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認知

［水巷碑銘］中華民國法學家吳經熊與華懋生於《法學文選》序中如此說過：「研究過比較法律的人，總說英美不成文法裏，所討論到的法律或法學問題，比較大陸成文法裏，多而且精。這因為英美判例中，多討論到法理的精微處所。他們沒有死條文可以援用，非要反覆研討到無懈可擊的時候，才成功到法律的效力，而可以拘束訟案，折人心服。所以闡發法理就立時引起法律的變更創造，律師法官，全神注此；法理日精，法律日進。」

普通法精神之維護，實有賴律師與法官之不懈鑽研案例、商榷細節，從而垂範後世，故普通法又有「法官造法」（judge-made law）一別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換言之，一旦法官怠慢職守，頻頻做壞案例，而司法制度又失去自我監察及自我修正的效能，日積月累，說不定如此偉大傳統快將斷送於我輩。

話說回來，到底何謂司法認知呢？蘇文隆斷言木棍及六角匙可作犯罪工具，憑的是司法認知。潘敏琦直批蛋卷不同瑞士卷，靠的也是司法認知。威力堪比賢者之石，不單點石成金，幾乎指鹿即為馬了。而縱觀近年牽涉示威的庭訟，司法認知似乎早變常客。且另舉案例三則。

前年十月一日，韋雅儀及王思雅於北角電氣道被捕，理由為隨身攜帶鐳射筆、螺絲批、扳手及鉗等工具。上年四月十四日，裁判官鄭紀航接手此案。其間，他見控方未能順暢回應辯方陳詞，提示控方可要求法庭利用司法認知，推論兩人身上器物必用作破壞，結果裁定罪名成立。

上年元旦，岑嘉林於皇后大道被捕，理由為身上搜出自製箭弩。上年八月廿七日，裁判官鄭紀航審岑嘉林案，利用司法認知，斷定當時香港島各處有大量人群示威，兼「有極端激烈示威者使用各式暴力」。憑此基礎，推論被告管有箭弩的意圖必為傷人，裁定罪名成立。

前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倩珩因身上搜出大批索帶及六角匙，涉嫌用於非法，於觀塘道被捕。上年九月廿三日，梁少玲裁判官審梁倩珩案，並指據其司法認知，索帶可用於示威現場設置路障，而六角匙則可用來扭鬆鐵欄製作路障，可推論出被告有意圖堵路。唯最終裁定罪名不成立，理由在證據不足以支持法庭作出唯一推論。控方未能於毫無疑點下，證明被告的非法意圖。

原來所謂司法認知，即指法庭接受不證自明的事實，乃普通法傳統下的慣見手段。原則上，控辯雙方提出任何涉案的事實時，皆應舉證，以確保裁決公允。然而，若任何涉案事實皆有待證供呈堂，則審訊過程會變得沒完沒了，反倒妨礙司法。故此，司法認知堪比一扇方便法門，法官可因權制宜，決定採納眾所周知的事實，或具權威根據的事實，從而豁免舉證責任。常見類型包括史實、法庭記錄、日出日落時刻，潮汐漲退時刻、官方天文台的雨量及氣溫記錄、冰遇熱則溶之類常識等。

從上列數例可見，司法認知雖然便利了法庭審判，但游刃空間甚大，由不同法官操使，可以耍出迴然不同的招式。也許正正應驗了「難案出壞法」（Hard cases make bad law）一說，香港陷處非常時期，其司法工具難免異變出非常用法，或如癌細胞般反噬本體。何以面對同類案件，有法官清楚指出法庭不能僅憑身懷可疑工具一事實，就推論出被告必有犯罪意圖，卻另有法官利用司法認知，斷言工具必用作破壞呢？

以下節錄好友草擬的投訴信，理節分明，擲地有聲，值得參考：

「終審法院法官包致金在二零一零年陽明山莊謀殺案（HCAL 137/2016）中的判詞，強調普通法寧縱毋枉的原則，即被告人有罪與無罪的推論可能並存時，疑點利益須歸於被告。而這亦是普通法重大且不可或缺的原則。

在本案中，蘇文隆裁判官認為被告擁有齊全的保護裝備，如防毒面具、泳鏡、護目鏡等，所以認為被告有所企圖，做好準備參與抗爭，有長期對抗警員的目的。事實上，那些保護裝備只是防具，各有本身的用途，即使那些防具在示威場面中常見，參與當天的抗爭亦不是毫無合理疑點的唯一推論。

此外，被告提出他藏有的木棍是用作製造瑞士卷，而六角匙則用作啟動機器。縱使被告的說法與他麵包師傅的職業相符，蘇官指根據其基本物理及信納司法認知，認為被告當時持有木棍，乃用作敲爛公物，而六角匙實有拆除路邊鐵欄的目的。蘇官此說明顯流於臆測，不獲控方任何實質證據支持，推論欠說服力。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湯偉雄、杜依蘭、李宛叡一案（[2020] HKDC 588）中，郭啟安法官指出一些用具如口罩和護目鏡等，皆各有本身的用途，不能因被告藏有該等用具，而認定被告必有非法意圖或非法行為。」

頭盔戴定，筆者未受過法學訓練，只能發表粗淺的業餘識見。祈拋磚引玉，博得大方不吝指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