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因为新冠去世的姥爷

姥爷因为新冠去世了。

姥爷今年92岁了。在我的印象里，姥爷一直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形象：从记事起，姥爷的耳朵就一直不好，即使戴了助听器，说话也全靠喊和读我们的口型，印象中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交流，只有每次去后短暂的问候。小时候去姥爷家，姥爷总是能够从一个隐秘的柜子里，拿出来好吃的饼干和糕点；小时侯的我在姥爷家总是百无聊赖的，在我妈忙东忙西的时候，我会在那里看《老干部之家》杂志；那里面有什么栏目和内容我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一个小学生看《老干部之家》，总有点莫名的喜感。

也许一些时刻重复得多了，就会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我似乎仍然能够，穿过那个悠长的家属院胡同，再穿过那个种着一棵枸杞树和一棵石榴树的院子，来到总是显得有些幽暗的堂屋，姥爷似乎总是坐在那个竹制的躺椅上泡脚，电视里不是在放《新闻联播》，就是在播《海峡两岸》：姥爷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台湾问题，姥爷还会一边看一边骂娘，具体我也已经忘记，不过大概就是“他奶奶的”陈水扁，还有“狗日的”美国。

姥爷这么关心统一大业，大概是源于根植于内心的理想：姥爷是一名党员，大概解放前就参加了工作。我其实不太了解姥爷的生平经历，妈妈鲜少跟我讲姥爷的故事，但是从她和我的姨妈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姥爷是县里的干部，知道姥爷以前有通讯员，知道姥爷做过当时的供销社主任，还在供电局待过，知道姥爷很久以前就搭飞机去过深圳考察。这大概就是我知道的姥爷的生平全部。姥爷对他一生奉献的事业坚定不移，不仅仍然关心台湾回归，还给比我小一岁的重孙起名叫“建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正逢97年香港回归，姥爷希望他以后能建设香港。

姥爷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故事，也从来没有训斥或者批评过我，一直是以一个慈祥但是倔强的老人形象出现在我的眼里。姥爷似乎退休前很严格，妈妈好像以前很怕他；姥爷对自己也一直保持着严格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固定时间吃饭，固定时间出去或者走路或者骑车，有一段时间还沉迷爬行，会戴上后手套在院子里学乌龟爬行；姥爷和我一样酒精不耐受，甚至好像因为酒精中毒送去过医院，所以即使是大家庭的集会，姥爷也都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去饭店也只是吃饭，吃过后马上离开。姥爷似乎一直是这样超然世外的，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会在与世无争的小城里过着自己有规律的生活。姥爷不去旅游，也不会用智能手机，姥爷总看电视，还时不时要求我妈给他买电视购物里推荐的东西，姥爷总是有很多在我看来奇奇怪怪的养生方法，姥爷以前也痴迷于“脑白金”。姥爷一直很有主见，总是精神矍铄。

后来求学在外，我鲜有机会回去看望姥爷，最后一次也是19年的夏天，后来只能在视频中看到姥爷，每次都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姥爷终究是没有等到我说的“等到不隔离”的那天，虽然我并不确定他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在家里几乎所有人都感染后，姥爷也染上新冠，退烧后又去坚持散步锻炼，后来病情急转而下，一两天内呼吸困难在加护病房去世。姥姥已经在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12月以91岁的高龄离世，希望两位老人能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姥爷离世的悲痛之余，我也对祖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深深不解：11月初颁布“20条”后，姥爷终于答应接种新冠疫苗，社区里却“没有第一针”，因为疾控中心所有人“都去加班做流调封控了，没有人拉疫苗、发疫苗”；在所有人的上一针疫苗都打了一年多还有无数老人都还没有接种的时候，不推行第四针的情况下“放开”；辉瑞研发的Paxlovid新冠特效药可以降低89%的死亡率，并且允许中国五家企业可以生产“仿制药”，却依然难在普通人群之间普及，反而连花清瘟大行其事；中国有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抗原检测和新冠疫苗的学者，中国有很多出色的流行病学家与医生，但是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却无法发声；有那么多国家的数据和政策作为参考，却可以最后选择“什么都不做”。我不明白为什么政策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也不明白在为什么在每家每户都在发烧的情况下还能发出“日增三千”的数据；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每个人都在经受苦难的时候，还能够有人高谈胜利。

我疑惑，我悲痛，我愤怒，我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