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3.3 夢醒時分

這是我和高中時期的玩伴菊次郎的故事。

和菊次郎第一次見面是在開學前幾天，當時我申請了學校宿舍，但校內名額有限，把我安排到了校外公寓裡。我一個人拖著行李箱準備去辦理入住，進房間的時候已經有人了。一個皮膚黑黑的，瘦高瘦高的帥男孩。他很熱情，一看見我就幫我拎行李，並做自我介紹。看得出來他是自來熟的那種孩子。我是偏內向一點的，尤其跟第一次見的陌生人，難免會表現得拘謹些。全程基本是菊次郎在說，我在聽。

在菊次郎的那個夏天，我們遇見了彼此。

開學先是軍訓，菊次郎嗓音很洪亮，也長得標志，被選為了標兵。他應該是從小到大走到哪裡都會被眾星捧月的。剛剛認識不到幾天，他跟班裡的男女生，甚至隔壁班的男女生都混的很熟絡了。我不大愛講話，一般都是靜靜地看著他們。菊次郎看我一個人單著，總會熱情地把我邀請進去，和同學們一起聽菊次郎唱歌，看他變小魔術。同學們那時還大都不認識我，菊次郎便把我拉到他們面前，給他們說我是他來到這個學校認識的第一個朋友。然後講我們多麼有緣分，不僅分在了一個寢室，也還分到了一個班……

那時我不知道菊次郎為什麼會和我做朋友，可能我覺得自己不配站在一個滿身光環的男孩身邊。而那時我也還未把自己的心門打開，任憑菊次郎一個人熱情。

開學不久後的中秋節，我當時正要搬出校外公寓（父母在教師公寓另租了房子），在寢室裡面收拾東西。其他幾個室友都回家了，只有菊次郎還在。他說他過節不回家了。我問他吃月餅了嗎。他眼裡先是閃過一絲期待，然後若無其事地說自己不愛吃那玩意兒。我想著書包裡剛好有幾塊月餅，教師公寓也離得不遠，我就陪菊次郎一會兒再走。

雖然做了大半個月的室友和同學，但其實我倆獨處的時間不多。那次獨處，他才向我講述了他的家庭。他父母當年帶他的時候很年輕，他出生的時候母親才19歲。父親常年在西藏，很少回家，一年也見不了幾次。母親也有自己的事業忙，基本不怎麼管他，所以中秋節即使回家，也就只是他一個人。他說完之後，看我沒有回應，然後笑了笑，反而來安慰我，說自己沒事兒，早就習慣了。他說自己已經很知足了，至少還有我留下來陪他。

那晚我還發現了菊次郎的一個小秘密。菊次郎右臂靠上邊的部位有一條十多釐米的長疤。他也沒有遮掩，還問我會不會嚇到。菊次郎說那是他五歲的時候，和表妹在鄉下玩。表妹的髮夾掉進一口枯井裡，他趴在井口想撈，就跌了下去。井底有一塊很堅的石頭，就把他手臂割破了。他說自己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後來嗓子都啞了，才有路過的村民把他就上來。做手術的時候父母都沒能趕過來，是舅媽陪在身邊。他輕描淡寫地講述著，好像那些苦難都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樣。

經過了那次深夜談話，我跟菊次郎的關係更近了。他還是那樣樂觀活潑，身邊圍著很多新認識的朋友。我則從心裡認定他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了。當時我經常帶菊次郎回家吃飯，即便外婆的廚藝並不怎麼好，他總說是他吃的最好吃的家常菜。外婆和母親都很喜歡這個陽光大男孩。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著，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生，直到那節歷史課。

我在高中時期，準確地說在疫情發生之前，我是網路上所說的很典型的“小粉紅”，深信那套“我們生逢盛世，長在紅旗下”的說辭。我當時接觸的訊息幾乎都來自什麼新華社、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之類的。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是在一個透明的信息繭房裡，沒有產生過什麼質疑。

當時應該正是春夏之交，“5.35”三十周年。不過我那時還不知道“5.35”，只知道叫“89學潮”。歷史老師正在講“文化大革命”那段，現在想想當年老師挺好的，他並沒有因為不是考點而略去不講。我和菊次郎坐在教室靠後的位置，他在偷偷地玩手機。菊次郎突然問我知不知道天安門事件，我說知道呀。他說當時死了好多學生啊，然後給我看手機上搜索到的照片。（當時他已經會科學上網了）我看到照片之後，第一個反應不是為那副慘狀感到痛心，反而是去為“它”作辯護。

我好像當時還很生氣，問菊次郎怎麼能看這種東西，怎麼能夠去質疑偉光正呢。我用自己被灌輸的那套來“說教”菊次郎。我說你了解當時的情況嗎，領導人都說了他們不是學生而是暴徒。暴徒是什麼？就是人民的敵人啊！就是人民要專政的對象啊！你不要被外媒的什麼報道誤導了。

菊次郎應該完全沒料到我的反應如此激烈。我也不清楚當時自己為什麼會那樣，我還沒有變成他們的人，卻已經一本正經地開始“維護”他們了。甚至為了這個，當時差點和很好的朋友翻臉。我當時沒有向菊次郎道歉，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錯，我還和他說以後不能再談這些事兒了。

和我這樣的人當時應該不是少數，畢竟從小就生活在那個繭房之中。直到發生了疫情，我才漸漸開始覺得有點和我以前想的不一樣，在接觸了一些“燃燈者”之後我才認清了現實。也是因為那些“燃燈者”給了我一絲光明，我也才想走出黑暗。（對於我的思想轉變，準備在後續的文章中來講述）

夢醒了，即便陽光普照，也抹不去過往的罪惡。我不可能再裝作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畢竟往事並不如煙。

當時和菊次郎的“翻臉”，其實也並沒有真正影響我和他的友情，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是我思想轉變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而我現在也和各種政治傾向的人能做朋友（可能是那種廣泛意義上的朋友），雖然我們志趣不同，但更多是道義上不同的選擇，還不至於影響日常交流。

和菊次郎很久沒聯繫了，他大學第二年就去了日本。而那批高中同學中，也沒有像他一樣的了，他們大多至今還沉浸在那虛妄的，一戳就破的夢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