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四的個人筆記

失眠，索性起來敲點字。能上來 matters，是因為此刻我人在香港實現了肉身翻墻（敏感時期翻墻軟件也無能為力），而此刻人在香港，是因為要去今晚維園的燭光晚會。已經起碼三次和人提起時，口誤說自己要去廣場了。這不好，廣場是鮮紅的，不要再流血了。

無巧不成書，3 年前（廿七週年）我寫在自己 facebook 上的一段文字，被一位從台灣來香港唸書的媒體實習生見到，希望我能談談自己的經歷和看法。當時寫那些話，是因為香港本土派「杯葛」（boycott）支聯會舉辦了二十幾年的燭光晚會，有感而發，確實是我第一次為六四提筆。我清楚記得，當天我是在九龍灣海濱長廊的長凳上用手機敲完整篇帖文的，並不知不覺遺落了一個零錢包。

從我 2009 年第一次真正嘗試了解六四（當年 8 月我開始負笈香港），到今天已近十個年頭。作為一名 90 年出生的人，這十年都讓人從弱冠到而立了。雖然週年不過是人為設定的時間週期，但總免不了在逢 5 逢 10 的時候感到一些特別的意義。所以，雖然因為近年不住在香港而缺席了兩年晚會，到了 30 週年，終歸還是回了來。

那位記者問我，10 年來心境有什麼變化。可能 2014 年在台灣自由廣場的廿五週年是第一個轉折點吧，那時候我切身體會到一種抽離性（詳見後文），繼而也領悟到其實必然會有很多人反復訴說六四，是出於一種符號化、工具化的目的。這令我也頗為理解本土派不妥燭光晚會背後的情感基礎。我個人覺得無妨，畢竟對歷史事件的時空距離視乎個人的生命歷程，只要在符號化、工具化的同時，不要引申出無厘頭的結論或者突破價值底線的褻瀆就好。說到底，我們既然要表達，如何可能不消費任何符號呢？

而這兩年（廿八、廿九週年）的缺席，確實又是一個轉折點。我還是會轉發一些相關的圖文素材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同時會讓自己餓一餐或餓一天，確實這很形式主義，一種很個人的形式主義。於是，我意識到六四它已經成為了我的自我的一部分，我不需要和別人確認，不一定要媚俗，不必然要進入集體來完成悼念，因為它已經牢牢地扎根在我的生命史、價值觀和人生志趣。

從我個人非常偏頗的經驗看，六四是大多數持反思立場的陸生（不論負笈何地），開始反思的起點。因每個人的興趣、經驗不同，這個反思可以延展到歷史、時事、價值、學理、人生等不同維度——六四就是一個起點，它涉及到了上述所有面向。

也因此，作為反思起點的它，是一粒種子，最終長成的大樹會因為不同的陽光雨露而千姿百態，但到底會連通著一些共感，一些底線，一些堅守。

若果所有的紀念、悼念、追憶、反思等的核心，在於不遺忘，在於記憶之場，那我就把自己的這份個人筆記也當成一片磚瓦。我告訴哪位記者，假設有朝一日，六四完成了理想的轉型正義，我還是會繼續紀念下去，因為它是我的一部分，割捨不掉，紀念是一種儀式化的自我確認。

因此，今晚我會繼續點燭。

分隔線後的文字，寫於2016年6月4日。原載自己 facebook 頁面，並轉載在立場新聞。

「六四」之於我，是一件很個人的事。今年是第六年去點燭，也是我第一次提筆。

2009年8月，我來到香港。在那以前，我唯一一次聽到六四，是在高三的歷史課上，老師在改革開放的宏大篇章中，講起在1989年春末夏初發生過學生運動。雖然是輕輕帶過，但他還是說了這個課本隻字未提、被官方從歷史中抹去的史實。

當時毫無感覺，反正課本沒有的，就不會是考點，不用highlight也不用背誦，自然被直接送進了記憶球的堆填區。

我來香港的那年，恰逢六四20週年，當年的維園燭光晚會人數是歷年最高，平了1990年的15萬人記錄。直到開學的9月，在中大校園信步，仍隨處可見六四的海報，一下子激活了記憶中歷史老師的隻言片語。

那刻，最直觀的感覺是發現自己原來身處一個巨大的鐵幕，光透不進來。之後便給自己補課，看Wikipedia上的六四詞條，看Youtube上的紀錄片《天安門》，這些後來知道偏頗、片面的信息，在最初為我建構起對六四的全部認知。

