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家國】深圳經濟特區四十週年

（太初庚子七月初八；藏歷鐵鼠七月初八；希吉來歷一四四二正月初七）

今日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週年，周邊人討論、紀念不少，但是優質內容有限……我攢的這篇當然也不可能有甚留存價值，不過是我個人妄圖紀念這大時代落幕的一點感傷罷了。

大逃港引發改革開放（事實依據黃金生文）

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黃金生於國家人文歷史公眾號上所發佈的「深圳特區 40 年：為什麼要定名為『經濟特區』？」一文記載，「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寶安歷史上總共出現過四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共計五十六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全國十二個省的六十二個市。」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聽取廣東省領導關於大規模集體越境逃港的匯報時坦承，「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那麼，是什麼政策有問題？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習仲勛受命南下。他對此問題的回答是，「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要盡快提高生活水平。」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政策，縮小統購統銷的商品品種，從一百多種減少到二十多種，最後減少的八種，這樣一來，物資大大豐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隨後，在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袁庚的倡導下，衝破教條思想障礙，左列觀念深入人心。

時間就是金錢　效率就是生命　顧客就是上帝　安全就是法律　事事有人管　人人有事管

英雄不問出處，只論素質才能。

為什麼旨在消除階級差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導致了普遍貧窮，而改革開放後落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迅速扭轉局面？

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釋依據周其仁於二〇〇八年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三十年討論會」上的發言）

原因在於，清晰的產權界定、穩固的契約行為，降低交易成本，推動市場形成。這與「科斯在一九五九年提出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譯見《生產的制度結構》，第 73 頁）。」相一致。

周其仁寫道，「農民和基層生產隊發明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也證明了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產量、抵禦饑荒。但是，農民和基層生產隊並不能決定包產到戶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認。這是蘇式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派生物：任何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的變動，都被看成事關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須由最高權力當局決定。在中國，從『三條驢腿的合作社』到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組成的超級人民公社，從要不要辦集體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員飼養集體的母豬，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奪。可是，毛主席對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饑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產到戶，但只要『權宜之計』產生了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產到戶屢起屢背。」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家政策的方向，轉向了對促進生產力的自發合約提供合法承認與保護。這並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家一時心血來潮的傑作。據杜潤生回憶，早在一九六二年鄧小平就談到，『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見杜潤生回憶錄，第 332 頁）。」「鄧小平的哲學，是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國家要富強，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所有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產生了［］中國式權利界定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的改革政策。」「新的問題是，當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家庭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之後，如何協調十數億人口爆發出來的競爭致富衝動，就成為新的經濟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傾心於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僅靠國家計劃之手，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開放後如何協調整個中國經濟的新課題。」

「鄧小平關於中國的許多預言都已經實現了。不過，有一點至今還是例外。」「一九八六年九月，鄧小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改革體制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76 - 180 頁）。為此，他開始部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競的事業。」

如何解決深圳日益上升的不安感？對內開放、對外改革（觀點依據木仁藏布）

「深圳這座城市，總有一個潛台詞，就是作為全國先行先試的示範區」。「現在國內外總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時新的形勢下，國際關係出現一些新的狀況，［北京］現在強調內循環、雙循環，在這個語境下，換個角度來看，恰恰是體現深圳代表的『改革開放』具有重大價值的時候。…………只是需要對『改革』和『開放』做出一些新的詮釋和解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體現『對內開放，對外改革』。」

「現在全國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經過四十年的發展，各方面伴隨著所謂的『規範化』和『制度化』，又產生了很多新的壁壘。包括越來越多的規定，各種條條框框，甚至不亞於原來的限制——我們衝破了舊的障礙，又生成很多新的障礙。…………所以說在過去發展中，社會內部又造成了很多新的『不開放』的問題，……，包括［］百人會一直推動的『信息公開』的工作，其實就是『信息開放』的問題。所以『對內開放』非常重要，包括如何打破四十年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新障礙。」

「另一方面，對外，是需要『改革』，是需要『改變』的問題，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國際觀、世界觀、全球觀，包括文明與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的理解。我們在世界民族之林到底靠什麼安身立命，是不是簡單的『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應該借現在社會經濟綜合幾方面需要轉型的契機，體現深圳所代表的對於世界的理解、對於國外和國際關係的理解的特點。…………其實［自明末直至清代林則徐時期，南粵］民間的商人已經對世界市場、國際金融了如指掌，但當時中央的決策機構居然不知道世界的西邊有歐洲［這樣的］一個社會。這是因為我們社會內部的信息不開放，內部官民之間信息不開放。所以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可以有新的含義，對外的態度要『改革』，對內要促進『開放』。」「每個領域都有意地留有開放的空間，有大量留白，留給未來，留給人們自發、自主、創新的部分，而不是把什麼都填滿，這樣［］就體現了新的『改革開放』。」

我希望，深圳的落幕，能比上海抑或東北，來得更體面些。

（庚子甲申辛丑。諸行無常、諸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