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的孤兒》──一個台灣民族性的初探

在學校上課的時候，總是聽著老師不斷碎念著：「各位天然獨們，你們都是天然獨吧，天然獨應該都讀過《亞細亞的孤兒》吧？沒讀過嗎？那你們還敢說自己是文青阿！」在老師不斷的洗腦之下，終於有空去拜讀了一下這本算是台灣文學上的經典之作《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的文筆很順暢，描寫簡樸又不失細節，在情節安排上也相當的令人舒適！相當適合大家去找來拜讀一下！

《亞細亞的孤兒》出自台灣本土作家吳濁流。吳濁流本名為吳建田，新竹新埔人。畢業於日治時期的台北師範學校。受過日本官方正式教育與傳統漢學私塾教育（與小說主角一樣），曾任日日新報的記者、編輯、台灣公學校教諭，光復後創辦《臺灣文藝》，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主要推動刊物與推動者之一。（相關介紹可以去看一下臺灣記得你有關吳濁流的介紹。）

開門見山吧！這本小說最常被討論的就是所謂國族身分的矛盾與衝突。《亞細亞的孤兒》，顧名思義的就帶有一種放逐、孤寂之感。日治時期下，台灣、中國、日本三個地區的角力各自涵攝著不同的自我認同，依循著這種自我認同向上探詢便觸及了民族認同。你是誰？你是日本人嗎？還是你是台灣人？為甚麼你想當台灣人？以上的問題形構成了一個不斷辯證的場域，在這樣的場域之中，吳濁流以主人公胡太明為中心，展開了一場主人公自我歸屬的放逐之旅。

主人公胡太明出生於沒落的大氏族，家庭趨於破碎，這也是小說中孤兒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太明接受的啟蒙教育來自於私塾，對中國帶有古典式優美的想像。此外，太明吟詩的行為也貫穿全書，就連最後太命發狂也是由吟詩進行表演。發狂而吟詩，正說明中國式的私塾教育根深蒂固於太明意念之中。此外，太明對中國同樣抱持著一定程度上的嚮往，猶如啟蒙教育對太明意義深遠，中國的文化與傳統同樣的根植於太明的心中無法抹消，那是人類固有的溯源的傾向性。儘管對中國抱有「故國」的投射，仍舊恐懼於空間與時間的隔閡。

日本對太明而言則是美好與先進的。以太明心儀的日本女性內藤久子為例，在太明心中，哪怕他們二人並未有過多的接觸，但她依舊是美麗的：

那是豐腴溫馨的日本女性的玉腿，而那優美的舞姿，猶如隨風飛舞的白蝴蝶。太明不覺回憶起某次遊藝會中，久子穿著潔白的舞衫表演「天女舞」的情景來，她那美麗的嬌驅和純熟的舞藝，曾使滿座的觀眾怔驚得鴉雀無聲。看見久子穿著鮮豔的和服在散步，她那美麗的倩影，常使太明對她無限的傾慕。（頁47）

 「日本」代表的是先進、是現代、是美好的，但同時也是侵略的、壓迫的與殘忍的。就像是久子面對太明的告白一樣，「我很高興，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跟你……是不同的……」。美好與殘忍、無知與博學在日本身上呈現著二律背反的詮釋空間與想像空間。

「台灣」呢？台灣對太明來說是生長的地區，是太明所擁有的成長歷程，他與這片土地上的人有著共通的記憶。但在「久子」面前，「瑞娥」卻甚麼也不是。瑞娥與久子都算是太明的同事，與久子不同，瑞娥愛護著太明。即便如此，太明對瑞娥依舊不感興趣，甚至感到厭煩：

太明對於瑞娥這種過分想討好別人的樣子，心裡著實有些煩膩，一時竟不知怎樣回答纔好。也由於對瑞娥的煩膩，益發覺得久子值得思慕和景仰。（頁55）

在兩位女性身上，太明展現著「受過教育的被殖民者」的自卑與優越的。正如李芳玫教授所言「久子代表美好的現代性，卻因台日種族差異而無法發展親密關係，並催生太明的恥辱主體；瑞娥的肉體有如台灣鄉土，是相對上落後的，也提不起太明的興趣，代表被殖民者自卑。」[1]

皇民化下的台灣，成為主導文化、殘存文化與新興文化三者對抗的流動場域。正常而言，這樣的場域是緩慢且溫和的，但當主導文化成為國家機器強勢執行時，場域將變的混亂且混沌。人們不知道自己將雍抱甚麼，在歷史的洪流中找不到定位，正如已經小說中已經日本化的吉村所言：

