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當代魯迅的人大都屬於葉公好龍

最近某以激情澎湃的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聞名的公眾號寫手因被封為魯迅受到嘲笑，這位老兄固然是不行，那些把魯迅神聖化的同樣也不行，你看看轉發嘲笑的那些都是啥歪瓜裂棗。他們不知道魯迅到底有哪些貢獻，以及存在哪些缺陷，也不想知道。

我是通讀過魯迅全集的，我想做到這點的人就了了。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西方主流思想文化對各民族刻板化印象，比如喬治·奧威爾就談到1930年代，英國通俗雜誌報紙對中國人的描述就是：陰險、不講信用、留辮子。再加上殖民主義，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知識份子接觸到外國這些思想產生適者生存、亡國滅種的危機感，看到底層對此一無所知更加怒其不爭。

對於魯迅來說，主要的刺激一是在日本的影像記錄看到日俄戰爭期間，抓到充當間諜的中國人被砍頭的麻木不仁；一是亞瑟·史密斯寫的《中國人的性格》，書中那些表揚的話，如省吃儉用、勤勞致富、遇事堅忍、知足常樂都格外刺耳，何況漠視時間、漠視精確、智力混亂、神經麻木、缺乏公心、缺乏誠信這些批評的話，魯迅提到這本書的時候是希望大家能夠看這本書，能夠知恥改進；再則就是一戰之後那種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像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具現。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改造國民性。

和魯迅呈鏡像關係的是梁漱溟，看到一戰之後的西方境況，全世界的知識份子都很灰心，梁漱溟就寫了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本來抱有世界大同理想的梁啟超從巴黎和會回來大失所望的時候看到梁漱溟寫的這本書，立即登門拜訪。這是題外話了。

今天，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的說，並沒有什麼民族劣根性。人是環境的產物，他的文化，無論優劣都是對環境的適應。當然民族意識的共同體也同樣在塑造我們的環境。而要改變文化的環境，並不是批評所能做到的。

今天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崇拜魯迅。一方面是因為魯迅是49年之後加了革命家、思想家的封號。文革中能夠印刷出版的書除了紅寶書，就是魯迅語錄。另一方面是，批評別人真是再爽不過的事，大家都覺得魯迅是在批判別人不是在批判自己，批判民眾素質低屬於少有的永遠安全的領域。

客觀評價，魯迅文學價值極高，他和張愛玲是惟二抵達現代性的近代作家。

對於他的雜文，同樣曾經被認為是當代魯迅的韓寒，曾經這樣評價過：“我不喜歡他的文風，他太計較了，我不喜歡文風這麼計較的人。”（出自《北京青年》對韓寒的採訪）

在另一次早期的韓寒採訪中，韓寒這樣說的：

新浪讀書：現在有人開始將你的雜文和魯迅的雜文進行比較，將你封稱是“時代的匕首”，對此你怎麼看？如果你是這個時代的“匕首”，你覺得你刺痛了誰？
韓寒：一來呢，我的雜文誰都沒傷到，二來呢，這只是真正意義上的雜文。雜文並不需要追求他的目的，你覺得如果必須一篇雜文寫出來要死兩三人才叫行之有效，我覺得這太急功近利了……我並不認為魯迅的雜文推動了時代的前進，而且胡適他們的貢獻可能更大些。

魯迅睚眥必報，死也不肯原諒任何人。他對很多對手的攻擊，如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等，都是莫名其妙的。很多魯迅的精神繼承者實際上繼承了他的不寬容。比如說：方是民先生。當年南周以及知識精英將歸國博士方舟子吹捧吹捧為科學之神，其中很多吹捧者後來受到方舟子睚眥必報的攻擊。

再者，錢理群是研究魯迅的大家，他的幾個著名學生孔慶東、餘傑、摩羅也是魯迅的崇拜者，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什麼樣子。

與魯迅相比，胡適認為容忍更重要。胡適說：“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自由主義在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的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

韓寒的成長是在對自己曾經喜歡的魯迅、李敖的反思基礎上的。所以韓寒反對69聖戰，向詩人道歉：“如果你是我的讀者，我希望你們不要以任何名義去驅逐任何一種文化，更不要想教訓和消滅它的受眾群體，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都不能排他，也不能代替別人做出選擇，哪怕它很傻，哪怕它不合你的口味，只要它不反人類。“韓寒給每一個批評過的人道歉，他認為自己寫嘲笑黃藝博的文章不對，不應該將自己的話語權武器對向個人。

對於做公知來說，需要四點：一是能夠理解大眾心理；二是能用別人做不到的語言將民眾的共鳴表達出來。三是見識要比普通民眾要深刻那麼一點。四是發言要有傳播途徑。這裡，盧克文、胡錫進、陳平，當然都是公知，有那麼多民眾需要他們指明道路。

做公知不是什麼舒服的事情，如同被野蠻人抬到祭壇上求雨，有的被抬上去的人會擔心不下雨自己會被烤著吃還是燉著吃，但另外一些人則對胙肉甘之如飴。

大眾輿論也如同颶風一樣變幻莫測，當時大眾都會齊聲附和的話，過了幾年就會像失憶了一樣齊聲討伐。大眾輿論風向變化為何如此之快你也知道。過去傳播途徑的受限能夠看到一個暗光之下的聖人，但是現在公眾人物都在聚光燈下，在公共輿論場混誰也別想自身乾淨。放到現在，魯迅的下場不比方舟子強多少。

一個寫作者，但凡想要有所成就，還是要遠離大眾的即時評判，留下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作品。魯迅晚年聽將令，但是將令又不一，被周揚和馮雪峰兩派來回爭搶，誠是可惜。一個人但凡對文字有野心，就應該耐得住寂寞，為後世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