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 | 人类学的波拉尼奥：费尔南多·克罗尼尔和他的自然与国家之书

感谢社会学会社的编译，本文选自费尔南多·克罗尼尔的《魔幻国家》（The Magical State），可能是对中文世界相对忽视的历史人类学大师费尔南多·克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 1944-2011）的第一次译介。这位委内瑞拉人类学家有着与二十世纪激进历史紧密相连的人类学生涯和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意识推进，和严肃真诚的学术思作。和波拉尼奥一样，他是行动和思考的有机结合，是迷宫也是飘香的番石榴。
费尔南多·克罗尼尔1944年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父亲出生于本地的天主教家庭，母亲则是自乌克兰流亡而来的犹太人。双亲都是医生。成长在新兴的专业精英阶级，克罗尼尔有给前独裁总统当个人律师的祖父和在巴黎从事流亡文艺的姨母和姨父，他却在加拉加斯当地的公立中学与平民阶层打成一片。1958年，美国支持的希门内斯政府被推翻，上台的是力图在冷战的左右光谱中确保民主的贝坦科尔特政府。但民主在冷战中的拉美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亲美，而美国在操纵推翻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等行动不可避免地激起拉美人民的反感，1959年的古巴革命让这种反感成为正向的反抗。这是当年的青年学联领袖克罗尼尔直面的风潮。当1961年美国策划旨在推翻古巴新生政权的猪湾行动在委内瑞拉被虚假地报道为胜利话语时，克罗尼尔从古巴电台了解到了事态的真相，他与同伴们立刻并通过海报和小册子对卡斯特罗的胜利进行宣传，在更长的时间线上，这则预示着介入性地厘清和书写历史——他一以贯之的工作方式。这让他成为了贝坦科尔特当局的眼中钉，他则报以积极参加街头游行，直到克罗尼尔的街头生涯因为戏剧性的原因暂时画上顿号——一次，他父亲被警察通知去太平间认尸，虽然最终克罗尼尔完好无损地回到家中，挚爱他的父母还是决定带他出国生活，然后是留学。
1967年，克罗尼尔和他斯坦福大学的同学，终生的合作者与挚爱朱莉·斯科尔斯基（Julie Skurski）进入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读博。芝大当时流行的是符号人类学，代表人物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和特伦斯·特纳。真正影响到克罗尼尔与斯科尔斯基的是试图将符号意义与社会行动联结在一起，研究巴西原住民的特伦斯·特纳。他们决定去古巴做田野，但当然，没法在美国取得签证，最简单的办法是去墨西哥。事情开始魔幻了起来，车祸，被当做毒枭误捕，两人选择先回委内瑞拉结婚。
重返芝加哥，接触在美国的古巴左派，与同情古巴革命的“必胜旅”（Venceremos Brigade）一起，两人终于在1969年到达古巴。但不巧的是，古巴正逢经济出现问题的“灰色十年”（“la Década Gris）。卡斯特罗对知识分子渐渐不信任，其中里程碑的事件是将诗人赫尔伯托· 帕迪利亚（Herberto Padilla）作为反革命逮捕。这引爆了全球知识分子（包括大量左翼）的抗议潮。萨特、波芙娃、卡尔维诺、富恩特斯、马尔克斯、略萨等人来函质询，他们也被卡斯特罗毫不留情地指称为伪左派。这一情景下，克罗尼尔与斯科尔斯基，两位在美国上学的人类学者，最终不被古巴政府允许在当地田野也就毫不为奇了。重返美国是魔幻的卡夫卡时刻。克罗尼尔突然发现自己从墨西哥时期就被CIA作为国际共运间谍盯上。签证被吊销，无法入境。甚至动用有家庭联系的外交手段也是徒劳。能争取的最佳处境是两人回到朱莉的故乡加州，租住伯克利的公社，参加反战游行，定期接受审查和听证。最终，克罗尼尔被告知，如果他离开美国，将只有一次回到这个国家的机会，且必须是因为博士论文答辩。
这是两人回到委内瑞拉进行长达七年（直到这荒诞的返美条件被取消）的旅居与研究的背景，恐怕也是克罗尼尔的代表作《魔幻国家》（The Magical State）的魔幻现实主义背景。此书的核心论点为：委内瑞拉在二十世纪的国家形成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监管息息相关。基于地租（rent）的石油收入神奇地构建了国家得以代表人民和进步的拜物动力学。但这一动力的背后是拉美在全球政经结构下的资源开采，和世界石油危机中委内瑞拉地位的上升。在理论上，《魔幻国家》补足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自然资源考察不足，对这一条件的充分考察则必然代表着历史进程的在地化，和对西方进步史观去殖民的必要。后两者已经支撑起是克罗尼尔答辩（1987）时逐渐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大潮的主要洋流。这股大潮的参与者还包括芝大的科马洛夫夫妇、伯纳德·科恩、米歇尔-拉尔夫·特鲁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的马歇尔·萨林斯等人。克罗尼尔与斯科尔斯基在密歇根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的任教是对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推动，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他2011年去世前，历史人类学家克罗尼尔思考的却是未来，面对左右政治实验都不同程度实效的现实，拉美知识分子陷入了对于未来的危机。这是他提出的问题，也是来自人类学的波拉尼奥式邀请。

