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韩民主家政课》：从民主运动到家庭生活 一家四口在歧路上携手同行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许佳琦
原文发布时间｜05/29/2024

“我叫南雅琅，出生于1996年。我的生日，是韩国的独裁总统卢泰愚接受审判的日子。”

“我的家庭，开始于一场改变了人生的新闻采访。”

2023年，南韩年轻导演南雅琅的家庭纪录片《南韩民主家政课》（K-Family Affairs）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映。

91分钟的片长，用家庭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她与双胞胎姊妹、公务员父亲、NGO工作者母亲的平凡生活。但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中，却充满了政治与国家认同的讨论，具体而细微地侧写了半世纪以来，韩国的政治与社会改变。

“我的爸爸念大学的时候，是校内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了我身为抗议者的母亲，随后他们开始约会。他们念大学的期间，刚好是南韩的独裁统治时期，所以他们每次约会，总是伴随着关于民主化的种种辩论。”南雅琅说。

雅琅出生于1996年，父母是韩国“386世代”（即韩国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为30岁的人士，中文意义上的“60后”）。他们注定见证南韩的多个历史转捩点——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开始近20年的军事统治；1979年，朴正熙遇刺；1980年，爆发光州民主化运动；1987年，六月民主运动展开，大量学生上街论述、抗争、面对军警镇压，民主化的浪潮涌入全国。

“爸爸当年的梦想，是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对抗贪污又独裁的政府。”

不过随着两人交往、大学毕业，父亲进部队服役。经历军队洗礼后，他的态度改变了。父亲认为，或许加入体制，才能真正的改变社会。退伍后，他考公职，成为高级公务员。“爸爸认为，进入体制，从政府里面由上而下的改变，才能更快地带来民主。”

然而对于这样的选择，母亲则是吐槽般地回应：“你爸爸那群人，都是拿着笔杆的人，其实很害怕真的上街，对着政府丢石头”。雅琅手执镜头反问母亲：“那妈妈，你上街丢过石头吗。”横卧在沙发上，她笑了一下说，“当然有阿。”

母亲不仅从80年代开始，参与多场社会抗争运动，后来更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在性暴力扶助单位“여성긴급전화1366” （女性紧急电话1366）任职。

政治立场和变革路径不同，却一起经营了家庭，并抚养两个女儿成人。其中一个，再次走上父亲未竟的记者之路，记录下父母一代的政治认同曲折，以及年仅27岁的她作为“年轻世代”，对韩国下一步的思考。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四口之家。

我想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性主义者

在纪录片里，每当父亲雄心万丈的解释着自己的改革理想，背景音乐总会放着宏伟的军歌。然而，当镜头切换到母亲角度，音乐立即消失，配上母亲深刻的吐槽：

“你爸爸跟我说了这件事，当时我的态度是，你真的想站在权力的一方吗？别傻了，你迟早只会被体制收编，变成他们的一份子。你应该加入我们，对抗政府。”

“但你老爸的回应却是说，我才不会变成那样呢，因为我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女朋友。”

政治路线的分歧，并没有让雅琅的父母因此决裂，更走进了婚姻。1993年，金泳三当选总统，成为韩国民主化后第一位文人总统，父亲同年考入公家机关，充满改革希望的社会氛围逐渐开展。

1995年12月18日，前总统卢泰愚因为贪污遭受审判，成为南韩史上第一位在法庭受审的前总统。在那天，雅琅与妹妹多恩诞生了。Arum与Dawoon，两人名字合起来，是“美好的”的意思。

然而，尽管人们对社会改革充满期望，但随着孩子出生，家务分工不免倍增。在韩国社会，照料孩子们责任直至今日依然大多落在母亲身上。丈夫上班时，母亲一个人养育一对双胞胎女儿，使她备受压力。

“有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我不知道一个人照顾你们，该怎么办。整天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不能让你们饿肚子。渐渐地，我变得像只动物一样，开始自言自语。我花越长时间跟你们待在家中，就越是感受到这种情绪。”曾经充满活力的母亲，变得憔悴。

“当时我也不确定，你们的爸爸能不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出这些话，恐怕会被当成疯女人。”在几段手持DV拍摄的画面，母亲推着婴儿车，对着婴孩说话，却显得神情落寞。

