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香港遊記：下雨時代的溫柔

手機打開翻墻軟件，行李放進地鐵的安檢機，耳邊響起了熟悉的、帶著各地方言的普通話，我又一次與這座城市匆匆告別。如果順利的話，通過海關只要十分鐘，但關於海關這頭與海關那頭的想象，已經被建構得如此宏大，以至於讓走過那條窄窄的關口的我，腳步也變得沉重起來。

難得的假期，與朋友相約香港，在銅鑼灣的夜晚裡，聽得一場有趣的講座。與主題“墻”交相呼應的，是無論在網絡空間還是物理空間裡都屢屢穿墻而過的我們。那晚銅鑼灣的夜風是燥熱的，這座城市的夜景也一如我過往的印象，那般車水馬龍，那般燈火璀璨。講座的主講人熱情地邀請我們參加兩天後的後續活動，而我和朋友還在它和另外一處的分享會之間猶豫糾結。卻沒想到，短短不到24個小時後，這兩場活動都被陸續取消。

計劃裡的十月四日，本該是充實而又圓滿的一天。上午，我們拜訪了導師十分熱情好客的Sikh Temple，中午，我們在重慶大廈品嘗了辛辣而美味的印度菜，晚上，我本應該在旺角的餐廳與朋友聚會，盡情地聊到深夜。然而，在下午的某個時刻，當林鄭月娥的講話開始在電視轉播，我倏爾想起16歲的Greta說過的那句話，並想帶著我彼時的憤怒把它送給電視機裡的那位政客：How dare you!

朋友試圖用玩笑來消解瞬間感到的驚慌，路邊的阿伯對著電視機破口大罵，而由於新聞的延遲，大陸的家人在幾個小時後才姍姍發來向我問安的消息。在我們這個時代，普選可以是假的，新聞也可以是假的，但唯有當下的恐慌卻是無比地真實。

聚會在不到半個小時內結束，還沒來得及和所有的朋友打過招呼，我就在他們善意的勸說下，匆匆搭上駛回住處的地鐵。估計在場的朋友，也沒有幾個還能按耐得住內心的躁動，繼續坐下來聊著些風花雪月、詩酒人生的事了。

傍晚的荃灣線人流如潮，好似和過往每一晚的高峰沒有什麼分別，讓我在恍惚間產生了一種不真實感。那兩天手邊正好是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六〇年代的日本和二〇一九的香港，它們的身影就在港鐵搖晃的列車中，以這般奇異的方式交疊在了一起。時過境遷，抗爭的對象不同，行動的理念不同，歷史的脈絡也大不相同，但同樣生在一個並不溫柔的時代，兩個時代的青年人對那遙不可及的理念的追求，卻讓他們扭曲了時空，在熊火中，在棍棒下，在槍口前，緊緊握住了彼此的手。

回到住處，躺在床上，卻無法心安理得地對著窗外的陣陣口號充耳不聞。也許這就是川本三郎曾經感受到的、作為退守安全地帶的旁觀者的負罪感。為什麼我還要在這風雨飄搖的時代假裝歲月靜好？為什麼我還在對著房間裡的大象視若無睹？像我這樣怯懦的人，也終在這南城十月的晚風裡，披上外衣，掩起臉容，悄悄地隱沒在了洶湧的人群中。

川本三郎在回憶裡說：清水樂團唱著Who’ll Stop The Rain，Joan Baez唱著A Hard Rain’s A-Gonna Fall，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經常下雨，路障底下都淹水。而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人，卻偏要撐起一把把雨傘，或黑或黃，在這溫柔的夜色裡，明媚如春光。“落雨啦，落雨啦”，一隊隊人撐起傘來，呼喊著歡快的口號，在撞擊聲中等待著如雨落下的玻璃碎片。那是川本三郎在安田講堂見到過的溫柔，也是我在港大地鐵站見到的溫柔。

像我這樣怯懦的人，緊緊抓著人群這張救生筏，心裡疾呼著“救我，救我”，卻也奈何不了將我遠遠沖走的湍流。Joan Baez的歌聲不能把我帶回六〇年代，川本三郎的文字不能帶我回到反戰運動，而物理空間的區隔，也讓我活在港城的另一邊。

那堵任谁也奈何不得的墻，那堵伸手可觸的墻，那堵背在身上的墻。

終究要回到我這一方粗糲的容身之所。我將從這兩個不屬於我的時代裡抽身而去，從時間上，也從空間上。回到我的時代，回到這個每一天都要努力著生活下去的時代。

那個總是下著雨的時代，還有這個雨從來不停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