一段被刻意蒙蔽、抽成真空的認知。

一位政治啟蒙早我許多的朋友，有天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看劇團「六四舞台」的話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那是大一下半年吧，2010年5月左右。我去了。我不記得自己是否聽懂了全場的廣東話，但我記得我自己哭得一塌糊塗。

我知道劇場空間一定會帶有煽情，尤其是處理如是政治悲劇，要把近兩個月的抗爭和廿年的記憶塞進兩小時的戲份，情感是高度濃縮的。但這空間又是微不足道的，比起槍砲坦克、44萬平方米的廣場，以及百萬人的理想與熱血，非親歷者難以體會。

而我體會不了，我出生在1990。我只能想像，所以六四，它並不是我的記憶。

那年六四，我沒有去維園。那天晚上我在宿舍樓和輔員們（組爸媽）籌備著將要在暑期舉辦的Ocamp（迎新營）。在大家集思廣益時，有一位輔員突然說，要下去火車站（中大的非正式校門），民主女神像正被運進校園。他們下去觀看了，我和剩下的幾位留著繼續籌備。

大多數時候，人無法徹底解釋自己的行動，大部分都是事後詮釋。現在的我無法理解那天我的行動，但也不介懷或後悔，或許那刻，六四還未成為我生命裡的鐫刻。

大二上，我和那位邀請我看話劇的朋友一起加入了所在書院的學生會。我和他有過競選內地生聯合會的失敗經歷，我們鼓吹的更民主和三權分立，被移民團體政治冷感的康樂需求所蓋過。而在本地生為主的書院學生會，我們經歷了無止盡的諮詢，政綱明明白白分成了院政、校政、香港政治和中國人權。1919年和1989年的北大學生會，關心的大約也如是這般？

那年開始，我漸漸對major所在的商學院產生了抵觸，轉而去了歷史系和政治系讀了兩個minor。那是我人生裡的一個重大轉折，每天都如飢似渴地涉獵知識，無邊無際地和朋友交換想法。

2011年的六四，我和學生會莊友們一起在書院裡的「小百萬大道」上搭起來六四紀念裝置。從「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國殤」、「民族魂」的大幅標語、染血的斷手斷腳（玩具）、絕食宣言、寫著口號的T-shirt，到貼在地上的大事表，把運動按天重新呈現。

那時我參考著六四影集，閱讀被他們穿在身上、舉在手中的理想，然後我趴在地上一筆一畫地在布條和衣服上寫下和他們一樣的文字。這只是一種粗略的模仿，但他們說的每一句我都認同，似乎有一種無法言明的悸動隔著時空傳遞了過來，然後在我心中生根發芽，潛滋暗長。

有天刮風下雨，我們就趕著去小百萬大道上加固我們的展覽，為地上的大事件表多貼兩層膠帶，以免承載著記憶的他們就這麼被大雨衝刷乾淨。那刻我以為，我在搶救的不是一件兩件粗製濫造的藝術品，而是記憶與信念。

也是那年，我第一次踏足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22週年。十幾萬人舉著燭光，合唱《自由花》的時候，我眼淚刷刷刷就淌了下來。「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那時，這個用廣東話唱出來的夢，這朵為自由開的花，還不分族群和政治邊界，還不知道開在火場和廢墟，有什麼兩樣。

2012年，蘋果日報採訪我，以《內地生獨白：「23年前追求的價值，今天我們去承擔」》為題刊發了。化名、變更出生地、相片拍背面，那時候做足了保護措施。我當時說了一句：「你們有自由都不懂珍惜，失去了就不要哭。」那會我心中的香港人還大多以賺錢為主，政改還沒起步，戴耀廷也還沒提倡公民抗命。

2013年，我拍畢業照，分別在港大和中大，與國殤柱與民主女神像合影。

那幾年，我都會去維園，為六四點燭。直到2014年，我正在台灣交換，便把場景換到了台北的自由廣場。

13年9月我到了台灣。我有兩個學校可選，私信了王丹詢問，他推薦了他所在的學校，說「是比較傾向於社會運動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的地方」。然後，就跟著他混，聽課、沙龍之類。課餘，參加聚餐，見到了六四後流亡海外的牧師、藝術家、學者、學生領袖，聽他們當年的行動以及流亡的經歷。

我和他們相處過，飯醉過，得過他們的幫助和關懷，採訪過他們的故事，自覺了解他們的品格，所以我很個人地信賴他們。因此，他們的個人經驗和講述，都豐富了我的六四認知。不然呢，難道信隻字不提、謊言當飯吃的北京當局嗎？六四之於我，由是變得更立體更人性，也因為和這些當事人的私交，變得更個人。

