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時代的點滴(4)：柯利達——英國決定放棄香港的關鍵

從網上翻查80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談判的資料，赫然發現一個十分重要的英國人－－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 1923–2010)。雖然柯利達沒有擔任過港督一職，不過《中英聯合聲明》得以落實簽署，這名英國外交高官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為他的建議促成了英國決定在九七後放棄香港。

柯利達於1954年加入英國外交部，曾在香港學習中文，至1966年在北京英國駐華代辦處出任參贊兼辦事處主管。1967年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大批紅衛兵包圍代辦處，縱火焚燒大樓和汽車，柯利達等人被群眾毆傷，事後更被軟禁於北京使館區內多月，至局勢緩和後才獲釋放。1978年柯利達接替尤德（Edward Youde, 1924–1986，第26任港督）擔任駐華大使。

中英談判展開
1982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乘著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勝利，在柯利達和尤德的陪同下訪問北京，先後與趙紫陽和鄧小平討論香港問題，雙方同意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然而鄧小平強硬的立場令到戴卓爾夫人方寸大亂，會議後步出人民大會堂時更不慎跌倒。

同年10月起雙方舉行多次談判，期間由柯利達擔任英國代表團團長。然而雙方因為香港的主權問題上出現重大分歧，談判持續地沒有進展。柯利達當時估計：隨著時間的過去，談判的主導權將會落在中共手中，這樣英國將被中共大大牽制，最終無法參與決定香港的前途。於是柯利達建議戴卓爾夫人作出讓步，促使她在1983年6月致函向中共表示：如果香港人願意接受中英談判的結果，英國就會準備「向國會建議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共」。這封信暗示了英國在香港主權上的退讓，促成雙方第二輪的談判繼續展開。

不明朗的因素衝擊著香港
然而雙方在第二輪談判中又再陷入膠著狀態，面對香港前景不明朗的因素，香港人信心備受動搖。1983年9月港元兌換美元的匯率急跌，引發市面出現恐慌，超級市場更出現搶購白米和日用品的情況。當時殖民地政府為了穩定局面，於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然而此舉卻被中共抨擊為英國是港元匯率急跌的幕後黑手，揚言如果一年內未能達成協議，就會單方面採取行動，自行在1997年前收回香港主權。

對此柯利達相當憂慮，尤其擔心中共放棄談判和單方面採取行動。結果他在1983年11月成功說服英國政府在1997年後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從此兩國的談判取得明顯進展，包括「一國兩制」的實施以及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至1984年1月伊文思(Richard Mark Evans, 1928-2012)接替柯利達擔任團長。

英國在談判中不斷後退
從最近英國的解密文件顯示，當時的談判英國曾經就著國防、國籍、政制等撰寫工作文件，並開始草擬協議文本與中共談判。當時英國曾經爭取解放軍不駐軍香港、香港有自主航權、談判權、政改等均有詳盡細節以保障港人治港。然而一切都被中共反對，最終的《中英聯合聲明》亦只是一個較簡單的版本。

當時外相賀維 (Richard Edward Geoffrey Howe, 1926–2015)和柯利達多番表達憂慮觸怒中共而令談判破裂，反而港督尤德於1984年1月帶領行政局議員訪英與賀維及柯利達見面，提出成立國際顧問委員會監察一國兩制的落實，以及讓香港人加入談判團當中。不過柯利達和賀維以中共一定不接受並避免談判氣氛變差等理由拒絕向中共提出。

尤德為港人的憂慮而發聲
後來尤德更與賀維、伊文思、柯利達等激辯，認為沒可能按照中共的要求在1984年9月達成協議，建議先訂下中期協議，然後繼續談判，並就協議的內容諮詢香港人。但賀維等人強調要嚴肅對待中共提出的時間表，否則一旦談判破裂，中共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英國將會更難在談判過程中要中共接受不干預香港的條款。

1984年4月初尤德向英國外交部發電報，指英國政府在談判策略上沒有給予香港人有足夠的角色，認為英國應繼續向中共施壓。不過賀維後來給戴卓爾夫人信件中，表明不應以香港行政局的要求採取強硬的談判態度，否則香港將會得不到最佳利益的談判結果。1984年4月20日賀維正式宣佈英國於1997年7月1日撤出香港。

由此可見，中共在談判過程中一直採取強硬不變的立場，成功使英國在柯利達和賀維等主導下的談判中不斷退讓，將香港未來的前途拱手交給中共。最後雙方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至同年12月19日戴卓爾夫人和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正式簽署。作為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草擬者，柯利達在1983年獲得GCMG勳銜以示嘉許。

