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岔的風景:梁莉姿《日常運動》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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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一些死亡的故事,殘忍的故事,想著生命是甚麼。好像就是這樣,有些故事的角式必須受考驗,而我就是在這樣的故事裡,來不及在故事中認出自己(即使早有暗示),已讓命運承載,這是我常感到有點不能明白的。」
——蘇苑姍 (1)

經歷2019 的反修例運動,香港的文學寫作者得面對「不可能寫,也不得不寫」的困境,無法繞過重重自我拷問:以社運為題材的創作,是不是販售悲情、消費抗爭者犧牲與創傷的「人血饅頭」?是不是演示激進姿態的精神勝利法?抑或是倖存者的自我安慰、逾時失效的贖罪券?以海外讀者為言說對象,抑或香港讀者優先?應該跟普羅大眾的語言和品味靠近,方能「貼地」,抑或應該創新語言,拉開距離,展現更自由激越的想像?港式粵語就是「我手寫我心」,英文寫作便是朝向「世界」?應否「策略地」自我東方化,展演某種「港味」形象與腔調迎合外界的凝視,換取能見度?是不是除了報告文學與現實主義,便沒有合乎倫理的美學可能?怎樣的倫理?對誰、對甚麼價值忠實......而在遺忘與被遺忘以前,我們沒有很多時間。

怎麼寫也就是一個怎麼活(下去)的問題。在評論時政、陳述事實亦可被告「煽動」,寫作所繫的「想像與真實」之距離已無法撐持,出版社、資助機構與印刷商嚴格自我審查,言論場域愈趨碎片化、景觀化,基本權利與社群價值備受衝激的環境中,無力感與悲情瀰漫,香港的青年寫作者仍然選擇寫下去,提出了屬於他們世代的不同回答。

歷史的長夜才剛剛開始,在看不見盡頭的壓迫,崇高的犧牲之前,我們總自覺渺小,付出得不夠,或「付出的力度,與決心不一致」。但過份內疚自責,是會讓人孤立、隔絕連結的毒素情感:「誰付出更多,誰才可以」的比較級,只會讓無盡的虧欠與恥辱感癱瘓一切行動與言說。 (2) 我相信,莉姿書寫不斷,兩三年間她已寫了《日常運動》、《倖存者手記》、《樹的憂鬱》,必然不只是為了排遣、驅除一己的倖存者疚歉。

莉姿曾跟我坦言,她也曾在情緒谷底癱瘓良久,積極書寫發表,「可能都是不敢面對不夠坦誠的一種......」,「如果是人血饅頭,那也是自己的饅頭。」意思是說,交出這些作品之前,她咽下的是自己的血與傷。但寫作者必須在現場的毒霧還未完全散退,趁記憶碎片尚有餘溫、傷口還未結痂之時,打撈將要被遺忘的物事,為終可能被麻木與疑懼閹割的情感托印,存記那些曾經有幸遭遇的生命樣態。我無法想像,莉姿是怎樣一字一句、來來回回刪了又改才完成書稿,而不至被這些字詞召喚的傷害,對自己和對世界的懷疑吞噬,我很感恩能讀到她的這些作品。本業不可廢,倖存者也必須找到生存下去的方式。我們能與自己和解的一天甚遠,也遠遠未觸及黑暗的輪廓,也許堅持寫作本身,便是對虛無與冷漠的抵抗。書寫即是委身與託付,當下,與無人應允的未來。

這樣的書寫並不依循「償還」的等價邏輯,也非為了為誰平反或發聲(受壓迫者早已經不再沉默並付諸行動),而是給陌生讀者、同路人之饋贈,一種身體的示意:我(們)還在——縱使不是以最尖銳、最優雅的方式。就如在發夢的各個現場,陌生手足之間的情誼與付出,不是誰為了誰的報答,而是以脆弱平凡的身體,踐行他們所追求的自由與解放。

然而莉姿寫得頗為克制,她甚至沒有藉角色之口喊過一句口號,或直接控訴那個殘酷鎮壓整個青年世代的政權;那些讓人心悸的衝突場景,更多時是以創傷後遺的形式出現,破碎的身體記憶,突然而至來的情緒崩潰,人格解離,奔逃受傷的畫面閃回。同樣地,「革命與愛情」的主題落在莉姿手中,其筆下的角色卻與激情失之交臂,情感與社會運動的創傷與撕裂重疊牽連,迫使一代青年急速成長,璨爛未許便已衰敗落寞,卻因為有更大的犧牲在前,甚至不懂得為自己的傷與無傷哀悼。

