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韩民主家政课》:从民主运动到家庭生活 一家四口在歧路上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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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南韩年轻导演南雅琅的家庭纪录片《南韩民主家政课》(K-Family Affairs)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映。91分钟的片长,用家庭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她与双胞胎姊妹、公务员父亲、NGO工作者母亲的平凡生活。但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中,却充满了政治与国家认同的讨论,具体而细微地侧写了半世纪以来,韩国的政治与社会改变。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许佳琦
原文发布时间|05/29/2024

“我叫南雅琅,出生于1996年。我的生日,是韩国的独裁总统卢泰愚接受审判的日子。”

“我的家庭,开始于一场改变了人生的新闻采访。”

2023年,南韩年轻导演南雅琅的家庭纪录片《南韩民主家政课》(K-Family Affairs)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映。

91分钟的片长,用家庭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她与双胞胎姊妹、公务员父亲、NGO工作者母亲的平凡生活。但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中,却充满了政治与国家认同的讨论,具体而细微地侧写了半世纪以来,韩国的政治与社会改变。

“我的爸爸念大学的时候,是校内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了我身为抗议者的母亲,随后他们开始约会。他们念大学的期间,刚好是南韩的独裁统治时期,所以他们每次约会,总是伴随着关于民主化的种种辩论。”南雅琅说。

雅琅出生于1996年,父母是韩国“386世代”(即韩国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为30岁的人士,中文意义上的“60后”)。他们注定见证南韩的多个历史转捩点——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开始近20年的军事统治;1979年,朴正熙遇刺;1980年,爆发光州民主化运动;1987年,六月民主运动展开,大量学生上街论述、抗争、面对军警镇压,民主化的浪潮涌入全国。

“爸爸当年的梦想,是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对抗贪污又独裁的政府。”

不过随着两人交往、大学毕业,父亲进部队服役。经历军队洗礼后,他的态度改变了。父亲认为,或许加入体制,才能真正的改变社会。退伍后,他考公职,成为高级公务员。“爸爸认为,进入体制,从政府里面由上而下的改变,才能更快地带来民主。”

然而对于这样的选择,母亲则是吐槽般地回应:“你爸爸那群人,都是拿着笔杆的人,其实很害怕真的上街,对着政府丢石头”。雅琅手执镜头反问母亲:“那妈妈,你上街丢过石头吗。”横卧在沙发上,她笑了一下说,“当然有阿。”

母亲不仅从80年代开始,参与多场社会抗争运动,后来更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在性暴力扶助单位“여성긴급전화1366” (女性紧急电话1366)任职。

政治立场和变革路径不同,却一起经营了家庭,并抚养两个女儿成人。其中一个,再次走上父亲未竟的记者之路,记录下父母一代的政治认同曲折,以及年仅27岁的她作为“年轻世代”,对韩国下一步的思考。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四口之家。

我想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性主义者

在纪录片里,每当父亲雄心万丈的解释着自己的改革理想,背景音乐总会放着宏伟的军歌。然而,当镜头切换到母亲角度,音乐立即消失,配上母亲深刻的吐槽:

“你爸爸跟我说了这件事,当时我的态度是,你真的想站在权力的一方吗?别傻了,你迟早只会被体制收编,变成他们的一份子。你应该加入我们,对抗政府。”

“但你老爸的回应却是说,我才不会变成那样呢,因为我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女朋友。”

政治路线的分歧,并没有让雅琅的父母因此决裂,更走进了婚姻。1993年,金泳三当选总统,成为韩国民主化后第一位文人总统,父亲同年考入公家机关,充满改革希望的社会氛围逐渐开展。

1995年12月18日,前总统卢泰愚因为贪污遭受审判,成为南韩史上第一位在法庭受审的前总统。在那天,雅琅与妹妹多恩诞生了。Arum与Dawoon,两人名字合起来,是“美好的”的意思。

然而,尽管人们对社会改革充满期望,但随着孩子出生,家务分工不免倍增。在韩国社会,照料孩子们责任直至今日依然大多落在母亲身上。丈夫上班时,母亲一个人养育一对双胞胎女儿,使她备受压力。

“有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我不知道一个人照顾你们,该怎么办。整天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不能让你们饿肚子。渐渐地,我变得像只动物一样,开始自言自语。我花越长时间跟你们待在家中,就越是感受到这种情绪。”曾经充满活力的母亲,变得憔悴。

