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政】人口负增长与催生的技艺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去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 85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这是 61 年来的首次。与此同时，一份 2003 年 4 月 2 日的《齐鲁晚报》 也被网民翻出来，上面大标题写着《2022 年实现人口零增长》，彼时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仍是铁腕推行的基本国策，如今再看，颇有种历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的感觉。

新闻一出，官媒毫不意外都着急起来，或大声疾呼重视人口问题，或故作镇定提出种种对策，但网民们根本不买账，纷纷开香槟。虽然开香槟者未必都有某上海居民以“这是我们最后一代”怒斥防疫人员的决绝，开香槟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但大家还是达成了一种共识：在某些强大存在的重压之下的普罗大众在生育这件事上“躺平”了，他们所期望的目标并未实现；躺平是消极的反抗，也是弱者的武器。

值此之际，光开香槟是不够的，热新闻也需要冷思考：为什么不生孩子是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局使出了哪些催生的技艺？以及，为什么当局如此努力，还是走向了今天这个局面？

不生是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现代社会，生育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理性计算的选择，有人选择不生的同时也有人选择生（毕竟去年还有 900 万新生儿），选择生或不生对于个人来说都并非“问题”。因此，当说不生孩子是“问题”时，代入的是社会和国家的视角。

从社会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生产和消费，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口负增长往往伴随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从国家角度看，一是现代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中国的“五险一金”）本质上是下一代人交钱养上一代人，新生儿减少意味着人口老龄化，领社保的非劳动力人口（主要是老年人）越来越多，交社保的劳动力人口（主要是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保基金面临穿底的风险；二是人口负增长会带来综合国力的下降，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相应的人口规模来支撑其运转，无人可用是国家不愿意面临的局面。

综上所述，（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来说）不生孩子是一个问题。

催生的技艺

生育率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出人意料，事实上，大多数现代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代化与生育率下降的关联并非本文重点，重点是各个国家都尝试了种种方法来催生，以试图将生育率拉回世代更替水平，按照其展现出的价值观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传统催生、现代催生和当代催生。

传统催生，即统治者将生育这件事诉诸传统价值观，以期人们能受到其感召而纷纷生崽的方法。虽然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进入现代，但传统文化依然是个能源源不断提供各种统治资源的宝库，什么“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类均属此列。

现代催生，即统治者在诞生于现代的人口学、优生学等科学的指导下，使用各种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生育政策来促进生育，将被统治者异化为“生育机器”“工具人”的方法。强制性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常常表现为限制生育，如纳粹德国对病弱者实施强制绝育，又如中国过去曾推行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强制性的生育政策也会用于促进生育，如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政策。

当代催生，即统治者在不触犯（当代定义的）基本公民权利的情况下（如上段所说的强制绝育就是典型的触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运用往往是非强制性的、有各种实质性好处的生育政策来促进生育的方法。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如欧美国家中唯一让生育率保持在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法国，其实行的诸多政策，如承认非婚生子和婚姻内生子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为生育子女的女性发放国家津贴，建立完善的国家育儿体系等都属于此列。

最后的一代

说了这么多，该回到中国的现状了。远的不提，就看最近的新闻，不管是“八成大学生想生两娃”上热搜的乌龙，还是放出“缩短教育时间提高生育率”的口风，亦或是春晚安排三个催婚催生主题小品的设计，传达出来的无疑都是当局“既要又要”的想法：既想让年轻人应生尽生，又不想为此去改善社会环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口惠而实不至”，不想付出真金白银的好处。

既然如此，当局在实际操作上严重依赖于上文所提的“传统催生”（如对年轻人加强婚恋教育和情感教育，宣传家庭价值观等）和“现代催生”（如设立离婚冷静期，“一审不判离”等）方法也就令人毫不意外了。这种倾向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最近多地“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这个尊重基本公民权利的应有之举和“发放育儿补贴”这个欧美国家的常规操作竟也能引起热议，因其实在是过于罕见。

可以想见，当局如此地口惠而实不至，那结果必然是谁都不买账，“躺平”这个过去一年被宣传机器数次口诛笔伐的行为必将会继续延续下去。

作者：ConsLib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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