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遺忘的精采故事-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海外華人指的是離開中國，居於外國管轄地，或覺得中國是自己族裔發源地的社群

1910~1941這段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近現代歷史，對2020年代的我們來說還距離不到一百年，卻近乎是一段被遺忘了的歷史。會被遺忘我感覺是因為還很難對這段歷史下註解，越是近代的歷史，就越會跟現在身處的社會有更多的牽扯。

牽扯是多層次的互動關係，可能會拉扯到許多主流價值觀，像是書裡提到不同種族的華僑，各自有自己要守護的價值（利益）；也可能拉扯出現在主流價值觀背後的陰暗面，而不知道該怎麼準確而且正確的論述。

像是香港華商總會在巴黎和會時，對於北京派遣的大使爭取日本交還山東半島主權的事情，沒有表態支持；也像是在經濟大蕭條期間，中國政府提倡支持國貨，但這個國貨卻不包含海外華人們的商品，即使這些華僑們曾經資助過革命事業。

這些議題到現在的歷史時空背景下討論，很容易被套上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眼鏡來審視，再以此評斷這些人做選擇的是非。這對這些當下的人來說是不公平而且不客觀的審判，也因為難以評斷，所以社會上討論的聲音比較少，而漸漸的被大眾所遺忘。

但在學術上，有許多優秀的學者沒有放棄拼湊歷史的樣貌，像是這本《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

這本書讀起來很有啟發性，作者沒有去迴避這些艱難的議題，而是在豐富史料的支持下，循著在兩大背景，一是英日兩大帝國爭奪泛太平洋貿易控制權，二是中國不同政治派別如何動員海外華人，去嘗試理解同樣是華人，是什麼樣的背景，讓他們做了怎樣的選擇。

南洋和中國之間的商業網路起源與發展

在聊海外華商的發展之前，先說說時代背景。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洋和南海稱霸，十九世紀末尾，日本取得了琉球、台灣和澎湖的統治權，把勢力延伸到了南洋，日本也于1902年與英國組成了英日聯盟，展開了軍事和外交合作。

之後日本取得一系列的對外擴張勝利，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得到庫頁島；1910年吞併朝鮮；1914年英日同盟取得了山東半島的膠州灣，南太平洋的馬里亞納、馬紹爾和卡羅林群島。

這還沒完，1924年日本擊敗了南洋的西方帝國勢力，自己建立了東亞新秩序，在這霸權轉移的政治脈絡上，深深地影響了新加坡與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

說完背景說回海外華商，大部分的英屬香港和新加坡華人都來自華南的福建和廣東。在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南洋興起了經濟作物，廣東潮州人在交阯支那和湄公河的水田耕種，推動當地都市化，像是1772年建成的西貢和1782年的曼谷。另外在暹羅(約今泰國)，潮州人也發展出興旺的農耕和商旅事業，暹羅也被稱作潮州人的第二故鄉。

除了廣東人之外，客家人也在馬來半島、加里曼丹、暹羅和越南等地開礦、務農，成為當地主要的勞動力。後來這些客家華工建立經濟互助和武力協防的企業體，著名的蘭芳公司。

海外華人資產階級是社區的意見領袖，他們從殖民者手中得到經濟特許權的租稅農場經營，也負責管理與招募華人移工，像是新加坡的陳篤生家族三代就一直掌控著天后宮以及天后宮的福建會館，直到1916年。

香港的情況與新加坡就不一樣，在新加坡因為經濟特許權有壟斷性，當地出生的華人容易變成效忠英國的社會菁英，但在香港，獲得特許權的香港商人沒有向新馬一帶，有甘蜜、胡椒園和開闊工人的消費人口支持，沒有像新加坡同行那樣賺取暴利，所以對殖民政府的支持度較低，影響力也較小，這些香港商人對中國(清朝)也抱有比較大的認同感。

但民間的海洋貿易並不受政府的歡迎，在清朝中期，因為民間的交流與貿易，官方無法壟斷各種外交與商業關係，對於中國朝貢體系帶來了威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用其海軍力量，脅迫清政府開放通商口岸，清政府才意識到海外華人可以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提供資本、知識等方面的支持。

（延伸閱讀：「血緣」是中國拉關係的資本，但南洋華人不一定聽命）

南洋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互動

早期共和政府難以代表人民，因為他們的心思難以捉摸。政府也無法彰顯國家主權，因為有別於印度，當地民族主義運動對抗的是一個外來國家，中華民族主義者要對抗的，是在領土之內一種影響力各異的不同勢力。

海外華人資產階級是推動各群族與政治活動的主角，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企業利潤，而非世襲田產、官方俸祿、受雇工資。也受限於殖民地社會的各種條件，海外華人資產階級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源可以壟斷資本。