“当时我也不确定,你们的爸爸能不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出这些话,恐怕会被当成疯女人。”在几段手持DV拍摄的画面,母亲推着婴儿车,对着婴孩说话,却显得神情落寞。

“我的母亲不希望因为养育我们,就放弃了她作为自己的权利。”南雅琅说。

原本只是想找家教工作贴补家用,母亲却意外在报纸分类广告上,看到妇女运动的志工征求广告,开始探索自己的人生。开始参与倡议活动,剪了短发,更曾带着两个女儿上街抗议韩国的户主制度(国家保证男性才能成为家族家长,包含户主继承制度和姓氏制度)、每年妇女节都到首尔街头游行。

“我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也变成了妇女抗争史的一部份。”南雅琅说。她曾问妈妈,为何要带着他们上街,母亲说,一方面是当时韩国托育中心并不发达,二方面则是带着女儿上街,确实也很有运动的效果。

“从小学开始,我在街上喊着废除户主制度,也想模仿抗议时看到的女性主义者姊姊们,小学就把头发剪短,做男性打扮。”南雅琅说,在母亲的启蒙下,自己从小就对女性主义着迷,但真的付诸行动的时候,却让她在学校被同学排挤。

“我只好开始学习留长发,打扮,成为一个跟大家一样偏爱粉红色的女孩,在韩国,女性主义至今仍是会被男孩取笑的东西。”

这段经验,也被她拍成了第一部短片作品《粉红女性主义者》(Pink Feminist)。

世越号事件到Metoo:放弃革命的公务员父亲,与女儿的歧路

然而,不仅是母亲是雅琅的启蒙导师,父亲的记者志业,同样也深深影响着她。虽然选择担任公务员,但父亲在雅琅年幼时,就亲手教她使用相机,拍摄影片,期望她成为一名记者。

就读艺术大学期间,雅琅也经历了她自己的“政治时刻”。2014年,南韩发生世越号船难事件,300多名乘客罹难,其中大多数是高中生。然而,时任总统朴槿惠一系列错误决策、向媒体公然施压、甚至后期爆发监听罹难者家属等丑闻,都让世越号事件成为韩国近十年来最敏感的政治议题。

当时她的父亲正任职于青瓦台,也是世越号复原团队的成员之一。在纪录片里,记述着雅琅对父亲的种种不谅解。父亲在家并不谈论这些事,然而,媒体对政府的质疑、同学们的哀悼晚会,也让她反覆思考,自己是否也该出面发声。

当时,她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父亲的困惑与不谅解。然而,父亲并没有回应,只是收藏着这封信长达十年。即使母亲与父亲在政治立场上有诸多分歧,他们也鲜少为了政治而争吵。

家中如此不可言说的政治张力,一直到2018年,南韩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Metoo运动——才成为让雅琅下定决心拍摄家庭纪录片的关键点。

“我决定拍这部纪录片的真正时刻,是在2019年,正好是MeToo运动后。我觉得我找到自己的政治声音。老实说,在MeToo运动前,就算经历了世越号事件、朴槿惠弹劾事件,我依然生活在父母的压力下。但在那场运动后,我觉得我必须更勇敢,为事情发声,讲述完整的脉络。”

“世越号事故发生在2014年,朴槿惠弹劾发生在2017年。这些事件原本是我日记中的一部分,但这些故事,对韩国的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关于韩国人的故事,也是关于民主的故事。”

“我以前总是对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有所保留,但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保密,我恐怕无法再讲好其他的故事。”

在纪录片中段,爸爸妈妈带着雅琅一起登山。他们碰到了一段岔路,一条险峻、一条平缓。母亲指着陡坡说,“亲爱的,我们走这条吧”,爸爸则劝阻,“那条路很陡喔。”妈妈说,“我们就当成冒险试试看。”

雅琅似乎感到无奈,她说,那这样我要跟着谁?

