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如何看待“婚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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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理解这个问题，甚至可以以小见大，初步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将来该怎样生活”这样看似宏大无解的问题。

“婚驴”是一个网络流行语，一个新造出来的贬义词，用来形容部分（或全部）中国已婚女性，认为她们和驴子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受人奴役，比如不知道自己受人奴役，再比如受人奴役了还死心塌地干活。当然，这个词的侮辱内涵还有很多，不过中心思想基本就是以上这些。

任何流行语的流行总有它的道理，“婚驴”这个词也不例外。这个词最初被发明时的用途是在线上线下的吵架或嘲讽场合，用来回击某些已婚女性使用的“剩女”、“没人要”、“嫁不出去”等侮辱性语言。

跟所有带有流行性的侮辱词一样，“婚驴”这个词后来也进入了部分使用者的日常交流语言中。即使没有发生骂战，甚至在场交流者中根本没有已婚女性，也有不少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人习惯成自然地用它代替了“已婚女性”这个词，仿佛察觉不到其中的贬义，或者觉得已婚女性天然就应当被贬义词称呼。

这背后的心理不难理解。就好像不少人不小心踢到带尖角的石头会脱口而出一声“肏！”一样，并非脚趾锐痛这样的突发事件会令人产生强烈的性欲，而是该人养成了用性相关词汇表示诅咒的语言习惯。显然，该人使用“肏”这个字眼的意图是咒骂石头碍事、自己太不小心、运气差，或者兼而有之，而不是希望跟石头或自己发生关系——至少不是在这一刻。

至于这声咒骂是否冒犯了其他在场人士，取决于在场者的文化习惯（比如是否容忍作为诅咒词的脏话）、与该人的关系（比如是否对该人负有教育义务，或者相反），不能一概而论。但一般而言，如果其他在场人士表示不愿意听到这个词，那么他们很可能是会获得支持的；而那个不幸踢到石头的人，大概率还得为自己口出粗鄙之语这件事表示一下抱歉，至少也会自知理亏。

显然，“婚驴”一词的使用比上述描述中“肏”一词的使用带有的恶意和指向性都要大得多，其他在场人士由此产生的不适也大得多。说话人大概只考虑到，把自己骂作“剩女”的已婚女性，随时随地想到自己、谈到自己的时候都会继续用“剩女”甚至更恶劣的词汇称呼自己，那么自己这一边当然也不能落了下风，要继续用“婚驴”这类词汇来隔空对骂下去，确保在舆论中令自己成为惹不起的一方，令对方成为被嘲笑的一方。

至于并没有侮辱过单身女性的已婚女性、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已婚女性、不愿意看到无辜者挨骂的人们、不愿意侮辱词污染公共语言环境的人们都对“婚驴”这个词感到不适、受到了冒犯这一层影响，说话人是没有考虑到的。因为如果ta考虑过，大概率就会自知理亏，不好意思再这样做了。

当然，就像有的人踢到石头之后骂了“肏”，还要瞪起眼睛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敢有意见一样，有的人明知用“婚驴”指代已婚女性是粗鄙的行为，依然振振有词：我骂了，怎么了？只要还有一头婚驴在骂单身女人，她们就活该挨骂！别人都不跟我讲文明，我干吗要跟她们/他们讲文明？来啊，来比烂啊，看谁烂得过谁！

这类人自然是不会觉得理亏的，因为就没准备把道理当回事。可是女权本身就是道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真理。一边相信女权，一边拒绝讲理，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其实，要回击那些侮辱单身女人的人很简单，甚至根本用不着女权主义上场。

她们/他们是好理解的，也是好对付的：不就是些不文明有恶意的人在强行干涉他人自由、冒犯他人吗？被冒犯者不懂女权的话，无视也行，顶撞也行，对骂也行；懂了女权的话，文明反击也行，向围观者科普女权常识、改变社会风气让对方不敢再犯众怒更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让对方不敢再犯众怒”是通过讲道理实现的，不是通过以牙还牙的侮辱实现的。后者乍一看见效快，不过只在对方还愿意维持文明人这个人物设定、这个社会还愿意维持文明社会背景设定的前提下见效快。假如对方也放下文明包袱，一起来比烂，那就不是比谁更会骂人这么“温和”的小场面，而是同归于尽的血海了。

而那些认为自己懂了女权，却还是像不文明的人一样对骂的人，就不好理解了。这是图啥呢？图懂女权之后编出来的侮辱词更有新意？要论骂起来的爽感和对方感受到的痛感，这点儿新意可是远不如生殖系统疾病、祖坟祠堂毁损、近亲离奇死亡之类脏词的效果好的。

所以，无论某些人怎么摆出一副“在中国搞女权/打女拳就是主打一个比烂”的架势，只要ta还在借用女权理念造词骂人，那就还是骂给懂女权、支持女权的，ta心目中的自己人听的，是想让自己人听得开心、听得解气，听得仿佛伸张了女权正义、弘扬了女权思想。甚至可以说，比起被骂一方的反应来，这些人更在乎的是听众的反应、自己人的反应。

