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份閃亮的夜空？光影表演與遺跡的張力

3 月 23 日

事緣政府在月初，先後於大三巴舉辦「光影表演」，於牌坊建築表面投射不同的節日圖像及燈光表演。由於表演燈光集中的關係，景觀於遠處亦能清晰看見...

作者：遠東釣魚郎（澳門學16號作者之一）

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不知除了擠擁的街頭外，各位讀者是否留意到各處所舉辨的應節活動。在眾多務求使城市洋溢喜慶氣氛的巡遊匯演、煙火表演及裝飾中，卻有可謂特別「顯眼」的例外。事緣政府在農曆年期間，先後於大三巴舉辦「光影表演」，即於牌坊建築表面投射不同的節日圖像及燈光表演。由於表演燈光集中的關係，景觀於遠處亦能清晰看見。

對於此一劃破城市夜空、平日並不多見的城市景觀，卻有意見認為強烈的燈光效果造成光污染。而於建築上所「展示」的不同圖像及內容，亦似乎與大三巴作為「遺跡」的景觀格格不入。

大三巴舉行「歡樂春節」啟動禮以及「歡樂春節春滿濠江」音樂會（Image: 論盡）

此次光影表演於美學及文化上的評價，各位讀者或許心中有數，但如果我們把視角進一步拉長的話，或可留意到「光影」此一展演模式，事實上已在澳門紮根一段時間。

從十年前的「澳門光影節」起，除了於澳門的歷史街區設置不同燈光裝飾，另一具代表性的展演，便是於澳門代表性遺跡（如大三巴）的立面上，投射不同顏色、圖案，以及代表不同意象的展演。其中一個讀者或許還有印象的例子，便是2019年國慶時，政府於大三巴投射以紅色為底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的演出。

事實上，光雕投影（Projection Mapping）作為一種於建築物表面投影不同事物的技術，在外國的文化活動已被廣泛應用。那麼，我們為甚麼會產生投射內容與投射對象（如遺跡）兩者格格不入的印象呢？本篇文章正好利用大三巴再次被染色的契機，藉由外國學者對於「遺跡與投影」此一議題的討論，來思考「格格不入」的背後所蘊含的文化議題。

只是一種技術？

光雕投影的原理看似相當直觀：投影技術把建築物的立面視為一幅投影屏幕，把特定信息透過此一「屏幕」播放，並經由大眾觀看，從而使信息得以散播。此一信息傳遞的模式一方面相當短暫，隨著投影的停止而結束，另一方面亦是一種「非介入式」的方式，亦即它並不改變建築物的外觀或結構，而僅是「借用」其表面作為媒介，因此並不構成對建築物的永久性改變。

但如果進一步思考，我們或可以發現這樣一種技術，其實亦是一種改變對建築物理解的方式。試想像我們平時在「觀看」遺跡時，往往能想像到的，便是此一遺跡在「當下」所呈現的面貌，以及由其面貌所能聯想到的歷史。

通過投影技術的介入，例如模擬重建遺跡的歷史原貌或色彩，展示有關遺跡的歷史資料，或是突顯出遺跡本身不易看出的建築特徵等，皆能夠增加對於遺跡的認識。進一步地，投影技術亦可透過更具實驗性的方式，把遺跡變為藝術表演的一環，從而帶來扭轉對遺跡既定形象的可能性。

因此，透過改變遺跡在建築上的外觀，投影技術能為遺跡呈現一種與既有形象不同的面貌，並通過不同面貌而更新其形象，甚至能夠產生新的意義。由此，投影亦可謂是一種「活化」遺跡的另類取徑。

甚麼樣的投影與遺跡

必須注意的是，上述的討論其實預設了一種投影與遺跡的關係，那便是投影的呈現方式及內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遺跡的建築形式及氛圍相容。在現實的情況中，此種關係不但非理所當然，而且還有更多樣及複雜的組合。這些不同的模式，亦把投影作為一種「介入」遺跡的方法，並預設了某種看待遺跡的方式。

首先，投影的內容本身，事實上可以完全脫離於遺跡本身的背景。大家可以想像在平行時空中，大三巴的立面被用作投射有關澳門「手信」的廣告內容。當然，杏仁餅跟豬肉乾在當下的澳門，並非全然與大三巴無關的事物（或許有些人甚至把大三巴當作是手信街），但在此一種模式下，大三巴便已不再是那個充滿歷史氛圍的學院遺跡，而只是被用作能夠聚集人流的廣告「佈景版」。

退居次要的遺跡，便成為了一個僅僅是散播信息的媒介，其歷史背景因此褪色；反之，其被社會認可的歷史重要性，或會進一步被挪用作為投影內容「背書」的工具（因為它在文化上有一定地位，使得信息被「加持」）。

就某程度而言，當政府以「旅遊論述」來論證光影表演「選址」於大三巴的合理性時，背後或許仍預設了大三巴作為代表性地標，能夠極大化吸引觀光人流的「優點」。至於究竟投影的信息與大三巴作為歷史遺跡如何拉上關係，或許並非考量的重點。

至於另一種投影技術與遺跡之間的關係，則主要透過即時性的呈現方式（例如在遺跡立面上進行視像的投影），在遺跡上進行藝術性表演。在此一關係中，表演往往透過「使用」遺跡的歷史氛圍，使後者的參與本身，成為表演不可或缺的部份。反過來地，表演在相當時候亦呈現一種遺跡與過去不同的面貌，從而豐富既有遺跡「歷史」的意涵。

在外國的歷史遺跡中，已有相當數量以藝術方式來呈現，或是說在遺跡上演藝術表演的例子。此種既非完全脫離於遺跡本身的歷史背景，同時又非僅聚焦於補充遺跡資訊性需要的形式，或許切合澳門在文化上的需要（至於到底甚麼才算得上是「藝術」則另作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