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不是都没有底线？

偶然看到一条旧新闻。大概四年前，大陆脱口秀演员杨笠在节目上讲的段子引起争议，在网络上造成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个段子的内容大概是，某人说杨笠在脱口秀上调侃男性的内容“挑战了男人的底线”，杨笠反问，“男人还有底线呢”。不久，这个段子就上了微博热搜。不管是网络营销，还是此话真有如此大的杀伤力，总之，网民自觉分为两个阵营，要么支持她，要么反对她，吵得不可开交。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另一个比较出名的，名叫黄西的脱口秀演员公开表示，“她嘴里的‘男人’并不是指所有的男人”。与之相对，现在打开哔哩哔哩，搜索“杨笠”，很容易找到抨击她的评论，大部分都批评她以偏概全，说她草率地把所有男人都定义为“没有底线”。

同一句话，为什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男人没有底线”，指的到底是“所有男人”，还是“部分男人”？

思考到这一步，你就会发现，第一，这类网络骂战真的很荒谬。那些所谓的观点和立场，不过是网民抓住一句话中的歧义，然后借题发挥，借机把心中的情绪宣泄一番。就像赵本山的段子，“树上qi个猴”，到底是“骑个猴”还是“七个猴”？这本身就有歧义嘛，再怎么讨论也注定争不出个真假对错！所以，这时候讲立场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这反映了一种“社交失误”。既然两种解读都有可能，那么，你要选择哪一种解读呢？你是愿意相信杨笠只是为了逗乐大家而调侃，还是愿意相信她就是个坏女人，完全是在恶意中伤男性呢？没错，我提问的对象是“你”，是听者，而不是说这句话的人。

社交从来就不是独角戏，一句话的含义不完全取决于说这句话的人，还取决于听这句话的人，有时听者甚至更重要。我认为，脱口秀本质上还是一种社交活动，虽然只有演员一人在台上滔滔不绝，但它追求的是观众与演员互动的及时性。讲完一个笑话，观众立马理解笑点，捧腹大笑，这样的表演就非常成功；反之，整场表演下来，观众对段子没有多少回应，就很失败。

同样是自说自话，论文本质上则不需要读者的回应。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有一章的内容是证明圆的周长与直径（或半径）的比值为定值。读完这章，我突然感觉，古人好聪明啊，有完全不输现代人的智慧。但是，谁在乎我的感受呢？作者发表论文，在乎的主要不是读者的感受，而只是告诉读者，不管你高不高兴，甚至不管你读不读得懂，接受我的观点就好了，因为我所说的是对真理的表述，是客观存在。当然，读者也会针对论文提出批评，发表新的论文，但这本质上不是在回应作者，而是在回应真理。对于爱因斯坦，你崇拜也好，痛恨也罢，都无法改变他的理论间接让人类掌握了研发核武器技术的事实。

话说回杨笠，其实那些抨击她的人，有多少就是在拿读论文的态度去看脱口秀的。这样说毫不夸张，储殷教授专门写了篇长文警告杨笠，说“这种按照身份政治进行的运动，几乎一定会滑入仇恨动员”，概念多么精炼，用词多么准确，治学态度多么严谨，“真理”的光辉多么耀眼！但我也想说，一场脱口秀而已，那么较真干嘛？

有一本人类学的奇书，叫Watching The English。在讲英国人的幽默那一章提到了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凡事不能太较真THE IMPORTANCE OF NOT BEING EARNEST RULE。其实这条规则贯穿了所有社交场合，不仅是英国、中国，我在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当不那么较真的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无意，社交氛围最好；言者有心，听者无意，是独角戏、领导讲话和家长训话；言者有心，听者有意，是讨论、争辩、计划和密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是咬文嚼字、抓小辫子。后三种情况都不是社交，因为缺少情感上平等的互动。

所以，这场骂战本质上就是一场社交失误。那些批评杨笠的人，根本就没把她的脱口秀当成一场幽默来看，而是当成研究对象仔细分析、批判一番，最后得出结论，说这是在“宣扬仇恨”、“制造男女对立”。且不说“制造男女对立”这种抽象概念该怎么评判（又不是造房子，你怎么一眼看出她有没有制造对立？），那些人对人际关系首先就缺乏基本的认知。储殷教授那么熟悉马克思理论，怎么不知道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知道关系的相互性？怎么看不到在杨笠之前，有多少男人把“女司机”当成贬义词来使用？怎么还在用“孤立的”眼光看待男性群体，好像男人在单方面承受伤害？

杨笠事件几乎是中文互联网上的性别对立问题的缩影。除了那些大家都熟知的，和丑恶的政治挂钩的案件，我面对大部分网上的性别议题，都是从“是否是一种社交失误”的角度去看的。比如之前有人说女明星热依扎穿衣暴露，很多人就拿女性的“穿衣自由”反驳。其实我不懂太多女权的概念，但我知道，如果有人在街上对我的穿着指手画脚，我肯定不给他好脸色看。我不管别人脑袋里装的是不是那套封建礼教的观念，那不关我的事，但既然在公共的社交场合，总得表现得友善一点吧？