海外華人商業網路以香港和新加坡為據點，這兩座城市甚至能左右英日帝國的政治與經濟進程，像是對英國在遠東的勢力，對日本帝國的大東亞經濟圈發展，形成阻力或是助力。

在這麼複雜的政治角力背景下，海外華商不可能單純憑著族群認同，支持中國民族主義。

像是1840年代後鴉片戰爭，外國輪船在廣州和上海之間通行，內陸運輸業深受打擊，再加上洋行對華南經濟作物農商，特別是茶農和茶商，的放貸，更讓當地經濟結構變得單一，一旦受到環境影響價格不佳，農民就會負債累累，所以許多客家聚落因此支持太平天國。

同樣道理，為了利益最大化，支持中華民族主義是受歡迎但非唯一選項，海外華商也有誘因支持英國管制，或支持日本帝國在南洋的商業勢力擴張。海外華商在二次大戰期間就多次的根據經濟形勢，調整政治立場。

其中新加坡華商就分成兩類，一類是經營製造業與英帝國相關的進出口貿易商，二類是經營業務與日本商人競爭布匹、茶葉貿易的華商，所以新加坡的反日色彩比較濃厚。香港在這段時間的定位很重要，同時扮演了南方政治行動(粵系軍閥陳炯明、十九路軍創立的福建政府)的策畫地、事後避風港，以及輻射政治影響到海外的基地這三種角色。

海外華人固然會易於接受血統論，認同由此而生的中國國際觀，但說到接受中國民族主義，但他們也會反思何為「中國」、誰代表了「中華」。

（延伸閱讀：一位新加坡華僑，如何成為清、日、俄三國領事？）

五四運動下看各族群間的文化差異

其最終認同形式和政治取態，取決於社會網路的組織與市場關係的變化

1919年春夏之際，中國參加了巴黎和會，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名義，和同為盟友的日本商談拿回山東主權，但日本政府反而提出了＂二十一條款＂，要求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承認日本在山東青島、滿州南部和東部內蒙古的權益，並保證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國家不能享有中國沿海利益，甚至日本還有權力在中國政府安插政治與軍事顧問。

北洋政府最終屈辱的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條款，引發了北京、日本、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的憤怒，紛紛抵制日貨。這股抵制的風潮蔓延到了新加坡，卻演變成閩人與粵人的衝突。粵籍人士搗毀福清人士賴以維生的人力車，因為＂閩人＂也毀壞粵人的日本進口商品。

但粵人誤會了福清人，搗毀日貨的是住在福建東南部的閩南人，以及來自廣東東邊的潮州人，而福清人則是住在福建北邊，這兩股人語言差別很大，平時也很少有來往。

由此可以看出，各族群在利益上與政治態度並不一致，許多時候，各語言族群間經過經濟得失、評估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衡量返鄉投資的必要、揣摩殖民政府的態度等等，擁抱不同的政治立場。

像是1919年北京代表出席巴黎，各地的華商組會都致電北京的會談出席代表，希望會談結果有助中國拿回山東青島的主權，香港華商總會卻不願為此表態。理由是覺得不能辦到不如不討論。後面人民上街反對日本以及日貨，香港華商總會也沒有關注表態。相反的在1923年，香港華商還大規模的舉辦賑濟活動，支持日本關東大地震的受難者。

（延伸閱讀：香港人早期文化面貌：從民初至五四）

在2020年代思考這段歷史的意義

海外華人對清末的改革與革命，以及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沒有一致的態度，但他們仍有一個共通點，希望國家可以保障人民的信仰與宗教自由，也能夠經濟繁榮。

華南語言群的社會和商貿網路，對近代中華歷史的塑造有重要影響，面對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海外民主主義的宣傳攻勢，新加坡與香港華人的經濟與貿易模式都受到了影響，也各自有了不一樣的政治回應；海外華商使用中華民族主義的語言，但他們與中國官方貌合神離，更積極的以愛國語言為海外華商的商品促銷。

這些都說明了海外華商對政治的距離，比對經濟收入的距離還更為遙遠。事實上，海外華商最初就是為了謀求生計，才出航冒險新天地。這本書給了更多元的視角，讓這群一直被形容無條件＂愛國＂的華僑們，都有血有肉了起來。

這本《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非線性敘述，讀起來資料豐富，有助我們理解那段歷史真實的複雜面貌，這些面貌不能說都是對的，但至少情有可原。也讓我們了解，沒有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生存才是硬道理，而為了生存就要能接受更多的聲音。

多元政治史觀讓我們學會寬容，說起寬容，每次看著不同的歷史紀錄，總是會想到房龍的經典名著《歷史的寬容》，裡面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現代的偏狹，或者說不寬容，有三大形成原因：懶惰、無知以及自私自利。因為懶惰而不寬容的情況最為普遍，幾乎在每個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屢見不鮮，尤其在邊遠小村莊裡或古老的小鎮上。

這段很適合作為結尾，歷史總是有許多細節可以告訴我們，聽著聽著雖然有點累，但細節讓我們不那麼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