“我的母亲不希望因为养育我们，就放弃了她作为自己的权利。”南雅琅说。

原本只是想找家教工作贴补家用，母亲却意外在报纸分类广告上，看到妇女运动的志工征求广告，开始探索自己的人生。开始参与倡议活动，剪了短发，更曾带着两个女儿上街抗议韩国的户主制度（国家保证男性才能成为家族家长，包含户主继承制度和姓氏制度）、每年妇女节都到首尔街头游行。

“我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也变成了妇女抗争史的一部份。”南雅琅说。她曾问妈妈，为何要带着他们上街，母亲说，一方面是当时韩国托育中心并不发达，二方面则是带着女儿上街，确实也很有运动的效果。

“从小学开始，我在街上喊着废除户主制度，也想模仿抗议时看到的女性主义者姊姊们，小学就把头发剪短，做男性打扮。”南雅琅说，在母亲的启蒙下，自己从小就对女性主义着迷，但真的付诸行动的时候，却让她在学校被同学排挤。

“我只好开始学习留长发，打扮，成为一个跟大家一样偏爱粉红色的女孩，在韩国，女性主义至今仍是会被男孩取笑的东西。”

这段经验，也被她拍成了第一部短片作品《粉红女性主义者》（Pink Feminist）。

世越号事件到Metoo：放弃革命的公务员父亲，与女儿的歧路

然而，不仅是母亲是雅琅的启蒙导师，父亲的记者志业，同样也深深影响着她。虽然选择担任公务员，但父亲在雅琅年幼时，就亲手教她使用相机，拍摄影片，期望她成为一名记者。

就读艺术大学期间，雅琅也经历了她自己的“政治时刻”。2014年，南韩发生世越号船难事件，300多名乘客罹难，其中大多数是高中生。然而，时任总统朴槿惠一系列错误决策、向媒体公然施压、甚至后期爆发监听罹难者家属等丑闻，都让世越号事件成为韩国近十年来最敏感的政治议题。

当时她的父亲正任职于青瓦台，也是世越号复原团队的成员之一。在纪录片里，记述着雅琅对父亲的种种不谅解。父亲在家并不谈论这些事，然而，媒体对政府的质疑、同学们的哀悼晚会，也让她反覆思考，自己是否也该出面发声。

当时，她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父亲的困惑与不谅解。然而，父亲并没有回应，只是收藏着这封信长达十年。即使母亲与父亲在政治立场上有诸多分歧，他们也鲜少为了政治而争吵。

家中如此不可言说的政治张力，一直到2018年，南韩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Metoo运动——才成为让雅琅下定决心拍摄家庭纪录片的关键点。

“我决定拍这部纪录片的真正时刻，是在2019年，正好是MeToo运动后。我觉得我找到自己的政治声音。老实说，在MeToo运动前，就算经历了世越号事件、朴槿惠弹劾事件，我依然生活在父母的压力下。但在那场运动后，我觉得我必须更勇敢，为事情发声，讲述完整的脉络。”

“世越号事故发生在2014年，朴槿惠弹劾发生在2017年。这些事件原本是我日记中的一部分，但这些故事，对韩国的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关于韩国人的故事，也是关于民主的故事。”

“我以前总是对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有所保留，但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保密，我恐怕无法再讲好其他的故事。”

在纪录片中段，爸爸妈妈带着雅琅一起登山。他们碰到了一段岔路，一条险峻、一条平缓。母亲指着陡坡说，“亲爱的，我们走这条吧”，爸爸则劝阻，“那条路很陡喔。”妈妈说，“我们就当成冒险试试看。”

雅琅似乎感到无奈，她说，那这样我要跟着谁？

爸爸说：“那条路虽然比较快（短），但也比较陡；我这条路虽然比较远，但比较平缓。”

最终，她跟着母亲走向了陡坡。爸爸看着女儿离开，就说，“也好，就当成运动吧。”

韩文的“运动”，和中文一样，既指涉身体的运动，也有社会运动的意思。父亲的应允，彷佛映照着这对夫妇的路线选择。

而拍摄这部纪录片，也意味着雅琅选择了与母亲同样的道路。受访时雅琅说，这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桥段，而是真实的日常对话。

她曾以为父亲的思维方式是不可撼动的。“但MeToo运动后，情况有点不同。我父亲曾告诉我，他也想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

