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书籍已令人羞愧，更何况将它们展示出来

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我的手机、iPad、kindle上都有些什么书。它们秘密地躺在我的电子设备里，只有我见过它们，只有我会召唤它们。但是纸质书不一样，它们必须占有任何“需与他人共享的外部空间”，反复经受他人的凝视。

有一天同事从我的桌前经过，看到一本《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探索》，然后惊诧，你竟然还有这样的书。我不知作何反应，按照常理，或许我应该向她介绍，这本书写了什么。但是书就在我们眼前，我什么都不该说，而且我最好把自己藏起来。只有让这本书曾经的连接对象消失，她和书的通道才可以建成。可是当她从这本书面前经过，她无法忽视它，这个“第三者”就介入了我与书之间，她的发现与凝视在无意间“破坏”了我们的私密性。这令我难以忍受。

纸质书难逃这样的“凝视”，我们始终无法像书店那样展示自己的藏书——但也许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能从书店的展示中看出它选书的品位，知道它最受欢迎的书是那些，是否足够包容，也支持一些冷门的书以供读者选择。人们从庞大的书架前走过时，书店如果有人格，它在想些什么？不，或许还是不一样，那些书并不属于它，书店仅仅作为“媒介”，它的目的是将书送到读者手中。

对我来说，“占有”书籍本身就足够令人羞愧了，更何况将它们展现在众人面前。随着时间的累积，这些“非法财产”会越来越多，比起恋人和朋友数目的增长还要快，并且它们最终还要“住”下来，和我分享一个现实的空间，然后不可避免地被他人发现，被他人打量。当人们忍不住想象，企图将书与我进行某种关联，我恨不得就此将连接切断，像是从未拥有过。

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书是在小学二年级，学校要求家长购买课外必读书目，我记得当时妈妈给我买了《格林童话》、《爱的教育》，我看了很多遍。放在班上的图书角漂流后，它们就再也没回来。好像从那时起，我就隐约感觉到，一切有形的东西都会消失，仅仅留下刻在心底的记忆。

我经常搬家，没有固定的地方存放纸质书。相反电子书只占那么“一小格”，让我感觉安心，感觉它们真正“属于”我。我也信守了诺言，永远不会抛弃它们。

最近又搬家，一直依赖电子书，所以都还没有来得及查看一同搬过来的纸质书。昨晚我在找一本《后9·11时代的恐怖片》，才有机会好好看它们一眼。七零八落，送人的送人。还有的是从朋友那里“继承”得来，我带着这些书回家，为它们所占据的空间而头疼，无异于带花回家，面临它凋零的残局。书是有实体的，既然如此，它就无法免除在现实空间里所起到的“装饰性”，而这种“装饰性”正是我所厌恶的。我决定不再带花回家，也要学会克制带书回家，这些“财产”并不属于我。

我所拥有的电子书大部分是对纸质书的复刻。上周找到一本《金枝》的PDF，上面还有“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的印章。在现实生活中，我可能没有机会触摸到这本书的实体，但是在网络上，我捕捉到了它的影子，或者灵魂，并且可以进行“无差别”复制和分享。包括那些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也不可能出版的书，它们以数字的方式呈现或再现在我的面前。

我们之所以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书籍“保存”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销毁的记忆遗传到了我们的基因里。电子书的储存量更大且更为隐秘，但同时也意味着它将遭受更大的风险。如果它们被毁灭，就将彻底被毁灭，无处可藏身。

到时候我们会记住什么呢。翻看纸质书的时候，我们记得触感，记得新书的纸张曾锋利得足以割伤皮肤，记得那个下午阳光照射过的那行字，记得第117页顶上的折角……可是电子书没有实体，我们用实体书的封面来假装它存在，承载它的纸张消失了，变成了屏幕。除了内容以外，我们能记住的是它有多少页，阅读时长是多少——可这些并不是我们记住的，而是电子设备记住的，是机器的记忆。可能当我们误认为这是我们所记住的一切时，我们就开始用机器的方式来思考和记忆。

但是这在传播上并没有实现。我们拥有的电子设备顺利完成了“无差别的复制和分享“，可是这种传输无法发生在人与设备之间——如果阅读也算是一种“传输”的话。我们仍旧在使用阅读纸质书的“老旧方式”阅读电子书，但也没有因为纸张的消失而增加多一条抵达的路径。此刻，屏幕就变成了新的纸张。

我不敢想人和设备之间的传输能进化到设备与设备那样，但是等我老了，我可能还是读电子书，把屏幕字号调成最大——“像麻将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