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领中环到保卫中环（2014.12）

【编者按：本文作于2013年第二次占中运动仍未成为现实之时。据香港电台，警方于昨日（12月11日）傍晚开始加快在金钟占领区的拘捕行动，晚上九时后，拘捕学联秘书长周永康。香港”违法占中”行动已持续70多天，它将就此惨淡收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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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领中环到保卫中环

前年占领华尔街运动闹得满厉害的时候，有个斯洛文尼亚大胡子跑到美国去，对着乱哄哄的人群发表了一段很高端很热血很飘忽的讲演。他说：“不错，我们在这里很开心，但请你们记著：搞一个嘉年华会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们回到正常生活后那天。”他提出了一个叫列宁的人一百年前提过的一个问题：“怎么办？”对此，那位叫列宁的自己回答说：“一次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比占领华尔街稍微晚一点，香港有一些人学着美国人的榜样，占据了中环CBD的汇丰银行大楼的地下广场，他们的人数比美国人少得多，但是却坚持了长得多的时间，直到次年8月，才在银行夺回物业权的要求下，被执法人员驱离。在长达近十个月的坚守中，一百几十名抗议者同住同吃同战斗，以至于有观察者认为他们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向一个活的乌托邦，向建立某种“公社”过渡了。[1]一位香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甚至将本次事件置入这样一个系谱中来研究，写作《占领论—从巴黎公社到占领中环》。然而即使最有想象力的左翼人士也很难把这次短暂的、小规模的抗争与上面提到过的那位列宁所主导的血腥内战联系起来。在1917年11月，面对临时政府虚弱的不设防状态，列宁不顾他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在托洛茨基的鼎力相助下，占领了冬宫。事实上，“占领”正是所有起义的原型；占领意味着跨过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边界，去夺取（同样是capture）你无法想象会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争夺财产和权力的人显然一直在期待和想象着自己能拥有他们），这个词意味着这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行动，是用自身作为能指去填充虚假所指背后的“无”，说到底，当一种忠诚是对事件而言的时候，它意味着对“缝合点”永远期待的裂缝，从中不断涌出人类的健康。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突然事件而开始的第一次占领中环是一场小规模的然而是真正的革命，它以十月革命忠于巴黎公社的方式忠于占领华尔街，并有效地防止了自己的嘉年华化，不断试图重新生成自身的意义，直到强逼出资本主义法律来消灭自己，从而也就暴露该法律的虚伪，最终完成了自身的缝合。

马克思说，历史总是在重复自身，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这时，后来者以拿破仑第三崇拜拿破仑第一的方式来表赤忱于先行者。戴耀庭教授和他的十壮士们试图重新“用爱和和平”占领中环，并为此预先设计好“七部曲”，并详细研究了种种应急预案，甚至保证会给进出大厦的车辆留出各个方向上的通路；他们并将本活动定性为“公民抗命”，希望藉此能够使中央感到压力重大，最终向香港开放“真普选”；他们显然也不能满足于占据一块小小的地下广场，而是希望将整个中环CBD区团团围住，使得北京和香港的当权者害怕香港经济的崩溃，最终能答应他们的要求。该活动从开始计划到展开第一期，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准备，至今终于拉开了大戏的第一幕。预计会有数十万港人参与这项活动。

不难看出，两次占领中环者的诉求大不一样。然而，这绝不仅仅是像有些人总结的那样，可以用前者是经济目的而后者是政治目的来概括，第一次占领中环中参与者的首创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识以及惊人的乐观都是完全政治化的，而第二次占领中环则小心翼翼地把经济包裹在政治的怀里，正像多人指出的那样，亲建制派以工商业界大佬为主力，而围绕金融中心区的张扬活动似乎难以撼动其实力，归根结底，这种做法依然是试图熟练地操作大众媒体和绑架意识形态，从而将自身的行动最大限度地符号化、对象化；这一行动的正当性、意义和内涵均是由外在于行动本身的政治势力或意识形态赋予的。从根本上说，这次活动依然是一次典型的现代政治行动，高度依赖于一系列技术性的规划、施压、跟进，并扎根于参与者狂热的对自身伦理优越性的想象之中，然而也就因为这一点，这一活动在开拓全新的社会—政治空间中毫无建树，可以说是极端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的官僚化的政治活动，“公民”及其“抗命”的对象都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固有角色，固守于狭小的狭义“政治活动”圈子之内，在实质上正进一步捍卫了“非政治”领域内对人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将香港社会的矛盾化约为民主与反民主；乃至亲中央或反中央的矛盾，使得行动有着清晰的限度，因而也就不再具有内在的革命属性。