別人有他們悠久的歷史和傳統的關係，但是我們卻沒有，這種障礙是無法打破的，到頭來我們不過是為人力所無法做到的事瞎起勁而已！（頁316）

同樣的態度，我們也可以在太明勸人不要為了日本而戰爭中看出來：

戰場上大規模的殺人，是日本人用國家的名目而把他合理起來化，英雄化起來。一切的矛盾，胚胎於此。歷史以國家為前提，而歪曲事實，教科書不過是把國家的存在正當化起來，而擁護其權力的宣傳文字而已。由小學至大學的教育的過程，總之是其宣傳的一貫過程而已。因這種教育，使人們習慣於國家生活，由因襲而更成為制度，制度就是把人類應收入那鑄型裡面去。不願被嵌入這種鑄型的人，就被視為異端或叛徒。（頁319）

回過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國家機器如何以意識形態的方式試圖強制的主宰一個社會，並控制著一個社會。以一套正當的、合理的說法，植入人民的心中，讓他們以身為一個日本人為傲。而為了這樣一個毫無來由的說詞去喪命，無非是天大的笑話。

在現代性席捲而來的日治時期，「民族」、「國家」、「整體」等概念主動且強勢的成為了個人生活的意義與行為義務。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胡太明初期對自我認同表現的相對冷淡，以一種順其自然的心態面對外在的鉅變。國族認同對於太明來說，不是一種一刀切的二元對立或者相對主義式的歸屬，也正因此，太明始終無法真正的「選邊站」，「孤兒」的意象也大抵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被建構出來了。幽香的姊夫破題式的說出了這番話：

「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某日晚上，幽香的姊夫半帶戲謔地揶揄道：「你一個人袖手旁觀恐怕很無聊吧？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縱使你抱著某種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起來，你真是一個孤兒。」（頁212）

太明剛開始在面對國族認同的矛盾時，所做的反應是被動的，漂泊於空間之中的。但這種放逐的、順其自然的態度，在多次受到挫折之後，開始因反抗而脫離原本「犬儒」的心態。儘管脫離，但並非太明主動性的去選擇了哪種身分的認同，而是被動的「反抗」著。

他曾經是一個「無認同」者，不想有任何的國族認同，僅是想要安穩的過著日子，放逐整個世界。儘管如此，太明一開始是知道自己是「台灣人」的，但「台灣」卻不構成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為此，所謂的「認同」在太明心中是一個亟欲被解決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一個民族層級、一個國家層級的問題。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來那自西方世界「民族主義」的幽靈徘徊於亞細亞的地域，個人被建構成某個族群意義下的產物。

那麼我們就應該要接著想下去，民族之下還能有個人嗎？民族的概念難道不也正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侵蝕嗎？但有趣的是，台灣人在這樣的局勢中，他縱然無法擁抱一個「言正名順」的「民族國家」，但又被迫的在這樣的時代巨輪中蹣跚著。既沒有個人也沒有群體，「孤兒」不單單是歷史與局勢上的孤兒，更是情緒上的孤兒。

那麼最終太明的自我認同究竟是甚麼？其實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太明最終發狂了。這樣的結局，帶有一種悲劇史詩的色彩，在吳濁流筆下，儘管他是發狂了，卻能夠鏗鏘有力的表達著訴求，寫下擲地有聲的詩歌。我們不曉得他是真的癲狂了，抑或只是佯狂避世？同樣的，最終他成為了台灣人嗎？還是中國人？我們都不得而知，或許也沒有真正的那個答案。只留下他寫下的詩：

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擊暴椎何在？英雄入夢頻。漢魂中不滅，斷然捨此身！狸兮狸兮！意如何？奴隸生涯抱恨多，橫暴蠻威奈若何？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

傳聞中，太明瘋了，有人在昆明見到他，在廣播節目裡聽到他，或在海邊徘徊……

在吳濁流寫成此書後些年裡，《亞細亞的孤兒》開始被置入不同的脈絡中。在這場孤兒的變奏曲中，可以是一種徬徨、失落與孤單的想像，成為一種普遍與共感；可以是戰爭片的主題曲；可以是兩岸統一後，台灣人「二等國民」的身分認同；也可以是一種對既定世界的逃避與放逐。

但若說有一種名為台灣民族的想像，或許正是在這種卡夫卡式的徬徨場域中所建立起來的。作為一種民族性起源的討論，或許孤兒的成長與蛻變才是相對正向與樂觀的，而非身陷於現代主義下的徬徨與失落之中，停滯不前。

在幽靈之前，蹣跚而行……

[1] （林芳玫，〈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亞細亞的孤兒》及其恥辱主體〉，《台灣學誌》 2021.04，第20期 ，頁122）

參考文獻：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1995）

林芳玫，〈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亞細亞的孤兒》及其恥辱主體〉，《台灣學誌》 2021.04，第20期 。

Benedict Anderson著，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台北：時報，2010）。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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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的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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