爸爸说:“那条路虽然比较快(短),但也比较陡;我这条路虽然比较远,但比较平缓。”

最终,她跟着母亲走向了陡坡。爸爸看着女儿离开,就说,“也好,就当成运动吧。”

韩文的“运动”,和中文一样,既指涉身体的运动,也有社会运动的意思。父亲的应允,彷佛映照着这对夫妇的路线选择。

而拍摄这部纪录片,也意味着雅琅选择了与母亲同样的道路。受访时雅琅说,这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桥段,而是真实的日常对话。

她曾以为父亲的思维方式是不可撼动的。“但MeToo运动后,情况有点不同。我父亲曾告诉我,他也想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

“当时我问他,怎么看这个运动?他说,‘自从我生了两个女儿后,我决定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他说,自己知道社会上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他承认自己以前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但我是真的想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老男人确实想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MeToo运动是我们家庭终于决定,不再遵循这些东西的转折点。”她说。

家政:家中的政治、民主社会的缩影

“其实在选举或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非常不同,但他们(父母)感情还是很好。我觉得因为正是他们不同,反而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政治其实不是我们家庭首要的问题。”雅琅说。“但在家务分工上,这仍然是个困难。”

“在韩国,我们有祭拜仪式,只有男性成员可以参加,女人要负责做饭。我母亲不能回她的家乡祭拜她的祖先,却要为了父亲的家庭工作,而我父亲从不做饭。当然,我们有了外卖,或许可以取代一些事情,但观念还是没有太多改变。”

“在大学时期,我的母亲对女性主义还不够了解。当时,男孩们抗议,女孩们做饭,带饮用水,有人受伤,也是女孩负责照顾。她对此非常生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女性不能成为抗议的领袖,可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但她的母亲,在婚姻中也逐渐找到了抵抗与协商的方式。

“这几年,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她要求必须强调这些祭祀的食物是她做的。而且,也要求让我们参与典礼。其实,只有儿子可以参加仪式,但她说,‘如果不让我的女儿们参加仪式,我就不做饭给你们吃。’——我妈妈非常强势,这是她跟我爸爸的家族提出的交换条件。”

在电影翻译上,南雅琅也做了许多设想。

这部纪录片在韩国起初叫做《爱国女孩》(애국소녀),纪录片一开始,讲述了父母、女儿三人,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爱自己的国家”。然而,她也提到“爱国”在当代韩国,也是一个吊诡的双关语,在近年越来越兴起的极右运动中,爱国同样被拿来当成反对少数族群意见的挡箭牌。

因此片名《爱国女孩》,更像是一种对家国想像的讽刺。

而在英文翻译时,她考量到了外国人或许不易理解脉络的因素,“我改用《K-family affairs/民主家政课》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今天的韩国社会,有不少人依然觉得像我这样年轻女性的家庭故事微不足道。”

“你必须讲大故事,谈政治,谈历史,不要讲女性自己的故事。他们觉得你的故事只值得写在日记里。他们觉得你永远太年轻。我想反对这种观点,我想表达的是,个人故事同样也能够政治化。”

“K”这个字母,希望它像K-pop一样,流行又国际化。至于“family affairs”,家庭事务,则是想展现一个普通韩国家庭的故事──帮小孩过生日,全家去郊游,做饭打扫,“这些看似小事,但其实包含了所有的政治问题。”

细腻纪录家庭故事,就是最有力量的历史叙事

这部纪录片既是私密的,也是公共的。社会学者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亲密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指出:

政治的民主就是让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主的方式参与民主的过程。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纯粹亲密关系的领域。亲密关系根本的一部份,就是经过反思协商、建立公约、讨论经济资源的取得、子女照料的责任、家事方面的分配。它未必完全均等──但只要是根据自主原则协商,双方认为平等就可以。

雅琅说,“令人惊讶的是,我的父母相处的非常好,他们从大学开始,爱情长跑了10年,决定结婚。我认为这也是个民主的表现。”她所期待的民主,是能够包容不同的意见,并且最终还是能够相处,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今年的台湾纪录片影展,因为仔细描绘家庭故事与南韩政治历史的交织,这部纪录片得到了评审团奖。在未来,她还希望更多的碰触性别议题。

直到现在,她的父亲仍在为韩国政府工作。所以当这部纪录片有了粗剪版,起初雅琅想让他先看看。“但我爸爸说,对艺术家或记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自由,不受审查的自由。无论他说了什么,都会让我产生自我审查,不敢说出真正想说的话。所以他不会看。直到我们全家一起去了一场小型放映会,他才第一次看到内容。他至今依然没有给我任何评论。”

父亲尽管因为职务不能发表意见,但最亲密的家庭沟通,往往也未必反应在言语上。

这两日,在雅琅的社群网站上,她发了一张照片,是父亲捧着她的影展奖杯,仔细阅读上面的中文字,神情骄傲。

“我的母亲也很高兴,她说的是,‘雅琅把我拍的真酷,我一定会多了许多女性粉丝。”

(本文特别感谢吴文哲共同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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