费尔南多·克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 1944-2011），委内瑞拉人，曾任密歇根大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教授，2009年起任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人类学首席教授。代表作为《魔幻国家：委内瑞拉的自然、金钱和现代性》（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对发展中国家早期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有重大贡献，是对采掘经济、拜物教和公共生活之间关系最具创新性的研究之一。

专题导言
当地时间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大会达成决议文件，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大会最瞩目的推进是达成了首个明确计划减少煤炭用量的气候协议。但也果不其然地争议不断，会场内减少煤炭用量的提案激起了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基于发展公平的质疑，事实上，发达国家在此前数次气候大会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补偿迟迟未得到兑现。会场外，“不再信任表演性的减排承诺”的全球环境活动家也不断抗议，要求实质性的改变（见〈“阿修罗在海上炼狱” ｜与此同时〉）。而在会议的同时，更遥远的度假村和发布会上，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们则在畅想着向宇宙进军，或进军不用理会世界的元宇宙；当然，他们也不懈余力地向世界售卖这一畅想。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潜在预设的进步历史观和强（男性）人类能动性主张曾在人类世的生态危机面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那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回应这一挑战而丰富批判社科理论的重要成果（见〈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入门书介〉）。但在社科理论之外，现在面对的另一玩世不恭、似是而非、却深具影响的思潮则是“马斯克主义”：极端技术进步主义曾经是资本和技术发展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的盲目信心，而“马斯克主义”则对自然、生态、乃至宇宙采取了看似拜物（fetishize）实则无视的态度。本期策划拣选了一批兼具思辨性和具体性的选文，也集合了遍及经典生态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酷儿、去人类学中心、第三世界立场的视角，希望能够唤起重审生态的批判社科视角。

前文中，我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范畴，来阐明关于石油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诸多方面，并由此展开了对委内瑞拉国家形成的讨论。为深入考量我对委内瑞拉的研究，我希望在本章结尾，提供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一种观点，以期克服马克思传递的资本主义图景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

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存在很深的矛盾心理。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解放潜力，同时也发现了其异化的后果和受限的历史视野。正因马克思寄身于资本主义文化之中，专注于它的范畴，审视它隐含的假设，他才能以此对资本主义开展批判，这种批判的全面性和想象力至今堪称典范。然而，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文化也同样寄身于马克思，限制了他的批判能力。他对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解构，并没有使他免于异性恋主义视野，后者使其将主动等同于男性气质，被动等同于女性气质，生产力等同于生育力（Arendt 1958：106; Parker 1993：35）。

马克思历史进程的概念假定了一条轨迹，这条轨迹由资本和劳动的辩证结合所界定，并逐渐取代了曾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的自然，以及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和世界各个地区。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叙事中，除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城市和乡村、地主和农民、大都市中心和资本主义边缘，都被定义为某种特定的角色。他对“资本先生”（Monsieur le Capital）与“土地夫人”（Madame la Terre）生产性结合（productive engagement）的叙述，无意中认可了某类主流的世界象征。这些象征分为两极：一端是男性化、有创造性的秩序，它是大都市中心的资本之家；一端是女性化、被动的领域，在此，处于边缘的自然顺从等待着承资本受孕。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自然的忽视，关系到他对资本和劳动的主动性，以及自然之被动性的界定。本着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精神，马克思的资本/劳动辩证法将这两种行动者之间的对抗，视为历史解放运动的来源。虽然这种二元焦点，影响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但通过对资本主义下地租作用的讨论，马克思提出了第三种力量：自然（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因素）。尽管自然在《资本论》第三卷末尾才有力地进入分析，但马克思对它与资本和劳动的结合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相当有分量的主张。这三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角：“资本—利润（企业利润加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种三位一体的形式本身，就蕴含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所有奥秘”（1981：953）。