莉姿一方面對衝突場境「去景觀化」處理,細心的讀者自會發現,本書人物、故事細節之間的鏡像關係,對位與伏線的佈置如像精密發條,這些沒有被強調的細節,讓我們在書中的日常情境中理解這些角色投入社會運動的情感軌跡,其差異的背境和生活/運動經驗所蘊含的極大張力,終使這個城市的各種人際及親緣關係崩分析離。莉姿也顯然對文學敘事的「表演性」非常戒慎,沒有炫目的敘事實驗以拯救角式,讓他們能脫身於道德困境與傷害,沒有將不停逃卻的欲望與失敗無言的壞情緒,轉化成簽名式的美學手勢。閱讀本書如像緩慢燃燒,實在沒有甚麼「閱讀的快感」可言。然而我以為,對於這些角色「做不到更多」的內外困境之描劃,甚至敘事聲音偶然的大幅介入,補白角色未能自覺的情動、貪嗔、無明與毀損,實出於作者心願其筆下人物(與其對應的現實原形),能得到溫柔的看顧與陪伴:我們閱讀這些角色,就如看見自己某個不堪面對的部份終被看見。

我想起星加坡藝術家Seelan Palay 的藝術行動「32 year: The Interrogation of a Mirror」——2017 年10 月1 日,藝術家從當地唯一許可的合法示威區, 芳林公園的「Speakers’ Corner」步出,提著一面鏡子獨自默站在國會大樓前面,向被李光耀政府以《星加坡內部安全法》,未經提告與審判,監禁及軟禁達 32年的政治受難者謝太寶(Chia Thye Poh)致意,隨後當場被捕,被控以破壞公共秩序,翌年被判監兩星期或罰款2500 星幣,藝術家拒絕罰款,「選擇」了坐監。 (3) 這部由十個短篇串連成的作品,正如一面面鏡,畫上了這座城市的輪廓,照見的不是政權之殘虐或權力之虛妄,卻是「我們」在一場接近革命邊緣的民眾運動中所經驗的種種傷害、遺憾與內部矛盾。也正是書中彌漫的既視感,開啟我們對這場運動的「日常性」的理解。

我跟莉姿一再確認書中的細節:趙嘉的前男友庭泓是哪一種「忠實的左翼」,熊貓的男友,常常一言不發打機的「焦土派」確實沒有名字;〈最後一課〉中為被捕學生黎清向法庭寫求情信的,不是滿腔理想要啟蒙學生的林懷,而是平時顧著炒股票的陳 Sir和勸戒抗議學生離開校園的副校長。在同情與反對,黃/藍或大是大非之間的無盡色階,每一格都可以是災難場景。「我們」將一再認出自己或他人,曾經如此驚懼於日常生活秩序的崩塌,因而成為了加害者、幫兇與幫閒,或曾經如此鮮明地活。這部小說一再提醒讀者:「抗爭者」並不是橫空出現的英雄,或萬眾一心而面目模糊的群眾,卻是他們各自的欲望與壓抑,牽引他們投身或被捲入這場規模與強度皆無人預見的抗爭,幾至革命的臨界,每個人都不能全身而回。而他們那麼普通,這些像你像我和她與他,你中有我的「黃絲」、「手足」或政客口中的「暴民」,其行動的可能或不可能,必須回到其深嵌於非政治化、貌似安穩自足的日常秩序與社會肌理之中方可理解。我認為本書尖銳之處,在於直面「兄弟爬山」不問路線與策略的倫理困境,及民粹式情緒動員的巨大反噬,沒有意圖為2019反修例運動再撰「史詩式」謳歌,而是以平視的角度,從人物所處的微觀脈絡,探詢經濟繁榮表象下的社會肌理,在長久累積的張力下遂成之裂變。暴力始於日常,允許極權與鎮壓的平庸與非政治人格,早就刻印在我們身上,在家庭,工作,學習與親密關係中不停預演。我們閱讀這些「衝突鑲嵌於生活裡,成為日常」的故事,也將重認各自平凡的臉,脆弱的身體與心靈。

書寫固然不能,亦不企圖改變世界於此刻,不能讓死傷者復活痊癒,有些苦痛甚至不能安慰,然而莉姿以她的書寫,盡心力交出她從生活中、運動中痛苦學習所得,存記眾多無名者在運動/日常中的掙扎、活著的質感與情感底蘊。「因為那用來抵抗謊言,一切事物的真實名字,與其說是由神直接賦予,其實更多時是仰賴人類蹩腳的堅定,而延續下去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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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 是可能的》,香港:香港文學館,2021。頁152。

2. 「如果要指責寫作的人大啖人血饅頭,其實是拉出了一條測量的鬥黃尺規:誰比誰付出更多、付出更多的人才有語話權,那麼結論只有一個:唯有死亡以及被禁錮滅聲的人才能說話。」沐羽,〈從矯情與沉溺中掙脫——讀梁莉姿《僅存者日記》〉,作者網頁「Temporary Pleasure」,2022年1月9日,見:https://tinyurl.com/4ynxtrb7 

3. Krithika Varagur. “Art and Dissent in Singapore: An Interview with Seelan Palay”.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4/Jan/2019. See: https://tinyurl.com/5n7tp49b 

4. 李嘉儀〈「唯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Sample,第十八期,香港:一粒字出版,2020年6月。見:https://tinyurl.com/y9vzw6wh

(原刊《明報》「世紀」,2022年5月31)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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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李智良,著有《白瓷》、《房間》、《渡日若渡海》,攝影誌《The Grass is Bluer by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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