那是六四25週年，血腥屠城一晃已過四分之一世紀。王丹說要搞一個活動叫天下圍城，包括接力絕食等等，我就和一眾台灣朋友一起策劃，也有運作相關的Facebook page。那時候我從台灣朋友身上，第一次明明白白意識到六四的工具化使用，那些悼念是抽離出經驗的，主流的論述是，中國政府是敵人，要理解中國，幫助中國的反抗者打倒共同敵人。

王丹問我拿著中國護照，家人在上海，做這些怕不怕，我說不怕。他帶著我們一班沙龍同好去綠島參觀國民黨關政治犯的監獄，講他自己在秦城看見白面鬼的故事。他問我怕不怕坐牢，我猶豫了，說還沒想好。

恐懼是真實的，當它離你近切。你越是看得多國家機器的慘無人道，看得多軍事鎮壓的血腥和殘暴，你的皮肉都會跟著隱隱作痛。我們把這叫做同理和同情，人之為人的本質。

到了6月4日當晚，那種抽離持續著。很多六四親歷者在天安門佈景前憶述著、倡導著，台下幾千名參與者也點著燭光。這裡和維園不一樣，沒有祭奠的莊重儀式，沒有催人淚下的合唱，沒有煽情的辭藻，沒有一切行禮如儀。台灣的論述和運動大將包括陳為廷、妖西，一個接一個上台講著他們眼中的中國和對抗策略，儼然一場社運界星光熠熠的論壇。

我當下的第一反應是，騎劫，抽水，消費。但同樣坦誠地說，我完全沒有不快。我理解，台灣人大多沒有六四經驗和記憶，而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他者。一切順理成章。

那場在自由廣場的六四晚會，沒唱自由花，我也沒動情。它之前，是轟轟烈烈的318太陽花，它之後，是波瀾壯闊的928雨傘運動，所幸我都在場。而我也找到了對王丹問題的回答：「若我坐牢，我都是自由心。若我因為坐牢而選擇自我審查，我身自由但心早已成為恐懼的奴隸。」憑著這個信念，我在彌敦道和金鐘，睡了一晚又一晚。

清場後，香港進入了後雨傘時代。身份認同的轉變，有時候真的是三二一打個響指的功夫。如同一昔解嚴的台灣人，如同此刻已經反對一切身份政治的我自己，當然也如同要和中國切割的本土派。

此刻本土派抗拒維園悼念六四，惹來口誅筆伐，但我卻覺得失之公允（但不包括那些惡言相向，或對歷史的草率）。香港是可以和台灣一樣，拋卻行禮如儀的，搞一場中國因素論壇，或者對抗策略辯論，都無可厚非。

悼念需要勾起切身經驗，無謂誰強迫誰。說啟蒙，上一代親歷自不必談，雨傘中和之前的領袖都從六四燭光晚會汲取營養、薪火相傳，也是真確。但一大批從來政治冷感的本土青年，雨傘運動是他們心中的第一啟蒙，在此中定位到的，是專橫跋扈的北京政府和港府，受累於片面新聞所導致的內地人聲討言論，以及日益加劇的中港矛盾。

當年聚集起百萬人力、千萬資金援助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香港，現在在龐大的中國巨獸前想獨善其身，合情合理。是呀，世間災難千千萬萬，哪紀念得過來？每一個擇取都是身份認同和現實政治的考量。要說紀念六四的意義，比如像可以使用facebook一樣確立香港特殊性，或者向北京表達不滿和不妥協，凝聚香港核心價值和集體記憶等等，不也都是工具化的考量？

但我會繼續去維園，也會因為安裕一篇不帶辯論、純粹憶述的文章哭得稀里嘩啦。因為六四對我而言，真的是一件很個人的事。這和過生日、情人節、紀念日、親人死忌，並無兩樣。我會和所有有著這種那種、直接間接六四經驗的人一起，為亡靈悼念，為六四點燭，繼續地行禮如儀。我行我的禮，我有我的儀。

就像我的高中歷史老師，雖然只是輕描淡寫帶過，但他還是提了，這原本不在教科書上、完全不用教的「政治不正確」事件。對他而言，這也是和自己進行的確認吧，是他自己的戰場，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七年來，第一次提筆寫六四。關於六四、中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等政治理念，我就不談了。六四這天，我可能只想餓一餓，哭一哭，媚一媚俗。

我會因此感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