由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追随马克思，致力于解决资本/劳动关系之谜，“土地夫人”之谜尚未破解，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少有思想家会注意到，马克思的二元系统与他的“三位一体公式”相冲突，但亨利·列斐伏尔是个例外。列斐伏尔注意到了这种张力，并对其后果做了出色的探索。他提出，将自然更加充分地纳入讨论，会让更多社会行动者，以及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政治本身，进入舞台中央。列斐伏尔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土地”，其实是指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事物（农业资源或矿产资源不是惰性的客体，而是通过自然的社会化，构成社会形态的要素），列斐伏尔主张，土地包括“地主、国家、贵族”，以及对我的论点最为重要的，“限定在特定领土内的民族国家”，因此，“在最绝对的意义上，（也包括）政治和政治战略”（1991：325）。因此，对他来说，马克思“具有冲突（辩证）性质的二元对立，意味着历史相对于经济的从属地位，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概念领域”，也意味着“经济领域消解或吸纳了从历史中继承的多种形态（尤其是城镇），而这些形态本身具有前资本主义性质”（1991：324）。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结尾处对自然的看法，带来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彻底结束”（1991：325）。主要的困难在于承认，自然对资本主义生产重要性日益增长的含义，因为他采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二元模型，这种模型由资本/劳动关系驱动。与马克思在这种模型中设想的历史进程相反，列斐伏尔认为，土地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带来的发展更为复杂。“在世界范围内，地产没有消失的迹象，地主的政治重要性没有消失，农业生产独有的特点也没有消失。因此，地租也没有骤然将战场抛给利润和工资”。他强调了自然资源和空间纬度不断扩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地下和地上资源——也就是整个地球空间——的问题越来越重要”（1991：324）。”

马克思无法解释自然重要性这点，在列斐伏尔看来，也复刻到了当代社会理论中，表现在对地租的重要性并不敏感：“几十年来，无论在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任何试图恢复地租这个概念的尝试，都以马克思主义之名遭到彻底镇压，这种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了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政客手中的政治工具”（1991：324）。他没有解释为何承认地租的中心地位会有如此威胁力，但我相信这将引致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整合，并用更有历史性、政治性和全球性的理解方式，取代欧洲中心主义和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

然而，马克思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之前，就写了《资本论》第三卷（Rodsdolsky，1977）。因此，在第三卷中（较“晚”的时间点）承认土地的重要性，并不能说明，土地为何在这部作品的其余部分，从属于资本/劳动动力。此外，马克思对自然的忽视，不能严格按列斐伏尔所说“历史对经济的从属地位”来解释。若更充分认识土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当然能挑战马克思，提出更具政治性、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概念。但我认为马克思的成就之一，是他开始表明，资本主义下将“经济”与“政治”显著分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影响。他在作品中展现，资产阶级社会中被称为经济的东西，是由阶级斗争和国家调控构成的。我们在他的历史著作及《资本论》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这点。

我认为，马克思的疏忽与他的目标有关。身在工业革命中的英国，马克思把工人展现为一个受尽剥削、有志于全人类普遍解放的阶级，试图以此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他在生产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攫取里，看到了剥削的根源。因此，马克思把重点放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辩证，以及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上，并以相对较高的抽象程度，揭示种种确保榨取剩余劳动、并遮蔽这一过程的运作。与劳动相比，土地并不生产价值。像资本一样，土地挪用价值，但不像资本那样在生产过程雇用劳工，而是通过阻止资本流动或劳动剥削一途。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寄生于劳动和资本。