“当时我问他，怎么看这个运动？他说，‘自从我生了两个女儿后，我决定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他说，自己知道社会上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他承认自己以前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但我是真的想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老男人确实想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MeToo运动是我们家庭终于决定，不再遵循这些东西的转折点。”她说。

家政：家中的政治、民主社会的缩影

“其实在选举或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非常不同，但他们（父母）感情还是很好。我觉得因为正是他们不同，反而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政治其实不是我们家庭首要的问题。”雅琅说。“但在家务分工上，这仍然是个困难。”

“在韩国，我们有祭拜仪式，只有男性成员可以参加，女人要负责做饭。我母亲不能回她的家乡祭拜她的祖先，却要为了父亲的家庭工作，而我父亲从不做饭。当然，我们有了外卖，或许可以取代一些事情，但观念还是没有太多改变。”

“在大学时期，我的母亲对女性主义还不够了解。当时，男孩们抗议，女孩们做饭，带饮用水，有人受伤，也是女孩负责照顾。她对此非常生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女性不能成为抗议的领袖，可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但她的母亲，在婚姻中也逐渐找到了抵抗与协商的方式。

“这几年，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她要求必须强调这些祭祀的食物是她做的。而且，也要求让我们参与典礼。其实，只有儿子可以参加仪式，但她说，‘如果不让我的女儿们参加仪式，我就不做饭给你们吃。’——我妈妈非常强势，这是她跟我爸爸的家族提出的交换条件。”

在电影翻译上，南雅琅也做了许多设想。

这部纪录片在韩国起初叫做《爱国女孩》（애국소녀），纪录片一开始，讲述了父母、女儿三人，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爱自己的国家”。然而，她也提到“爱国”在当代韩国，也是一个吊诡的双关语，在近年越来越兴起的极右运动中，爱国同样被拿来当成反对少数族群意见的挡箭牌。

因此片名《爱国女孩》，更像是一种对家国想像的讽刺。

而在英文翻译时，她考量到了外国人或许不易理解脉络的因素，“我改用《K-family affairs／民主家政课》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今天的韩国社会，有不少人依然觉得像我这样年轻女性的家庭故事微不足道。”

“你必须讲大故事，谈政治，谈历史，不要讲女性自己的故事。他们觉得你的故事只值得写在日记里。他们觉得你永远太年轻。我想反对这种观点，我想表达的是，个人故事同样也能够政治化。”

“K”这个字母，希望它像K-pop一样，流行又国际化。至于“family affairs”，家庭事务，则是想展现一个普通韩国家庭的故事──帮小孩过生日，全家去郊游，做饭打扫，“这些看似小事，但其实包含了所有的政治问题。”

细腻纪录家庭故事，就是最有力量的历史叙事

这部纪录片既是私密的，也是公共的。社会学者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亲密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指出：

政治的民主就是让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主的方式参与民主的过程。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纯粹亲密关系的领域。亲密关系根本的一部份，就是经过反思协商、建立公约、讨论经济资源的取得、子女照料的责任、家事方面的分配。它未必完全均等──但只要是根据自主原则协商，双方认为平等就可以。

雅琅说，“令人惊讶的是，我的父母相处的非常好，他们从大学开始，爱情长跑了10年，决定结婚。我认为这也是个民主的表现。”她所期待的民主，是能够包容不同的意见，并且最终还是能够相处，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今年的台湾纪录片影展，因为仔细描绘家庭故事与南韩政治历史的交织，这部纪录片得到了评审团奖。在未来，她还希望更多的碰触性别议题。

直到现在，她的父亲仍在为韩国政府工作。所以当这部纪录片有了粗剪版，起初雅琅想让他先看看。“但我爸爸说，对艺术家或记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自由，不受审查的自由。无论他说了什么，都会让我产生自我审查，不敢说出真正想说的话。所以他不会看。直到我们全家一起去了一场小型放映会，他才第一次看到内容。他至今依然没有给我任何评论。”

父亲尽管因为职务不能发表意见，但最亲密的家庭沟通，往往也未必反应在言语上。

这两日，在雅琅的社群网站上，她发了一张照片，是父亲捧着她的影展奖杯，仔细阅读上面的中文字，神情骄傲。

“我的母亲也很高兴，她说的是，‘雅琅把我拍的真酷，我一定会多了许多女性粉丝。”

（本文特别感谢吴文哲共同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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