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世界和属于地球范畴的存在：评《末日松茸》

蘑菇世界和属于地球范畴的存在

后再现人类学的复兴

艾米丽·耶茨-多尔/文

王立秋/译

译自Emily Yates-Doerr, “Mushroom worlds and earth beings: A resurgence of postrepresentational anthropology”, Medicine Anthropology Theory 3, no. 1: 172-179.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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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书评论文，评的是

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世界尽头的蘑菇：论资本主义废墟中的生活的可能性》(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perback, 331 pp. $29.95，£19.95. ISBN：9780691162751.

马里索·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属于地球范畴的存在：跨安第斯山脉各世界的实践之生态》(Earth Beings: Ecologies of Practice across Andean World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perback, 340 pp. $26.95. ISBN：9780822359630.

“我们用什么观念来思考其他观念很重要”。

——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再生产未来》(Reproducing the Future, 1992, 10)

罗安清和马里索·德·拉·卡德纳的近作提供了一个庆祝后再现人类学复兴的机会。科学的再现致力于把单个的“真”标绘出来，政治的再现要求主权的身体取代他人的身体，但后再现并没有放弃再现，相反，后再现扩大了再现的可能性，超越对事实的反思，给各种未来以权威。这两本书，把再现推向被感染的关联的领域，在那里，科学不必是普适的，政治主体也不必是稳定的。尽管建立在谨慎的经验主义——摄影、诗歌、图画、叙事及其插曲充满了这两个文本——的基础上，但这种再现进路，也改变了“经验”的术语。临工。历史。科学。政治。证据。讲故事。没有什么是既定的；没有什么是它看上去可能是的那样。

在“后再现的复兴”中，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矛盾？“复兴”不是复活过去吗，可“后”又有与之前的东西断裂的意思。在阅读罗安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通过指出“矛盾是有生存在的充满活力的凌乱状况，是‘别的东西’繁荣的空间”来预防关于矛盾的指控。德·拉·卡德纳也给了我们一个相似、却稍有调整的回应：“矛盾”这个名称本身，就受困于现代主义的排序(modernist ordering)，而后者又基于一种虚假的，时间的同质性。毕竟，如果你不预期生活线性地运动，如果发展不是进步，如果时序是非历史的，那么，就不会有矛盾了。新的！新奇的！创新的！这些词，和它们许下的资本主义/现代主义诺言——“明天会更好”——不适合用来描述这两位作者要做的事情。相反，这两位作者培养的想象，使这件事情变得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刻中发现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东西了。

《世界尽头的蘑菇》是一本关于运动的书。俄勒冈。日本。芬兰。中国。老挝。多样的地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场所（它们形成了罗安清关于松茸的社会生命的记述的基础）是如此地分散，以至于看起来在这里，“多点”民族志——多场所之多——并不适用。我们在追踪者和贸易者之间，在时间内又在时间外，混入了全球经济和农民的林地。这是一本无目的论的书，“追着问题重重的故事走”(p. 34)既是它的方法，又是它的发现。

读者要警惕：不要到这个文本里找大理论或大理论家。一个例外是一个引用了吉布森-格雷厄姆和哈特与奈格里之间的争论的简短部分（译注：“边缘运作”那部分）；那个部分认为，与把资本主义和它的他者分开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对非资本主义的元素进行民族志研究，来了解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依赖于这些非资本主义的元素。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罗安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田野工作上，她围绕她的研究的信息报道人和合作者的活动来组织故事，而把理论的讨论留到别的地方。

但《世界尽头的蘑菇》中还是有一些稳固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这本书以这样一个想法为前提：通过关注一条被忽视的商品链，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突然的——和全球的——变化的东西。而且，的确，细致分析松茸和松茸的搬运工，使她能够概述一些转变：美国同化计划（要成为美国人你必须皈依，但不是皈依基督教，而是皈依民主）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利用型积累，边缘资本主义和供应链承包共同发展，逆转了资本主义的传统形式）、和不确定状况中的（与致力于消除变动相反，我们可以努力使生活在不确定中繁荣）转变。

不过，尽管这些启发性的思考很重要，但在我看来，本书传递的最清晰的信息，是培养她所谓的“注意的艺术”——即注意像森林中的松茸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被隐藏、被遗忘、不然就是很难被看到的东西的能力——的紧迫性。这种注意想要的结果，与宏大叙事（比如说“拯救世界”的英勇号召）不是很契合，相反，它鼓励我们和平凡（比如说，眼前的一顿饭，或者到林子里散步）的快乐与挑战打交道。她把这比作聆听复调音乐（一种基于多个自主旋律的音乐形式）的技能。那些习惯于节奏和和声统一的音乐即“单视角的音乐”（就像你在摇滚乐的强劲节拍中发现的那样）的人(p. 23)，会发现这样的音乐难以欣赏。与仔细聆听不熟悉的音乐的能力一致，本书也充满热情地帮助它的读者欣赏不和谐的空间。毕竟，松茸这种没法规模化生产的、丑陋、难闻的蘑菇给我们的礼物就在于：它生于艰苦之地。

从头到尾，德·拉·卡德纳的《属于地球范畴的存在》读起来都像是爱的劳动。这本关于故事的故事书基于一对来自秘鲁帕坎恰社群的父子，马里亚诺·图尔波和纳扎里奥·图尔波的生活；属于地球范畴的存在奥桑加特山；和人类学的翻译计划。今天，人们（至少人类学家）普遍承认马里亚诺和纳扎里奥是政治的行动者。而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的奥桑加特山这个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得到讨论。