因此，马克思视土地为一种抑制资本前进的保守力量。他的著作提出，假以时日，土地将归入资本之下，也就是说，资本将作为一种与之相对的社会关系，控制土地的力量。考虑到这一观点，以及马克思优先从剥削劳动力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没有把自然作为财富来源或地产地租的基础来关注。马克思关于剥削严格社会化的概念，避免了把资本、货币或土地作为价值来源迷信（fetishizing）。然而，这种概念最终把对自然的剥削，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之外，抹除了它在财富形成中的角色。

这种对自然的抹除，也发生在马克思对商品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主要形式的讨论中。他煞费苦心地指出，商品的价值仅取决于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了商品一定数量的抽象劳动力（abstract labor power）；但也因这番苦心，他忽视了“自然”在商品构成中的作用：“作为商品的事物的存在，以及标明商品的劳动产品之间的价值关系，与它们的物理属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关系，完全没有联系”（1967：72）。虽然商品间的价值关系确实与物理属性无关，但它们作为商品的存在，却不能与其物理属性分离。

正如马克思在别处强调的那样，商品作为体现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事物，本质上是感官对象（sensual objects），它们的构成依赖于物理媒介；一方面，它们有物质的、或“自然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有社会的、或“价值的形式”（1977：138）。这不仅适用于汽车或芒果等毫无疑问的物质商品，也适用于更抽象的商品，比如音乐、表演或诗歌。当然，使一首特定的歌曲或一个芒果成为商品的，不仅仅是它的有用性（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还有它的市场性；因为参与了市场交换，所以它变成了商品。我在市场上买的芒果是一种商品，而我从树上任意采摘的芒果不是；在一种情况下，我吃的是一个商品，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一个事物。一首歌也是如此，它可以自由流通，就像我从一个 “唱腔轻快嘹亮”的朋友那里听到它一样（Marx 1977：1044）；也可以打扮成背负价格标签的商品，就像我买张音乐会的票去听她唱歌一样。商品通过物理性质这一媒介进行流通，而不是独立于它们。它们感官物质性（sensuous materiality）的特殊形式，是它们作为商品其形式的内在要素。

我关于商品物理属性之重要性的主张，并不限于承认物质的有用性。许多学者指出，《资本论》关注的是交换价值，而很少关注使用价值（Baudrillard 1981；Sahlins 1976）。有鉴于马克思的目的，我认为这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商品的物质性也参与了它们作为商品的构成，由此也一同界定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下财富外观形式的作用。如果真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盛行的社会中，财富以‘巨大的商品集合’形式出现”（1976：125），我认为这是因为，商品不仅体现了抽象劳动力，也体现了物质财富。商品作为商品，体现了社会价值和自然财富；作为“同时具有超感觉或社会性的感官事物”（Marx 1967：165），既不能独立于其物理属性，也不能独立于其社会属性，否则便无从理解。

在对商品形式的讨论中，马克思的主要关切是驱散熟悉感的迷雾，“通过这种迷雾，劳动的社会特性在我们看来，即产品本身的客观特性”（1967：74）。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拜物教涉及将抽象劳动力铭刻在物体上，同时将这种铭刻的机制从集体意识中抹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热衷证明商品的价值存在于铭刻 ，而非对象中，在这股热忱中，他抹去了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的见解（虽他自认为原创），即劳动通过物质媒介刻写价值，且财富产生于劳动（父亲）和自然（母亲）的结合（Marx 1967：43）。据我所知，这是马克思讨论商品形式一个未被注意的方面。

理解自然界在财富形成中的作用，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将自然界（及与之相关的行动者）纳入其中，应取代资本/劳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形僵化的中心地位。资本/劳动关系可与土地一道，在一种更广泛的商品化过程中受到共同关切，其具体形式和效果，必须在每个实例中具体证明。这种对资本主义更全面的看法，使其很难将发展简化为先源于先进中心，再扩展到落后边缘的劳资辩证关系。相反，劳动的国际分工也可以有更恰当的看待方式，即同时为国家的和自然的（以及属于其他地缘政治单位，如第一和第三世界，以反映不断变化的国际重组）。通过将参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全球行动者包括在内，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能设想一个非欧洲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概念。

从二元辩证法向三元辩证法的转换，目的在于打开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视野，而不是通过先验预设其行动者的身份和转型逻辑，来对资本主义设限。对马克思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商品化的关注，正如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在社会分析中需配合更广泛的社会行动者和社会形态，统一时间和空间维度，并更有力地揭示历史的结构和偶然性。理解构成现代世界单位的关系性特征，才是至关重要的目标，而不是将它们的数量作为独立的实体相乘。 

