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判斷，同時將自己交給世界｜巴德學院漢娜．鄂蘭研究中心主任Roger Berkowitz演講側記

更正：演講於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舉辦。

Roger演講的主要論題，是他約十年前開始注意到鄂蘭思想中的「和解」(reconciliation)概念，他分享這一引致他的學術關注轉向的契機。作為法律出身的學者，當時他並未特別關注鄂蘭，在處理南非轉型正義相關的法律議題時，他被要求寫一篇與「和解」有關的文章。但他毫無靈感，甚且對此議題已感到疲倦，偶然的機會收到了鄂蘭的《思想筆記》(Denktagebuch)尚未出版的原稿，而鄂蘭在《思想筆記》前七頁所寫下的，就是對於原諒、復仇、和解的思考，這引起了Roger的興趣而形成他後來幾篇相關文章的基礎。

Roger談到，從鄂蘭的信件與《思想筆記》的內容可以推估，這本筆記的開端源於鄂蘭與他的老師海德格在德國的重逢、交談，與曾經涉入納粹的海德格重逢，或許促使鄂蘭更深刻地思考如處理關於過去的錯誤（wrongs, 這是Roger所採用的詞彙，因為對鄂蘭來說似乎存在不同層次的惡，錯誤因此更能同時指涉這些不同的情況）。

那麼，如何面對過去的「錯誤」呢？Roger指出鄂蘭先考慮了原諒與復仇，前者以「我們都有罪」為前提，原諒者將自己放在被原諒者犯錯的處境，體諒他的人性軟弱；後者同樣將復仇者與犯錯者拉到同樣的地位：你可以做錯，我也可以，所以我對你採取同樣的行動。原諒與復仇導致了「我們都有（原）罪」或是「我們都犯錯」。

然而對於鄂蘭而言，這兩種方式都是非政治性的，鄂蘭提出「和解」。在Roger的解讀中，「和解」是一種政治判斷，讓我們能夠重建一個可以接受、可愛的世界(lovable world) 。這樣的「和解」帶來一種政治上的團結，也就是說即使這個世界中存在著犯錯者、他行了某些惡，但是我願意接受他在這個世界中與我共存，我接受這個共享的世界為我們（的世界）。（注：復仇或原諒在特殊情境下仍有政治性；詳細討論見參考文獻）

「和解」的判斷也是一種政治行動，可能使犯錯者與受害者相互釋放，重新展開行動，也重建共同的世界。然而復仇或是原諒並不具備這樣的政治潛能，因為復仇或原諒導致世界成了都是罪人或是犯錯者的世界，卸除了犯錯者的責任或是造成報復的循環，而不是一個我們能共同接受的世界。

Roger進一步談到「理解」(understanding)與「想像」(imagination)與「和解」的關係。對鄂蘭而言，理解與想像能夠使得惡有意義(sensible, make sense) ，這樣的觀點受到黑格爾的影響，黑格爾將歷史等同於理性，我們可以將過去發生的事情（包含錯誤）賦予合理性（馬克思延伸這一觀點，但轉向未來以科學邏輯創造歷史，這是鄂蘭認為馬克思踰越之處）。但鄂蘭與黑格爾的不同在於：首先，和解並不存在一勞永逸的終點，和解是人存在持續面對的情況。

其次，在一個形上學已然失敗，世界處於無意義性、非理性的現代處境。在理性遭遇實在的失敗，無法再以思考對世界保持某種主宰性的情況下，黑格爾意義的和解失敗了，凸顯一種「政治真理」的不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下，鄂蘭所轉向的思考是自我的對話，嘗試打開某種居間，讓我們回到世界的實在之中，而非傳統形上學試圖虛假地逃脫、跳躍到過去與未來之上；而由這樣的思考所做出的「和解」判斷，已經不僅只是內在的精神性活動，而是重構世界的行動。

這也是鄂蘭對於海德格批評之處，他被支持、參與納粹的活動所驚嚇，他從自己所犯的錯誤逃離，退回非世界性的思考中；Roger打趣地將海德格與艾希曼做比較，艾希曼不思考而犯下錯誤，雖然鄂蘭並未稱海德格是那樣的愚昧或平庸，但他們的做法都是無世界性的。

