灣及東莞支部提出該事件「殊屬侮辱我國國體,破壞本黨在國際上之信仰,應請政府嚴重交涉」,獲大會通過轉呈中央黨部轉國民政府向法方交涉。
此外不見他有何另外提案或發言,然而此乃筆者目前所見,最早有澳門人在內地公開政治會議上發表提案的記載,實屬難得。
正當他仕途一帆風順之際,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越演越烈,內地政壇的風浪,即將席卷南方邊陲的小城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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