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中，土地既是参与商品生产的必要自然力量，又是阻碍资本扩张的社会阶层，十分矛盾。当马克思把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谈论时，他的模糊性就变成了纯粹的消极性：“一个阶级既不自己劳动，也不直接剥削工人，甚至也不能像有息资本那样，对借出资本的风险和牺牲，进行有益的说教”（1981：968）。鉴于他对土地社会作用的负面评价，我们可以理解他很少关注土地在资本主义演变中的作用。然而，从资本主义体制的边缘视角来看，有必要认识到土地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占据中心地位，并具有持续的经济意义，和非凡的政治力量。

如果土地以其在当代世界呈现的多种形式，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阶级，而是作为现代关系再生产中，一股积极的社会力量——那么，我们就很难继续将资本积累，看成一部资本和劳动在社会中表演的经济戏剧。相反，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人们还必须包括“限定在特定领土内的民族国家”，因此，“在最绝对的意义上，（也包括）政治和政治战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文化和主流社会理论中，将政治和经济视为独立范畴的具体化外观，由此展开的批判，也可以囊括对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中持续分离的批判。关于先进和边缘资本主义社会之国家的文献，大量集中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主流分析中，大多数作品受韦伯的纲领性著作，而非历史性著作启发，试图证实国家独立于其社会经济背景，并对政治行动者在本国和国际领域的能动作用格外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辩论集中在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上，不同理解模式相互矛盾，然都建基同一假设，即国家根据其于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受到构成和组织。因此，新韦伯主义者倾向于假定国家和经济之间本质分离，并评估“国家能力”（Skocpol 1985）的相对程度；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假定国家和社会间存在结构性连结，因此有志探索这种连结对国家形式和相对自治的意义（Miliband 1969；Poulantzas 1976）。

对边陲国家——如“现代化中国家”（modernizing states）（Almond and Verba 1963），“殖民地国家”（colonial states）（Chandra 1980；Alavi 1972）,与“依附性国家”（dependent states）（Cardoso and Faletto 1979；Frank 1978; Amin 1980)——的相关研究，往往复刻上述争论所用术语。如此理论话语形式盛行，难怪新韦伯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视“国家建设”（state making）为持续历史进程（Bright and Harding 1984）的种种试图，皆框定在一种二元的问题式中，一边为国家的相对自主，一边为国家代理人制定、执行特定行动方针的能力。这类方法往往假定了资本主义的存在，进而将其与国家的关系视为问题。

在此提出资本主义的概念，是为提供国家理论的别样视角。这类理论有样特征不同寻常，即轻而易举地将国家与社会一分为两种领域。国家被视为一般利益——无论出自真实或想象——的“公共”秩序；“社会”则被视为私人利益的领域。在此对立之上，社会、资本与经济时常作为同义词使用。政治与社会的分离，在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根深蒂固，以至如何界定社会与国家〔或“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此术语于1950年代为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及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所推崇〕的“界限”，已成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通常将两个领域的分离关系历史化，历史化的模式却重现了马克思的倾向，认为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价值生产密切相关。混价值与财富为一谈，使创造财富化约为劳资关系，而将土地视为一种社会关系，是忽视了土地在财富形成中的角色。

将自然排除在外，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言有重要后果。无论理论家是否（从工具主义或结构主义立场）关注统计阶级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或〔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German derivationist school）的立场〕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他们普遍预设国家的经济资源依赖社会或资本。分析员将国家化为概念的方式也许大相径庭，他们或视其为有凝聚力的政体，能实现资本的某些“功能”；或视其为矛盾重重的社会复合体，囊括互相冲突的“利益”，但他们一致同意，国家无论形式功能为何，收入全倚赖于社会。