因此上，既然这次活动连开拓新的政治空间的使命都难以达成，则建设这一新的政治空间为一对投入其中的个体施加影响的“场”的可能性更断不会存在于第二次占领中环的活动之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根本不需要考虑其要求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是否合理，有否可操作性，只看其动员、组织模式，就难以对该运动的前景抱有更大的期待。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将政治活动定位为一种技术性活动或事务性活动，而是试图将其作为解放的途径来看待，就无法对于这种陈腐的、“合法的”、有节制的抗议政治当做民主政治的完成形态。

第二次占领中环运动，正是这样一种徒劳地在第一次运动的废墟上宣称自己具有继承第一次运动合法性的拿破仑第三的波拿巴主义之流的运动。如果说它可能占领个什么的话，那也绝不是“中环”，而正是先前已经在政治上夺取了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表征的“中环”的第一次占领中环运动所留下的遗产：创造“公社”的政治空间。这一活动正在摧毁第一次占领中环运动的成果，将其由解放之路庸俗化为沾沾自喜的点滴政治“进步”。对于这样的活动，正如对于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一样，最好将其看成一出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闹剧”,而对于剧情进行津津乐道的社会学或经济学推演也未必无效，但终究无法探究到剧本的最深层次的无意识。对于一场戏剧，理解其本身的最佳方式必须是症候式的，舍文化批评，绝无可能。

当菲佣们在中环举行周末聚会时，这一活动其实正是酝酿着政治的非政治；而当社会运动人士在汇丰大厦地下广场居住时，政治与非政治融为一体。当戴律师们率领上万市民进驻中环时，他们不过是用一种秩序取代另一种秩序；作为暴力机器的政府、警察等和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公民社会”的对峙不过是现代国家的正反两面的对峙，双方互相依存，并联合起来绞杀任何真正具有解放维度的新兴力量。他们让开的方便银行职员们上下班的半条道路，正说明这一活动在根本意义上绝不应该被称作什么“占领中环”，恰恰相反，这一行动应该被称作“守护中环”或“保卫中环”，其实质和保安们乃至警察们平日中对中环的保护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再去防止任何势力可能动摇乃至仅仅是怀疑这个社会（当然不仅仅是香港社会）权利真正来源的秘密。

这些可敬的护卫者占据了中环周围的空间后，没有向重新组织这一空间的任何努力开放该区域，恰恰相反，他们冻结了这一区域；他们占据这一空间的目的不是征服弥散在这一空间中的资本主义圣灵，而是可以因为更加靠近这一圣地，可以更直接地从这一圣灵中汲取力量，从而将所有针对这一圣灵信仰的怀疑在由这些守护者组成的防卫墙上弹开；这些人正如同镶在中环高楼大厦间的铁甲；将这样一场运动称为“占领中环”正是对对一次占领中环的运动的莫大讽刺。这一运动和他的敌人分享着同样的现代性价值理念，以夺人眼球的方式上演着精彩的戏剧，从而也就使得观众集中注意力于剧场，从而忽略了剧场以外广大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一切。不论这一运动是否得势，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治结构，更不用说是整个世界上的现代政治逻辑了。

第一次占领中环并未结束于2012年8月的被驱逐，但却被终结于2013年的第二次占领中环。在解放政治的尸体上的狂欢中，第二次占领中环已经得到了它胜利的保证；它真正试图打倒的不是站在他对面的东西，而正是他现在占据的空间里弥散的东西，它来，它见，它征服。

[1]《占领中环的公社想象》，贝加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