雖然鄂蘭提出了「和解」作為政治判斷的行動，但是Roger提醒：一方面，這既是政治性的判斷，因而也是個人化的問題，即使做出判斷也不具有普遍的強制力，但是具有公共性可以被討論、人們可以以自己的判斷彼此說服；另一方面，存在著根本無法和解的情況、超出和解邊界的錯誤。要如何判斷我們和時不能和解呢？

鄂蘭引述了康德的想法，康德談到在戰爭時做出導致戰後和平不可能的罪行，對鄂蘭而言類似的，某些錯誤與犯下這些錯誤的人，他們根本挑戰了共同世界的可能性，有這樣的行為與作惡者存在，我們根本無法接受那樣的一個世界。Roger指出，鄂蘭確實曾做出這樣「不和解」的判斷，也就是對於艾希曼及其罪行。

Roger解讀說：作為一種政治判斷，鄂蘭對於艾希曼罪行的看法超出了司法體系的常規。在司法審判中，犯罪意圖(Absicht)是其中的構成要件，而艾希曼審判的一個困境就在於，他自辯自己只是服從上級，嘗試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既無滅絕猶太人的惡意，也不覺得對所做所為感到罪咎。然而鄂蘭指出，就艾希曼的情況，法庭應該如她一樣考慮這種特殊處境，而做出政治性的宣判：不以其意圖，而以其實際罪行加以定罪。

Roger以他有關刺殺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行動的文章作延伸解釋鄂蘭這種判斷的含意。他指出在鄂蘭的想法中，我們能夠做出不和解的判斷，並採取政治行動，比如賓拉登確實犯了嚴重的惡，而歐巴馬政府以非法方式刺殺他，這樣的行動確實有其理由。但是關鍵在於，在這個行動之後，判斷者與行動者應該把自己再交給司法體系裁決。

在演講最後關於「不和解」的部分，特別引起現場宋灝教授的興趣，他進一步將這個問題推到極致：鄂蘭的這種判斷是否意味著，政治判斷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否隱含著任意以政治判斷之名違犯法律的危險，畢竟無論在當代或是納粹本身，就包含了這樣的違犯。

Roger更進一步澄清：一方面，法律的設置是一般性的，仍然需要法官的個別判斷；另一方面，鄂蘭並不是要任意以政治判斷凌駕司法程序與判決，而是當極端情況下（比如滅絕營、艾希曼），既有的法律已經喪失作為判斷指引的效力，就需要政治性的判斷重建共同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如果行動是在法外的，需要將之帶回司法體系中，我們可能藉此建立新的合法性判准，也可能仍舊將之判定為非法。就筆者的解讀，在那樣的處境下，司法的審判者轉化為一種政治上的行動者，他們為了這樣的極端處境，重新評估法律與未來共同世界的關係，他們也因此是在做某種政治判斷。

Roger舉了鄂蘭注意到的一個例子，來自俄羅斯的猶太革命者Sholom Schwartzbard，在巴黎殺死了流亡的前烏克蘭國家元首Simon Petlura，後者在其統治期間殺害了許多猶太人。做出這一復仇行動以後，Sholom留在原地承認罪行讓警察逮捕，在法庭上他也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而判審團在短時間內便判了他無罪。

Roger以這些故事來闡明鄂蘭所談的政治判斷與法律之間在極端處境的關係。不知怎麼的，當他描述這段故事時，筆者特別感到動容；當然不是傾向於暴力或復仇，而是Sholom的行動與坦然似乎與眾不同。也因此我為這篇文章下了這樣的標題：「做出判斷，同時將自己交給世界」，因為無論和解或不和解，這些切身的判斷同時也與我願意的世界緊密關聯，而那個世界中不只有我和我的敵人，還有無數的人們。

參考文獻

Berkowitz, Roger. “‘The Angry Jew Has Gotten His Revenge’: Hannah Arendt on Revenge and Reconciliation.” Philosophical Topics 39, no. 2 (2011): 1–20.

Berkowitz, Roger. "Bearing Logs on Our Shoulders: Reconciliation, Non-Reconcili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on World." Theory & Event 14, no. 1 (2011).

Berkowitz, Roger. “Reconciling Oneself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Reconciliation: Judgment and Worldliness in Hannah Arendt’s Politics.” In Artifacts of Thinking: Reading Hannah Arendt’s Denktagebuch, edited by Roger Berkowitz and Ian Storey, 9–36.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Berkowitz, Roger. “Assassinating Justly: Reflections on Justice and Revenge in the Osama Bin Laden Killing” in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7 Issue 3: 346–351, October 2011.