因此，近来最清晰简明、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尝试之一，不加评论便复刻了这一普遍预设，也就不足为奇了。在Alien Politics：Marxist State Theory Retrieved一书中，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把国家对资本的依赖视为理所当然：“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范畴没有意义的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早已依赖于资本主义活动，以及资本的累积，毕竟资本是其收入的全部来源”（1994：21）。托马斯根据吉登斯对威权两种形式的区分——即对人的掌控与对可调配资源的掌控——将对政治和经济领域决定性的划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对人的掌控与对可调配资源的掌控，在资本主义下是分离的两种进程或领域，分由不同的人负责。”托马斯论述复杂，要旨却很明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的掌控在国家手中，对可调配资源的掌控则在资本手中。资本家需要国家控制公民，但国家“终究”需要资本为活动提供资金，因资本累积是“其收入的全部来源”（1993：19）。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剩余由资本统治下的劳工制造；根本来说，所有社会行动者的收入，最终有赖资本作为代理人控制生产过程。由此，国家结构性依赖资本，也变为合情合理的普遍观点。然而，资本统治下劳工制造出的剩余，于资本家是利润，但于地主是租金，于工人是工资。再来，国家时常参与生产活动，时而作为国家代表扮演地主，从而直接剥削劳工。

国家依赖资本及其利润，这无可争议，但国家同样依赖土地及其租金；利润与租金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际活动。若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代表，是抽象的资本家（abstract capitalist），那么作为掌控国家领土的主权，它则扮演抽象的地主（abstract landlord）。再者，通过国家在经济中的直接参与，这些抽象角色则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若国家直接投身金融与生产界——通常是所谓的基础工业，如钢业和石油化工业——会变为能动资本家（active capitalist）。若国家控制自然资源，实际也会变成地主，在第三世界国家，这通常是外汇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下，国内资本家为了收入，会依赖资源丰富的本国，途径是国家对私有产业多种形式的保护与激励，范围从直接的出口补贴，到高昂的入口关税。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国家的参与如此多样，政治与经济领域界限分法因而五花八门，鲜能泾渭分明。

有关国家的理论，一如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需要去中心化，以囊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以及它们之形成的全球进程。国家理论将先进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阐释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模型，由是，若边陲资本主义社会曾获任何考量，也被描绘为该模型的删节版本；鉴定后者的出发点是差强人意的政权，而非历史性差异。然而，若一体而观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形成，则全体民族国家皆构成一种秩序的中介者，该秩序既是本国的，也是国际的，既是政治的，也是领土的。此概念不否认各民族国家的权力与发展并不平等，也不否认它们之间模块化影响的重要性。确切来说，将国家置于同一时间空间矩阵中，会将这些不平等，视为它们所代表之所谓界限分明的社会间，相互建构的跨文化交际表达方式。

这些考量，影响了我对委内瑞拉国家形成的分析。视之为一国，是因其对丰富地下石油矿产的所有权，在石油成为世界最珍贵而必要商品之一的时期，变成了主要的地主与资本家。我的讨论虽意在阐明委内瑞拉此一个例，但我的推定是，通过揭露一种独特的国家形成，能阐明普遍性的状况，因其反映了其他国族历史涌现的境况。还有其他社会，依赖初级商品出口获得外汇；过往土地斗争的分析，也莫不强调地主农民间的关系，忽视了关系中农业地租的重要性。我相信，这一视角能开辟对这些社会的新思路，并重塑对土地斗争的分析方式。尽管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认同与特定初级出口商品的关系，已绑定到商品等同于国家的程度——香蕉（中美洲）、石油（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咖啡（哥伦比亚与巴西）、硝酸盐与铜（智利）、小麦与牛（阿根廷）及食用糖（古巴）——但要彻底考察这一关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意义，事实证明非常棘手。委内瑞拉一例在部分方面虽然独特，它的某些进程却也更加明显，而这些进程也形塑了其他第三世界社会。

先前提到，围绕石油的斗争，能帮助描绘当今世界地图。一位石油业界的知名分析员提出，在我们“碳氢化合物社会”（hydrocarbon societies）的形成中，石油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提议“二十世纪该当无愧于‘石油世纪’的称号” （Yergin 1991：14）。本世纪初，世界领头的跨国企业纷纷设立公司于委内瑞拉——一个组织松散的农业社会，刚开始从地下抽出石油。短短数年，该社会成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者，并自视为“石油国家”。之后的章节中，我会考察这一变形过程，聚焦于国家对石油财富的获取以及石油财富在政治体中的流通所产生的变革性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Chapter 1,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者为会社编辑林岭、Y.H.、衔蝉。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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