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大和中共未来的合法性支柱

（该post写于2022.10.24）

我对本次二十大结果抱着审慎的态度，不乐观也不悲观

不乐观的原因是他超出了我之前看书所理解的中共政治的框架，但所幸的是，大部分对中共不利的舆论的理解基础还停留在对毛时代的恐惧和焦虑、对“极权主义”（无论是否真假）的意识形态的抗拒，以及在社会震荡下导致的价值转变（有时候这种转变不可逆）。

现在在我看来，中共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变革难题有三个。

1.内部对合法性的认知再次出现分歧。上次中共明显的合法性认知分歧出现在1989年，改革派和保守派在面对学生时候的诉求相左而导致了镇压的发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绩效合法性和经济增长成为主旋律的时候，中共对于合法性的认知暂时在“绩效”上达成共识。然而，当中共政权在随着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弱社会强国家”传统被轻轻撼动的时候，这种轻微的撼动也许需要数倍的经济发展所弥补，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增大且绩效合法性的要求逐渐变高进而“骑虎难下”。

中共又要再一次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而这次的选择并非只是镇压与否，保持现状都成为了备选项。而中共的选择从不允许失败，甚至可以做一个不算恰当的比喻，如果只把中国的近代历史看作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提世界历史是因为那样就成了赤裸裸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版），中共的生存和进化实际上经历了太多次适应危机（如果我们不太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的话）。王沪宁作为现任总智囊和“国师”，他把美国的弱点变成了中共需要强调或是必须回避的事物，但以美国为镜子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到底如何定义为一种合法性？他是否会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2.中共支持者对于“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路径依赖。这个问题不是危险最大的，但威胁最为直接；一把大马士革刀距你有十公里，那就没什么大事，但已经触碰到脖子上的针，则会有更多威胁。无论是中共内部人士，还是随着民族主义叙事崛起的新一代“自干五”，对于中国的产业建设、经济发展和国家嵌入式的模式都做出了绝对肯定。一种独立于东亚“发展型国家”或者是新儒家理论的“中国模式”油然而生。但就如同上世纪冷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一样，这些碎片化的来源于工业化时代的理论如何应对今天的后工业化？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或者是马尔库塞，这些有左派立场的人不仅狠狠地拷打着现代化，它还在质疑着中共今日“碎片化”的“碎片化”，中国的新一代生于后现代，天生在意“古希腊先贤的预言”的人应该不会多于那些喜欢“成功预测过去三十年的论断”的人。

但过去到今天（只是今天）中共的意识形态叙述，无论如何堆叠文字，都还没有绕过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难题：意义的消失、工具理性的统治和价值的多元。中共的碎片化种类更少，工具理性浓度更高，但中国的社会也在后工业社会显得更为复杂。中共的支持者不该信任现代化是一种历史模范，但不能不去否定现代化的存在；中国历史的空洞的“大历史”解答和基于中国民俗文化对于政治的戏剧化、脸谱化解构，一个大而无当，一个小而不精。同时，中国各方面研究的定量能力奋力猛进的今天，定性分析已经陷入了在范式里打滚或者是在书卷里不断的辩经。数字和绩效无法解释增长，历史的函数或者数列就一定给予的是恒纪元的万年历吗？

3.少数自由派、西哲爱好者和现代化理论已经放弃了对中国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希望，转而路径依赖以欧洲式的历史解构中国，迫使中国以欧洲的方式进行现代化，但这现代化也并非是目的，而是瓦解强权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最远的威胁，但这也最让人头痛。我以前一直在说“大洪水和启蒙的合流”，这看着像是网络谜因成为了托克维尔书中所写的大革命的“市民阶级”。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八十年代自文化热之后自由主义的思潮，一种近似于“文明灯塔主义”的西方中心论，他起源于华裔学者，但难以彻底断绝。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成为了宿命论的语境，我不知道这是否受了中国社会的工具理性的影响。中共已经有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政治的异见人士和社会的不间断抗议，但中共的核心价值从来是飘忽不定而又无法在长时间内保持逻辑自洽。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或是“百年未有”下还能行之有效，但当面对其他历史的模范的时候呢？现代化的成果既有西哲爱好者的背书，也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不想渲染中国与世界的对抗，只是说中国比起对抗世界，不如先考虑面对这些最精锐的威胁。

总的来看，中国的实际威胁来源仍然没有太大变化。地缘政治也许瞬息万变，市场和经济增长也可能有迹可循，但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对抗却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的转变。中共仍然需要面对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是，看到自己的问题，可以不讲出来，但绝不能只念自己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