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學與女性經驗：讀 Hope Jahren 的 Lab Girl

我是一個讀書、寫書評，也從書籍出發去談社會現象的人。很高興我發現了 Matters 這個寫作平台。作為開篇貼文，我想分享一篇我三年前寫的關於 Lab Girl 的書評。

原文書訊：Jareh Hope. 2016. Lab Girl: A story of trees, science and lov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中文書訊：荷普.潔倫。2017。樹，記得自己的童年：一位女科學家勇敢追尋生命真理的故事。台北：商業周刊。駱香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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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這樣的：一個爸爸開車載兒子上學，路上發生嚴重車禍。爸爸只受了輕傷，但是兒子大量出血，緊急送往附近的醫院。值班的外科醫師趕來一看，大呼：「天啊！他是我兒子！」

──請問故事中的外科醫師和小孩是什麼關係？

作為一個開放式的問題，答案當然可以各式各樣。例如小孩是外科醫師的義子，或者外科醫師和開車的爸爸是一對 gay couple，小孩是他們共同扶養的兒子。

這些答案當然都對，然而許多人，特別是男人，似乎都忘記了還有一個更簡單的答案：外科醫師是他媽媽。

作為一個「性別意識」的簡易測試，這道題目早已行之有年。國中的我在公民課本上看到這道題，也當真困惑了許久，直到我偷看了後面的解答。那時的我腦海中真沒有任何一個外科醫師是女的。這段經驗我一直銘記，直到我成為一個處處在意「政治正確」的女性主義支持者。

美國植物學家荷普．潔倫（Hope Jahren）在她的回憶錄 Lab Girl 裡，寫出了這道題目的真實變奏。潔倫的父親在社區大學教科學，從小她就在父親的實驗室長大。潔倫熱愛實驗室裡的所有儀器，夢想著有一天能夠擁有它們。然而每個值得追求的夢想，必然都會碰到阻礙。潔倫碰到的第一個阻礙就是性別問題──她沒看過有任何一個科學家是女的。

潔倫急切想知道女生到底能不能當科學家，但是在寡言成性的北歐裔家庭裡（潔倫自嘲），這個問題無論如何問不出口。在三位哥哥陸續上大學念自然科學之後，潔倫仍然試圖在極其有限的管道中，搜索任何一個女性科學家的身影。

在植物學路上磕絆的過程中，也總是有人不把她當作一個認真的科學家同行，而把她看成是隨同採集隊出勤的「小女生」助理──縱使她和他們一樣努力構想理論，一樣努力挖掘、收集、標記，一樣努力寫作發表，如果不是更加努力的話。

人們把男科學家視作理所當然，以至於系所主管從未想過同仁懷孕時該怎麼辦。看到潔倫挺著大肚子在系館前喘氣，系主任的反應竟然不是上前察看，而是請潔倫的數學家丈夫勸她懷孕時不要到學校來。丈夫將壞消息告知潔倫後，潔倫的反應首先是：「實驗室是我建立的，實驗室才是我的家！」繼而是：「為什麼他要透過你來告訴我，他不會直接跟我講嗎？」

Lab Girl 之所以叫 Lab Girl，顯然多少是因為在科學領域，女科學家的經驗如此不被「預設」（且不說在美國，植物學已是性別最平等的自然科學領域之一了）。

不過我們也別因此以為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義控訴之作。事實上這本書花了更多力氣談科學本身，以及科學家這個身分給潔倫帶來的慰藉和成長。

有一個幾乎已成套路的女性主義問題意識是這樣的，亦即現代婦科的診療設計是如何地以男性治療者為中心，如何置孕婦的生產體驗於不顧。然而就在潔倫寫到她分娩那一晚時，劇情來了個大逆轉（plot-twist）：當醫生和護理人員用各種跳動嘈雜的醫學儀器將她包圍時，她內在的 Lab Girl 忽然又跑出來了。她頓時感到安心無比，因為她覺得自己已經被科學儀器背後的萬萬千千科學知識溫柔承接。

無論如何，若僅僅只把 Lab Girl 讀成一部性別政治的張本，就太低估了潔倫說故事的能力。

身為一位學者，潔倫如此隱喻她生涯之初，決心來到喬治亞理工學院，從無到有建立一個「潔倫實驗室」的心情：

「種子擅長等待。大部分的種子至少等了一年才開始生長，櫻桃種子等上一百年也沒有問題。種子到底在等待什麼，只有它自己知道。唯有在獨一無二的溫度∕濕度∕光線組合，加上許多條件同時出現時，種子才會勇敢冒險，把握今生唯一的一次生長機會。⋯⋯每棵強壯的樹最初都是一顆等待的種子。」

身為一位同事，潔倫這樣隱喻她和學術上的手足∕伴侶∕同志∕同梯∕共犯比爾（Bill）之間的關係：

「只有非常少數的真菌與植物建立起深刻持久的和平關係，菌絲網包覆、穿透樹根，與樹木共同分擔把水抽進樹幹的責任。真菌也會開採土壤裡的稀有金屬，例如錳、銅跟磷，然後把這些金屬當成東方三博士的珍貴禮物送給植物⋯⋯真菌在哪裡幾乎都可以活得很好，但它放棄了更輕鬆也更獨立的生活，選擇跟樹緊密結合。」

但請別誤會──這本書縱然處處穿插植物學隱喻，它從未成為媚俗的「植物版心靈雞湯」。它從未告訴我們「植物如同人生」，它並不鼓吹「向植物學習」。相反地，潔倫處處提醒我們「植物和人類何其不同」，唯有承認植物和人類之間的深刻差異，我們才能真正認識植物，以及，幸運的話，我們自己。

潔倫生涯第一篇重要研究，是有關植物的蒸散作用。一個人跑了四分之一個美國，搜集黑莓樹一年間的蒸散量，潔倫大惑不解地發現：一年中最潮濕最熱的夏季高峰，黑莓樹的蒸散作用卻驟然陡降。這就像一個人在乾燥涼爽時猛流汗，潮濕悶熱時卻不流汗了。這怎麼可能呢？

關鍵就在黑莓樹不是人類。作為大型落葉植物，蒸不蒸散考慮的不能只是外界環境的溫濕變化，而要通盤規劃「在一年中的什麼時候要開始脫落葉子？」對黑莓樹來說，靠蒸散作用調節溫度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蒸散作用會讓葉子維持常綠，生長不息。為了趕在入冬之前就讓葉子脫落殆盡，黑莓樹只有在溽暑時分就降低蒸散量。

在顯而易見的層次上，植物不像人類，它們不會僅僅為了調節體溫而流汗。只有在付出努力深刻了解之後，人和植物才能找到彼此的共通點：我們都必須為了活下去而預做準備，並且犧牲忍耐。

初出茅廬的潔倫由此學到了秉持一生的植物學家精神：植物學的目的不是要把那些我們過去不知道、不熟悉的植物現象納入我們熟悉的世界；而是首先要承認人跟植物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然後看看自己可以離開熟悉的原點有多遠，離陌生的植物有多近。

這，對我輩學習人文社會知識的人來說，何嘗不是一則意味深長的植物學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