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辱骂哈耶克
市场、私有财产和自由
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同时又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可是，“较为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的发展却在破坏“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正如米尔斯所说，小业主们的世界是一个自平衡的社会。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分配物资和指派人从事具体工作的中央权威，其历史进程是诸多分散而自由行动的意志无意识的结果。因此，能够保障自由的私有财产是平民性的、劳动者个体占有的财产。
但是，市场经济就意味着竞争及利润最大化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意味着成功会孕育更大的成功，而失败者将一无所获，最终一无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失利并破产，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占有巨额财产的群体手中，平民性的私有财产遭到破坏。为了生活，失去私有财产的人必须服从于财产赋予其所有者的权力。这难道不是一种奴役吗？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总是为交换进行的，这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根本不会考虑没有支付能力的基本需求，却十分欢迎有支付能力的奢侈性需求。在这里，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强迫他人从事生产以满足个别人的需要；在这里，巨大的社会资源被用于（或浪费于）满足奢侈性需要的同时，很多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这难道不是一种奴役吗？
况且，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有产者还是无产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法控制的盲目力量（所谓市场法则）的摆布。这一盲目的力量不断地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如果处于这种盲目力量地摆布之下也能够称为“自由状态”的话，那么自由勋章应该颁发给那些身体和思维不受控制的病人。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自由是不可兼得的，要支持劳动者个人的私有财产，从而支持小业主的自由，就必须反对市场经济；如果支持市场经济，就必须支持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反对劳动者个人的私有财产，支持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自由只不过是资本自由奴役绝大多数人的自由。
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解实在是过于浅薄，以至于给马克思提鞋都不配。哈耶克所谈论的经济自由，以既定不变的工作日为前提，是在经济世界以内的自由；而马克思所展望的，不仅是这一必然王国内的自由，更是建立在缩短工作日和丰裕（需求的饱和）基础之上的经济世界本身的扬弃。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将为创造性实践的繁盛、为扬弃劳动的社会分工奠立真正的社会经济基础。
市场与国家干预
古典经济学者希望建立一个能从社会中脱嵌的经济体制，而且他们也鼓励政客们如此做，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坚持不懈地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运作，幻想着建立一个完全自律的市场。
卡尔·波兰尼通过对比真实商品（real commodity）与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的区别指出，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于社会之中，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他认为，所谓商品就是为市场销售所生产的东西。依此定义，土地、劳动力与金钱都只是虚拟商品，因它们并非为市场销售而生产。劳动力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土地则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货币与信贷在某个社会的供需，全由政策决定。这些虚拟商品无法像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那样与真实商品一道按同一规则运作。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
事实上，国家必须不断调整货币与信贷的供应，以避免通货膨胀及萎缩的双重危机。同样，国家也必须为劳工需求的转变提供协助，救济失业工人，为未来劳工提供教育与训练，并调控移民的流量。就土地而言，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政策，以保障农民不受收成好坏或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稳定粮食的生产。在都会地区，政府借助环境法规与土地使用法规，来调节土地利用。简言之，由于政府必须管控这些虚拟商品，它也就成为这三个最重要市场的核心。
因此，新自由主义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企图注定面临失败。
中央计划与官僚
哈耶克认为，苏联官僚集团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计划本身，甚至认为中央计划本身就是滋长官僚制度。这是典型的见物不见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力量在制定计划，又是为谁的利益而制定计划？
如果了解一下历史事实，就知道实际上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不是计划的内在本质导致了苏联官僚制度的极大膨胀，而是官僚集团的权力决定了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计划的特殊形式。官僚集团在新经济时期逐渐获得权力，而计划经济则在1928年开始实施。
如果认为唯一可能的计划形式，是通过极度膨胀的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地进行，而这种计划经济又必定滋生官僚，那么这种论点只不过是循环论证而已。
在所谓自由市场和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之外，仍然存在着一条出路：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广大生产者/消费者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将多少产品配置于个人和集体消费的某些优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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