就像我这篇文章，也不是写给这些人看的，是写给她们/他们心目中的听众看的。因为让这部分听众回想起来“搞女权是文明人的活动，没有文明一切免谈”这个基本道理，对我关心的大部分人事物，都很重要。

回到这篇文章的缘起(见《中国大陆性别平等与行动策略——近年来的一些思考》），那位在女权行动者们开设的女权主义课程上提出“该如何看待‘婚驴’？”这个问题的女性，大概确实有自己的疑惑，真心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婚驴”：她们是需要对抗的敌人，是需要帮助的受害者，是需要教育的无知者，是需要断交的危险分子（就像会骗钱的瘾君子、赌博成性的赌徒），还是以上所有身份的集合？

对上面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好的答案：

避免只通过某个群体身上的某个特点——甚至还可能是被强加的标签——对ta们的整个人格下笼统的通盘判断；坚持只通过某个具体的人在某件具体的事上的具体表现，去讨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

这个答案不仅仅是对“当一部分女性的个人生活不符合我心目中的女权主义价值观时，我如何judge她们”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避免有这种念头的人演变成真正的racist的最简单、最实际的办法。

为了方便理解，我努力用自己这篇文章示范这种做法：

我不评价所谓“田园女权”、“网络女权”、“女拳”、“反婚反育女权”等等标签下的模糊人群，只通过有人使用“婚驴”这个词蔑称特定或不特定已婚女性这件事，去讨论了解这一现象以后，人们应该对“婚驴”这个词的使用采用怎样的态度。

标题的问题回答完了，这跟“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将来该怎样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用标题这个最具体、最基本的问题来说明，无论处在怎样一种无望且无力的生活之中，人们还是有一种选择：要跟文明人在一起，保护文明；还是要跟不文明的人在一起，破坏文明。

我知道，有人会反驳我：那是你的看法，我没有选择。文明太大了，太抽象了，我保护不了，破坏也不差我一个。

我以前也认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历史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史观里的人民群众决定的。

但是最近读到的一段历史故事，让我觉得我错了。

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这本书里，身为犹太人和精神科医生的作者讲述了自己在四年集中营生活里的一段遭遇。

某天，集中营管理者宣布新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囚犯哪怕是犯下极小的盗窃也要被绞死。正好几天前，有一个饿得半死的囚犯从仓库中偷走了几磅土豆，事后有其他囚犯知道了是谁干的。有人偷土豆的消息走漏到了管理者那里，于是管理者在宣布新规定的同时要求囚犯们告发偷窃者，否则就要剥夺所有人一天的食物。

作者在此写下了这句话：

Naturally the 2,500 men preferred to fast.

很自然，这2500个人的选择是禁食。

在这本书描写的一切苦难与奇迹之中，这句话给我的震动最深。

因为这2500人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的囚犯，而是纳粹集中营中无限接近于垂死动物的人。

那里平均一天有六个人病饿而死；听到同伴因为浮肿的脚穿不进鞋子而必须在雪地里赤足干重活、等于接到死刑宣判的绝望哭声之后，作者的第一反应是从口袋里找出特意留下的最后一口面包残渣吃掉，安慰自己过得还好；有人失去求生欲，不再进食、不惧虐打，躺在原地，便溺在自己身上，只等死亡降临；也有人只剩求生欲，从死尸上割肉煮来吃；还有的囚犯头目是作者作为精神科医生确认无疑的虐待狂，伤害起别的囚犯来甚至比纳粹管理者们更残忍。

就是这样的2500个人，不管动机如何、博弈如何，共同选择了挨饿一天。

这一天的饥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们比任何读者都清楚。因为集中营生活让他们极其擅长预测下一个死去的人是谁，还能坚持多久，并且对此感到麻木。

这2500人的选择看来匪夷所思，然而我相信作者的叙述。不仅是因为书中其他描述看起来都很真实，更是因为他提到这段故事只不过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他当天晚上有机会也有必要给狱友们做一次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治疗。他想要强调的是特别难熬的那一天夜里他对狱友们的讲话的意义，而不是作为背景的难熬一天的由来。

他那一晚的讲话非常感人，也非常有说服力。然而，我合上书之后不断回想起的是，有2500个人在最不可能、最没有道理的情景下，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共同守住了某一根文明的底线。

对我而言，知晓这件事的意义就是：

那2500人在那一天拥有的选择，应该不比今天和未来几十年里的大多数中国人更多。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作为中国人，决定选择跟也选择守住文明的2500人在一起。

假如没有这样的2500人，那250个人也可以。

假如没有这样的250个人，那25个人也可以。

假如没有这样的25个人，那2.5个人也可以。

假如连2.5个人也没有，那我还有我自己。

我要保留最后四分之一的理智，选择作为一个文明人活着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