说实话，在英国生活越久，越能感受到这里的某些基督徒的观念比中国人还要保守。但他们不会随便去输出自己的观点，原因也很简单，在社交场合，输出观点永远不会是第一重要的。他们在乎的更多是不要让对方尴尬，有时甚至做得很绝。例如，之前在咖啡店做志愿者，不知道店里发行了一套免费兑换咖啡的优惠券。客人递给我优惠券时，我找来经理，她把客人安顿好后，就过来跟我解释，告诉我之后收到优惠券应该如何操作。一切结束后，我发现忘了收客人的优惠券，想去找他要，结果马上被经理制止，她说这次就算了，因为她不想让客人尴尬。

我斗胆认为，网上的性别对立、女权男权大吵特吵，就是对这些社交尴尬的视而不见。而性别议题在很多时候可能也就是这样，就是要避免让女性在社交场合陷入因性别而导致的尴尬。但这在中国不易做到。除了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我认为还有如下原因：

1.  我们太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可能跟童年受到的早期教育有关。中国的小孩普遍不被鼓励在小时候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小时候说的话从来都不被重视。我在中国有过一段支教经历，切身感受过小学生对说话是多么乐此不疲。但是，在那个说话需求最强烈的年纪，很多中国父母和老师却拼命打压小孩的表达需求，嫌弃他们的表达没有逻辑、异想天开，或是制定严格的课堂纪律，惩罚讲话的行为。这可能导致小孩养成强烈的“聪明强迫症”，觉得自己一定要读过很多书，有很多学问，才敢表达自己。等到他们长大了，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和阅历，理所当然认为是时候输出自己的观点了，小时候未满足的表达欲便重新爆发。那些一味试图证明别人“制造性别对立”的人，其实就和不停向我讲述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有趣经历的小学生一样，他们只需要我听，不需要听我表达。

2.  我们不觉得让别人尴尬是种社交上的失败。中国人有太多的关系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反过来，人被关系主宰。例如，有些父母经常在别人面前批评小孩，或者老师让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这些都会让小孩尴尬，但大部分小孩又无法选择主动结束让他不舒服的亲子关系或师生关系，由于道德因素，还得对这些“加害者”感恩戴德。这可能慢慢让人错以为正常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轻微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从中也可以看出一种权力关系，即大人对小孩的压迫，强势的人可以胁迫弱势的人与其建立关系。所以，这反映在两性关系问题中，就成了一种“社交控制狂”。也就是说，不停地讲道理、讲伦理，积累舆论资本，希望自己变成强势的一方，压对方一头，以为这样对方就自然会诚服。却忽略了社交中情感的平等交流，忽略关系是双向选择的，双方都是主体。

3.  我们过度执着于确定的真理，标准单一。一定要弄清楚别人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别有用心”，非得搞明白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能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对待别人的发言。杨笠那句话说出来，听众就应该清楚，各种解读都是可能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必须给各种解读预留一个可能性的空间。我们当然可以发表观点，说杨笠的话引起了性别对立，但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真相，甚至还要说她就是刻意这么做的、说她良心太坏。这样做无疑是陷入了自己的偏见，远离了真相。这种过度执着于真相的心态，可能是因为应试教育让我们过度执着于标准答案，而对可能性、模糊性产生不安全感，渐渐无法接受开放的、不确定的东西也能正当存在（最近的姜萍事件也是如此，一众高校学子非要调查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底细，就为了一个确定的真相，把人家的隐私、名誉统统毁了个遍）；也可能是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让我们的生存环境过于同质，缺少不同价值观的碰撞，盲目地认为正确的标准应当也是唯一的。

4.  我们缺少幽默感。这是最显而易见的，没有幽默感的例子太多了，我刚来英国，就极不适应本地人的社交模式，他们太爱开玩笑了！在这里，开玩笑几乎是一种礼貌。而在中国，好像一提到开玩笑，就给人一种不正经的感觉。其实，可能解决性别对立问题，就是需要这种不正经的精神。之前某官媒在微博发了一组照片，大概是想赞扬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工人，结果一个女生转发，质问为什么里面没有出现女人，瞬间又拉了一波仇恨。可是你仔细想想，这个女生的评论，不精妙吗、不可爱吗、不出其不意吗？连这样都会让某些人觉得被冒犯到，太累了！

所以说，男人到底是不是都没有底线，这个问题的真假根本不重要。而抨击杨笠的人，他们的手段不过是先把这句话定义为假命题，然后反过来指责她用一个假命题描述男性，构成侮辱。唉，太聪明了，聪明到广大女性同胞都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