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谓的性别战争：俞敏洪道了不该道的歉

一

有句老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但遗憾的是，咱们今天的“中国人”（只是统计或主流意义上而言，不排斥也必定会有例外和少数派）很讲究“吃”，却不怎么讲究“言”（大不了就“不言”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人对“吃”貌似不怎么讲究，但对“言”却是讲究得很，了解点西方哲学史的都知道，这至少是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智术师辩论就开始了。

假如抽调了这一场哲学的前戏，就不会有苏格拉底的为了寻求定义的对话、亚里士多德为“言”立法的形式逻辑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诞生。那么，今天的世界肯定就会是另一番模样。可以说，西方人今天能够享有freedom of speech，离不了这两千多年的怀疑、讲究和辩论。

再反过来看我们自身的儒家文化传统，显然在这一维度上是缺失的。如果说对“言”还有讲究的话，那也是缺少了怀疑和辩论的“假讲究”，或者说“巧言令色”，“以一片德义支配人间万事”（福泽谕吉），甚至“以道学名义整人”（李贽，《四书评》），但不幸的是，由于目前的基础教育中依然缺失关于认知、逻辑和修辞的内容，这种文化风气依然未绝，且有满血复活的态势。

逻辑很重要，这已是常识，不过，至于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中依然缺失逻辑课，其背后的原因显然超出了教育本身的范畴，咱们也只能略过不表。当下，网络中的话语混战，日常会话中的交流困境，例如，言者常常词不达意，听者往往自己加戏，认知和交流成本高到深度沟通和相互认同变得不可能，整个社会隐藏着一种神经质和玻璃心倾向，正在朝着“聖”的对立极加速而驰，可以说都与我们的文化惯性中的“不讲究”或“假讲究”所造成的脑力赤字有关。

那么，以此背景或者说“土壤”亦或说“共业”来看，俞敏洪先生此次因为自己的“言”之不讲究而导致了“祸从口出”，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然后成了一个活出气筒，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尽管这已是众所周知了，我们还是有必要把俞敏洪先生的原话贴出来，以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

衡量的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而是不是说写了一本书，或者是写了一个核心素养大家去读就能改变教育的方向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得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后果是，这段话引来了一大波意外的情绪飓风和舆论抨击，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些抨击中，杠精居多，自加戏者居多，双标者居多，能做到“讲究”且认知上档次的却不多。

二

那么，什么才叫认知上档次呢？

我不想在此进行严格的定义，因为那样既麻烦，占篇幅，又不可能，只说个大概吧，起码要有三条标准：

一是善意理解原则。这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佛陀说“不可说，不可说”，以及现代认知理论中的认知不完全性或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只要是开口说话，就不可能没有bug，那么，“言传”的球，就要靠“意会”来接，而这种“意会”必须是“善意”的，否则，要是存心恶猜对方、抠字眼儿和吹毛求疵的话，那很可能变成“疑邻盗斧”，或陷入无穷的争执，有意义的交流就会变得不可能。假如心中缺乏这样的意识和原则，那么，我们的理解力便不可能真正“成熟”，随时会成为被舆论操纵的“乌合之众”。

二是尺度-角度原则。每个人因自身经验和知识的原因，会带有不同的看待事物的尺度和角度，而同一个事物或词语在不同的尺度-角度下往往会呈现不同的内涵，这即是尺度相对性。人们常说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发生的尺度（-角度）效应。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对这种尺度-角度效应有足够的自觉与谦卑的意识，以便能够尽可能地超越自身狭隘的尺度-角度而与其他人达成“共有尺度”、“角度融合”和“重叠共识”。

三范畴-层次原则。在尺度相对统一和角度相对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具有范畴和层次的意识，该区分的要能区分开来（分析），该联系的要能联系起来（综合），这也就是逻辑的内涵，例如，柏拉图区分了观点与知识，莱布尼兹区分了理性真理（必然的，对立面不可能成立）与事实真理（偶然的，对立面可以成立），韦伯区分了事实与价值，学术上区分了描述性（是什么，实然）与规范性（该什么，应然）概念，个人或微观层次与社会或宏观层次，等等，假如不进行必要的区分和联系，我们的认知和理解力就不可能得到深化，结果就会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脑子浆糊”，任何深入的交流和交往都会变得不可能，这甚至会造成“爱无能”。

那么，我们以这三条原则再来看俞敏洪先生的原话和语境，的确存在很不讲究和太不严谨的地方，概念和逻辑上相当错乱，但这基本上只是认知和逻辑范畴意义上的“恰当不恰当”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价值和道德范畴意义上的“正当不正当”的问题，一种性别价值观中的“政治正确”和外在权力来迫使俞敏洪先生道歉，显然是不正当的，是以“不正当”来对付“不恰当”。

首先，这是一次论坛中的演讲，主题是关于教育的，并非两性关系。俞敏洪先生本意是在以类比的方式来说明“衡量的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这个观点。他此处不讲究在于：

一是以繁驭简，即以两性关系和国家状况这种更复杂且敏感的现象和范畴来类比和解释教育的评价和方向的关系这种较简单和平常的现象和范畴，他所说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哪是随口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呢。

