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地人眼中的近现代中国史和中国共产党（二）

按：本来我只想写一个短系列的。今天这篇写完才意识到工程量可能还是蛮大的。这些文章只是表述了我在接受内地历史教育之后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参与严肃的历史学研究，而只是对内地近现代历史教育的总结和概括。大家在评论区的讨论我都很欢迎~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军事史上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几乎整个欧洲都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英国对德宣战当晚，英国外交大臣说：“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对法国而言，整整一代青年人在战场上打光了，其他欧洲主要参战国损失的严重程度也差不多。

同盟国与协约国两个集团的斗争，最后靠着美国的加入才分出了胜负。战争的结果——沙俄皇室被枪决、苏俄取代沙俄、德皇出逃、奥匈帝国解体应该超乎战争参与者们在开始时的预料。

1918年协约国胜利，一些中国人欢欣鼓舞。北洋政府和法国人一起立起了“公理战胜”的牌坊，部分知识分子鼓吹着中国和世界的美好未来，蔡元培在演讲中说“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另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正义力量真是万能了”。岔开一句，蔡元培在内地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上是一个正面教育家的身份出现的，我也是很晚才了解到他的政治身份和观点。

有一部分中国人的观点则与之不同。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他认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希冀中，巴黎和会开始了。

很快，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中国人民。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了，自以为是战胜国的中国被现实打脸了。瞿秋白说：“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

消息传回国内，五四运动开始了。

这场运动中，北京的学生是先锋。6月初，上海工人罢工。很快，北洋政府妥协。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内地历史课本提到“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给另一场运动——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的变动。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五四之前以宣扬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为主。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都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运动中也有很多激进的主张，比如要求中国文字全盘拉丁化，把文字视为中国不能进步的根源之一。教科书批评一些运动的领导人物看问题很片面，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我觉得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主张，除了体现对民主科学的追求之外，还展示了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不自信，甚至隐隐约约透露出对民族的否定，有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鲁迅先生多次批评“民族劣根性”，包括今天内地还有许多人一看到一些新闻就又开始往“劣根性”上靠拢。这是很愚蠢的，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还情有可原，今天就完全是愚蠢了。各个民族只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所谓的“劣根性”。很多人提到的“劣根性”，无非是发展水平低时道德文明水平也低的一种表现，这些表现无论哪个民族，在发展水平低时都会存在，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社会道德文明也会自然地提升。那些恶劣的事情绝对不是民族的“根性”。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是因为看了一部影片——中国人对同胞被杀害的无动于衷，进而觉得“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是“同胞”这个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在小农社会，人们活动空间很小，往往只在自己的村落，人们怎么会觉得千里之外的另一个村落的人和自己有关呢？民族主义观念是需要教育和培养的，在民族主义产生之前，人们对地方性的认同才是全世界的常见现象。中国人喜欢看砍头，中世纪的英国人就不喜欢了？啊扯远了，拉回来。

五四运动给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的数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有了较大的影响。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梁启超进行的关于振兴实业的争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等等，使得一批人的认识转到了社会主义一方，进而转到马克思主义一方。当时的争论和思想激荡，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义，对时人思想的影响更是巨大。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曾对无政府主义很感兴趣，在这些争论之后，他们的思想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上。

伴随着思想的传播和舆论上的争论，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在中国出现。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支部。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建立支部。1921年，更多的地方有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会、青年团等也开始逐步建立。

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国民党没能站在运动的前列。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正式成立；1921年夏，恽代英等人参与的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决定建立“波（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名为“波社”；1922年夏，吴玉章等在四川组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后来，利群书社和中国青年共产党知晓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之后就结束了活动，令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深思后决定重整党务。在这之后，孙中山与苏俄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多。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苏俄（后为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有着诸多的资金、武器、人员等往来。苏俄对国民党好像比对共产党要更亲近（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刻开始组织罢工、工会和农会等。但毕竟是新生的党，力量还很薄弱。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共开始意识到统一战线，即联合其他革命阶级与阶层的重要性。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等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开端。

说来，中国共产党今天纪念孙中山，一方面是因为他是革命的先行者，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合法性是由孙中山这批人奠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晚年思想的转变。纵观孙中山的一生，其实蛮坎坷的，他更多是革命的倡导者，而非实践者和组织者。他是中国同盟会的领袖，但同盟会内派系林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等虽然共同组成同盟会，但并非成为了一个牢固的集体，孙中山也更多是名义上的领袖。他拱手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让出，进而想要振兴实业，作《建国方略》一书，规划了很长的铁路（当然他懂不懂铁路另说，内地一些人嘲讽他的铁路只是把中国大城市连起来，丝毫没有考虑实际的建设条件）。袁世凯野心逐渐暴露后孙中山又开始革命反抗。他为革命耗尽心力，但始终不得其法。这既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晚年联合苏俄、联合中共，终于有了改变中国的希望，但他却在不久后去世了。当前内地舆论给他一个外号“孙大炮”，算是嘲讽他说得多做得少，也是指责他说的时候没有考虑实际条件而乱放空炮。课本给他的评价是“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