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奔怒海》到《詩》,鍾愛有許鞍華的香港

林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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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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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想,我也是經歷過周星馳時代的一輩人,同時期見證了四大天王,抓到一點張國榮、梅艷芳的尾巴,謝霆鋒以星二代小鮮肉之姿出道的時候,也跟風追過一陣。那時的香港幾乎是襲捲的,從電影、音樂、明星、文化,典範式的覆蓋整個華語地區,甚至日韓。像蓋一層暖被,大概誰都有幾個想著就暖心的香港偶像,都咬得出幾句鼈腳的粵語,去KTV還能拉出一排粵語歌單。

那時候看香港電影還不太認導演,只看類型和演員是誰。長大一點,才回頭補了許多不那麼主流卻經典的港片。許鞍華的「越南三部曲」,是其中之一。

越南三部曲之前。我不曾知道越南、越戰和香港之間有什麼聯繫。好像看了王家衛拍重慶大廈,才窺見香港不在主流電影裡的一隅,還有如此多膚色各異的外籍商人,勞工,窩居在城市角落合法或不合法的勉力維生。當時香港也接收了為數眾多的,戰後逃離家園的越南人,收容人數居亞洲之冠。作為中繼站,或最終的落腳之地,三十多年間,有二十萬的越南難民在這裡靠岸。第二部《胡越的故事》,主角周潤發就是飾演打過越戰的越南華人,抵港和繆騫人隔著鐵絲網相望的一幕,看起來這麼近,實則卻是難以跨越的距離。

第三部《投奔怒海》,則把故事拉回越南本土(拍攝地在中國),從一個外國記者的視角,呈現共黨統治下越南人民的生活。現在的觀眾已經很明白「樣板」是怎麼回事,孤兒院的孩子齊唱著和諧歌曲,歌頌國家領導人的偉岸,離開記者的鏡頭,卻是一副副空洞眼神,一被擁抱就如攀上浮木再不肯鬆手。但在1982年,《投奔怒海》還是挑戰性的,不僅批判共產主義,在刑場邊如禿鷹利著眼搜刮死人財物的孩子,為養活孩子不得不出賣肉體的母親,賭上萬分之一機率的逃亡,燃燒的烈焰。不只震撼片中林子祥飾演的記者,同樣震撼著觀眾。

那是放在現在,不會再有的香港電影。

Elegies,翻成中文是哀歌、輓歌,是許鞍華紀錄片《詩》的英文片名,也是詩人黃燦然的組詩。很難想像從《投奔怒海》到《詩》,已經過了四十二年。兩、三代的人,卻依然面對同樣的課題,甚至更嚴峻。許鞍華從前輩詩人淮遠、西西、飲江、也斯、鄧阿藍、馬若等人,到主角黃燦然和廖偉棠兩位詩人的生活切面,年輕詩人黃潤宇的片段,想探討「詩」是什麼。這是她自述的本意。

然而我們卻無法不看到更多,詩句之內,詩句之外,人浮於世的轉變,與不得不變。黃燦然戲稱自己是「經濟流亡」,從香港移居深圳,逃離看不到天花板的高房價、物價。廖偉棠則在2018年舉家移居台灣。

跟著拍攝廖偉棠的鏡頭,2006年曾以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的社運現場影像,就出現在畫面裡。廖偉棠既是社運人、詩人,也是攝影師,他用他的身體,親身感受了人民與當權者之間,絲毫不存在浪漫的衝撞。他以寫實攝影紀錄,再用他的筆,寫下07年的《皇后碼頭歌謠》、08年的《灰心謠》。

「一切就像十年前,但你更左了!」
不,他的右在吃著他的左,
他的左又吃著他的右。

還有那些曾一起在雪地裡走失的人,
被紛飛雪球打得暈頭轉向,
以後再也見不到的人。

他們在蒙昧中虛構著這一個他,
他們用大麻葉蘸著虛空,
草草的回憶起他。

在海風中撿回他的鼻子,
在電波中撈出他的耳朵,
在月光中描繪出他的眼睛……

然而他曾經用這些東西一起說:
我愛。他曾經把地球點燃,
看它燒成一个薔薇花蕾。

就讓打鐘的打鐘,看雲的看雲,
他一寸寸埋葬自己,
至今已三十三年。

離散至香港的人,自香港離散的人,《投奔怒海》和《詩》的兩種狀態,恰似替香港近半世紀的歲月,立下註腳。

走在台北街頭 。《詩》劇照

許鞍華大學唸文學時主修詩歌,她仍謙虛的說,自己不懂詩。但曾經感受過的撫慰、力量,從幼時的記憶保留至今,陪著走過每一次低潮,卻是真實的,始終不變的。如同李滄東的《生命之詩》,詩,可以純粹的美,可以與物事對話,也可以是面對現實和困窘人生的另一種可能,是一種救贖,或者,抵抗。

《詩》裡收錄的作品,無論是黃燦然、廖偉棠寫的,還是課堂上讀的,都是導演所選所收錄。廖偉棠曾笑說,他不太滿意導演只選他十幾年前寫的作品。作為一個「入世」詩人,廖偉棠的詩一直呼應當代,近年住台灣,就尤其多關於台灣的詩,還有疫情。但,或許對留在香港的許鞍華來說,2006到2019,再到2024,只是時間的推移。所有,都還是當下的,沒有遠去,也沒有距離。所以她讓我們跟著辛波絲卡的《種種可能》,感受有權利偏愛什麼的自由;又跟著策蘭的《一片葉子》,不無感慨的思索,沉默,何以在當下成為一種必然。

這算是什麼時代,
當一次談話,
幾乎就是犯罪,
因為它包含,
如此多說過的?

當尋常的話語,也成了罪過。當字句出口,百次千次,還是改變不了任何事。說些什麼,還有意義和價值嗎?在這個時代,溝通還具有可行性嗎?

黃燦然曾經說:「她拍的題材,是所有香港事物中最沒人知道的,就像在黑暗的廣場上,一盞聚光燈聚焦於一棵小樹下的幾株青草。」

我想完全是的。越南三部曲如此,天水圍的故事如此,《桃姐》和《詩》也是如此。從導演生涯的最初,到年歲得以從心所欲的現在。許鞍華始終是許鞍華。身為觀影者的我們何其有幸,得以見到她以遮蔽在眼鏡後的笑眼,既溫和世間的戾氣,又得以像針尖,扎入人心。沒有慷慨激昂,只有如涓流的腳蹤緩步,堅毅。即便前路難行。

金馬事件之後,許多港星、大牌導演迫於現實,推辭金馬邀約,即便有作品,也傾向不冒險,不投獎。唯許鞍華逆勢接下2022年的評審團主席,走上紅毯,成為2018之後,第一位非台灣人的金馬評審團主席,《詩》也在2023年入圍金馬最佳紀錄片。

無論在作品選題,還是現實生活,她都代表了當下香港,最勇敢的力量。

問題的答案我想還是肯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的灰心。無論是香港詩人們,還是許鞍華,又或者,策蘭。所以他們仍然拿起筆,拿起攝影機。寫點什麼,拍點什麼。仍然記錄、傳遞著他們所處的時代。仍然,愛。

即使激不起立即、廣泛的共鳴和改變,能在某個時刻,在如深暗小窗的眼睛裡,投入一絲光,蒐集,曾經的一個世界。那就是值得的。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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