二是归纳谬误（即不自知的逻辑跳跃）。他说自己是在“举例子”，那说明他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和他自己归纳和描述的“事实”的角度，但吊诡的是，他却把“举例子”变成了以演绎逻辑展开的三段论，假定的大前提是“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得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设定的小前提是，“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结论是，“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男人的堕落进而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在这个立论的过程，俞敏洪的关键谬误是他在设定自己立论的“大前提”时犯下的，即悄然地把可能是基于他自身特殊的、有限的经验和观察归纳出来的描述性语句转换为了作为三段论大前提的普遍的、无限的规范性陈述（原理），亦相当于是把莱布尼兹所说的“事实真理”不加限制地转换为了“理性真理”，但正如休谟所指出的“不可能单独地从描述性语句中衍生出规范性陈述”（“It is impossible to derive normative statements from descriptive sentences alone”）【注】。简单地来说，这样的不完全归纳难免会遭遇“黑天鹅事件”。有一些批评显然是抓住了这个逻辑漏洞，以例外的事例和现象来进行攻击。

至于俞敏洪陈述的小前提，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君不见，不管是当年那句“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还是“30岁以下中国女性择偶观：8成人最看重物质”，以及贪官们身后那一长串情妇和小N们（据说不乏女明星的身影），Ayawawa的红红火火，等等，这样的现象和我们身边的例子不要太多，可不要假装外宾不承认这正是当下的社会风气和“基本事实”，而且，我们目前看不到任何阻止这一趋势继续恶化的力量。

三是全称谬误。用了“所有女生”和“女性”这样的指称。尤其是关于“女性”这个概念。当前的性别话语或女权话语中存在一种很奇怪的调性和不对称，即当说“男”的时候往往用的是“男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在一种具体的、现实的、描述性的范畴说话，而当说“女”的时候往往用的是“女性”应怎样，应怎样，这是在一种抽象的、理想的、规范性的范畴说话，也就是基于两性平等的理念，“女性”和男人相比或在男权社会中，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权利，诸如此类，而很少去谈现实中的女人是什么表现和作为。那么，这里的“女性”实际上只是一种属性，一种价值，一种权利，而不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可能高贵也可能堕落的“女人”或“女生”。一些基于女权主义的话语模式正是在以一种抽象和理想的立场来怼俞敏洪具体的、现实的归纳。其中，以张雨绮女士为代表（引用率非实在是非常高，所以不得不“引用”），基本上是属于驴唇不对马嘴。实际上，一个男人完全可以既尊重女性的价值（人性范畴），又鄙视某些女人的行为（人格范畴），这没有任何问题。

三

总的来说，尽管俞敏洪先生存在这样的谬误而导致了谬论，但鉴于我们的土壤和共业，且能同样站在现实和事实的立场上的话，把俞敏洪先生的貌似“全称”指代（“所有女生”，“女性”）善意和同情地理解为概称或统称的话，即在概率意义上或统计意义上而言的“多数”或从社会影响力、控制力和结构性而言的“主流”的意思，那这样就不排斥反例的存在了。

那有人可能就此会说，俞敏洪除非拿出社会调查数据，否则在这件事上依然没有发言权。但这样的反驳就有点幼稚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社会调查员”，都在进行社会归纳，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单一性和同构性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俞敏洪先生作为一位成功人士，相对完整且深度地经验了从底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整个过程，且相对来说是一位诚实和敢说话的人。那么，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俞敏洪先生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事实判定是值得被认真对待和深入讨论的。

那么，我们若是不从逻辑严谨性上去较真儿，而是从现实和事实角度来审视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否认俞敏洪的“归纳”是有一定的道理和启发的，尽管并不全对，也不能说全错。

实际上，我们应该都不会否认，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雌性或女人的“性选择”和“爱选择”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男人讨媳妇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女人找老公的压力，能超越这种“性选择”结构的男人，只可能是极少数。这并不难理解，以俞敏洪先生的人生阅历，抛出那样的看法，显然是认识到这一点。或许他还看过古希腊喜剧《利西翠妲》。

这个喜剧的背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讲述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女人们，为了平息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发动了这样一个计划：

女士们，如果我们想迫使我们的丈夫回到和平中来，我们就必须停止和他们行房。

尽管经历了巨大的阻力和周旋，但雅典和斯巴达的女人们最终还是胜利了。由此来反照我们的现实，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依然是男权结构，但是，假如一些权贵夫人们没有那么堕落的话，假如没有那么多的女人们主动向权贵们投怀送抱的话，社会的风气会不会是另一番样子呢？

所以说，俞敏洪的看法并非是那么糟糕，一无是处。但是，我们最后也必须指出的是，他只是看到了现实的一个横切面，而没有看到或有意不提及现实的纵切面，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纵向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男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而不只是仅仅停留在两性关系的女儿情长之中。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真正能够给女同胞们带着安全感和温暖感的“真男儿”和“真英雄”，才逐渐导致了女生们在择偶时的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也就是说，纵向来看，正是男人的堕落，尤其是男人中精英的堕落导致了女人的堕落，正如马克斯·韦伯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

一个不能为女人提供最为基本的安全感和尊严的国家，最应该感到羞耻的应该是男人，尤其是那些对社会具有认知和观念塑造力量的精英男人。（这也是我们的怼计划接下来将要开怼的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欢迎关注）

但是，我依然认为，俞敏洪先生迫于压力，道了不该道的歉，即便作为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士，俞敏洪先生应当对自己的谬论负责，要表达歉意的话，也只能是认知、逻辑和表达层面的，而不是价值和道德层面的，是认知错误，而不是道德错误。那些从那段话中感到了“被冒犯”女人或女生们，反而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自身，为什么会如此玻璃心？这正是一次自我观察的好机会。

实际上，男人的堕落与女人的堕落，犹如一个莫比乌斯环，看似两面，实则一面，又如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唯有男女各自意识自身的问题和责任，才有可能突破当下的两性关系中的囚徒困境，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建设性的道路。（对这样的道路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和关注：登峰计划）

注：引自Paul Hoyningen-Huene,Systematicity :The Nature of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