六四事件後與中共達成秘密協議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少香港輿論呼籲英國譴責中共及放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人對於九七主權移交更是十分憂心。為了平息香港人的擔憂和設法維持《中英聯合聲明》，柯利達在1989年尾秘密訪問北京展開遊說，成功爭取中共承諾在香港循序漸進推行民主，並落實在2007年前的立法會有一半議席（即30席）由直選產生，此建議在後來的《基本法》附件二內得到確認，最終在2004年實行。並且柯利達同意香港立法局在1997年前的改革將會先徵求中共同意，以便立法局的議員能以「直通車」的方式在1997年時順利過渡至到新的立法會，不過「直通車」後來卻因為彭定康的政改而落空。

新機場計劃的風波
因著六四事件香港人再一次出現信心危機，當時的港督衞奕信(David Clive Wilson, 1935-)在《施政報告》中宣佈落實「玫瑰園計劃」－－即在赤鱲角興建香港國際機場等一系列的十大基建工程，工程預算高達2,000億元。由於工程跨越1997年加上造價昂貴，中共指責「玫瑰園計劃」是英國企圖淘空香港外匯儲備的陰謀，更是秘密撤走資金的手段，表明不會「祝福」計劃。

為了設法取得中共表態支持興建新建場，英國政府再派柯利達於1990–1991年間多次秘密訪華，並為新機場一事「解話」，最後雙方達成了《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然而中共堅持要時任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 1943-)親自往北京簽署備忘錄，結果1991年9月馬卓安在北京與中共簽署備忘錄，承諾留給特區政府不少於250億港元的儲備，以換取中共支持新機場的建設。

不過此事引起馬卓安的不滿，因為當時國際仍然因為六四事件而杯葛中共，他卻成為六四事件後第一位到強國的西方國家元首。最終英國政府決定撤換衞奕信和柯利達，照理還有幾年才退休的衞奕信不獲續任港督一職，由彭定康接任。幾個月後柯利達也卸任了三軍情報委員會主席及外事顧問等職務，其新聞公報亦沒有對他的貢獻予以致謝，日後中英雙方的關係卻進入了新的局面。

柯利達的自辯
對於自己過去在中英談判期間的立場，柯利達認為這是從現實的角度出發，因為香港本身必須依靠中共供應食水和食物等，同時駐港英軍的軍力薄弱，根本無法抵禦解放軍。基於英國沒有充足的談判籌碼，所以只有盡力維護香港的前途和經濟利益下與中共合作。

另一方面，昔日英國與滿清政府簽定的條約只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永久割讓予英國，但是新界地區則「租借」至1997年。縱然英國擁有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主權，地理上始終不能有效管治。所以他向戴卓爾夫人建議與中共妥協，避免中共單方面採取行動，盡量為香港謀取最大利益，才是處理香港問題最實際的做法。

事實上英國考慮的可能是日後英國商人在強國通商的利益，透過香港順利主權移交以換取中英兩國友好的關係，並且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亦有助香港維持穩定，避免日後出現大量英籍香港人湧往英國的問題。

柯利達在1996年接受訪問，認為香港人需要面對現實，無論如何香港在九七後也要主權移交予中共，所以只有與中共和平共處，不要讓關係出現破裂和互相對抗。香港人要明白誰是他們的主人，不要對當時彭定康的民主政改存有幻想，只能盡力說服中共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使香港人可以有最大的自由。

英國人對於香港主權移交過於樂觀
當年英國人在談判過程中向中共妥協（其實是怕得要死！），那是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作出評估。從今天香港的現況來看，英國人當初的想法實在太樂觀了－－從昔日《中英聯合聲明》到今天的《基本法》，中共只會接照自己的解讀進一步落實對香港的統戰，甚麼「一國兩制」已經明存實亡。就連當初英國人也不能改變中共統戰香港的主觀意願，何況現在我們已經歸入了中共的版圖，香港人已經肉錘砧板上了。

當初柯利達要求香港人盡力說服中共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今天香港人也只是希望中共能夠遵照《基本法》可以落實真普選，以為「河水不犯井水」，然而中共不斷「搬龍門」、新聞和言論不斷被打壓、經濟發展不斷向內地傾斜，甚至進一步衝擊社會民生的現況。生處於今天不斷被「陸化」的香港，昔日的洋紫荊已經被改造成為紫荊花了，我們還可以有怎樣的明天？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 柯利達

（原文寫於201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