德·拉·卡德纳提供了一部关于图尔波父子的秘鲁政治之旅的详细历史（后面还附上了时间表），同时，他也一直关注历史的各种可能性的政治。这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界需要的书（它是拉图尔的“现代宪章”的拉美化）中的最有力的论证是：后殖民理论依然没有有效地使现代主义的自然与人文之分去殖民化，就其承认只有特定种类的证据才属于实在的领域而言，它实际上强化了“历史的殖民性”。把人之外的东西引入实在的机制还不够，为超越现代国家的档案时空的暴力，我们必须给“非历史”的时间性、和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证据不是实在的前提）留出空间。

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蒸馏这个丰富的文本，是极不公允的。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关于合作的政治的复杂与挑战的洞见。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在书的封底上说，德·拉·卡德纳有助于明确当前的讨论，并用新的方式来重新表达它们。这并无夸大。德·拉·卡德纳在这本书中全面地论述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思想家：斯特拉森与哈拉维论合理性的分形赛博格；维维路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论视角主义；特鲁约论不可思者的各种条件；查克拉巴蒂论历史时间；斯塔尔和格里斯莫尔边界对象；斯唐热论实践的生态，等等。

这本书给我们上的一课是：翻译不应以相互理解，而应以“精心安排的含糊”（维维路斯·德·卡斯特罗在对帝国主义的预设，即从别人的角度来认识世界是可能的这一假设的批判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为目标。精心安排的含糊不追求忠实的翻译，相反，它探查翻译，使接合之处变得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本充满了只带少量字面翻译的克丘亚语和西班牙语术语，逼读者至少慢下来。在读完这个文本的时候，我向自己许诺，我绝不会简单化地搞从术语到术语的翻译了。）理解信念、意义、知识和视角的探索，简言之，即二十世纪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强化它力图挑战的现代主义的常规。沿着这个思路，这本书澄清了这点，即，我们用来谈论相似性和差异的语言，依然受困于殖民分类的陷阱。根本的差异(p. 275)并没有预先排除构成性的“相互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像土著和非土著那样的实体变得可理解）；它反倒使这点变得明显了，那就是，塑造连贯性和区分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考虑到这两个文本都收到了斯特拉森的启发，我有机会在这里把它们放到一起，为比较它们使用的策略而强迫它们对话，也是合适的。它们在组织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共享这样一种女性主义进路，这种进路致力于挑战学界关于如何确定主体和客体的常规，而不执着于“女人”这个范畴。它们都力图拆解现有的空间和时间范畴，都在不依赖进步叙事的情况下，提出了关于正义（社会的正义或别的正义）的问题。它们也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内容，在不放弃对暴力和剥削的关注的情况下，带来了欢乐，甚至是欢笑。

不过，这两个文本结尾的差异之大，值得我们注意。罗安清呼吁我们通过“潜在的公地”、形成可共同的事业(p. 134)和共同的计划(p. 254)动员的纠缠来颠覆资本主义；而德·拉·卡德纳则追求一种不但拒绝统一，还更加异端地无视统一之号召的另类政治。她追求的是一种后多元的，以精心安排的含糊而非统一为目标的政治，一种人们无意合而为一的政治。我们在罗安清的零散组合中发现的蘑菇，可能会释放各种范畴、扰乱各种认同。但在扩散的语言中依然有纠缠驻留，它会，至少时不时地，把读者留在那个令人不安的现代主义计划（即，在一个依然单一的世界中追溯和追踪一个增殖的客体的物质证据）中。

我忍不住注意到，在这个分歧中，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因为就算追溯“世界”及其公地的计划中隐含的帝国风险让我感到不安，但是，罗安清和德·拉·卡德纳还是提醒我注意，令人不安这个地方或处境本身就是生成性的。如果，在学院里任职、给学术期刊写书评的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在大胆地逃避现代主义的束缚——这样会更好吗？

这就是后再现人类学的生成之谜：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没有走出写作，而写作的内部与外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毕竟“单位”这个单位，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不变的：有时它是自立的，有时，它又会像在人类学分类单位那里那样，依赖于一个框架（“为保持这个框架的用途，我们必须持续地打破它”）(Tsing, p. 231)。甚至共性的统一也可能不是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在时间性与线性的（同质的）因果模型分离的情况下，既是一个又不是一个，既不同又有关，就是可能的了。渴望马里亚诺的inayllu（其中没有事件和对事件的叙述，能指和符号之分）的纯粹的散文，也就是渴望不可能的完美而稳定的翻译。但翻译的失败根本就不是失败，因为我们的故事可以塑造、也的确塑造了它们创造的世界和转变可能采取的方向。

就这两个文本而言，它们的故事使我看到了新的问题的可能性。秉持着罗安清反结束的精神，我将以几个问题为这篇评论作结：

非整体主义生态的风景是什么？

我们该怎样建设不依赖两分切分来表达差异和区分的词汇？

我们该怎样以有助于塑造可见的和不可见的集体的可居住世界的方式，来推进再现的本体论的片面性？

我们可以翻新何种旧开端？

参考文献

Strathern, Marilyn. 1992. Reproducing the Future: Essays on Anthropology, Kinship, and the New Productive Technologies.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